李玉茂:刘瑞龙在西乡的革命活动

来源:  时间: 2016-11-11  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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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瑞龙(1910-1988),江苏南通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任中共通海特委书记,参与领导了苏北农民武装起义,成为红军第十四军的创建人之一。苏北起义失败后,刘转道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任农委书记兼军委委员。1932年秋,由于叛徒出卖,他险遭被捕,党组织便派他到川陕革命苏区工作。

  1933年初春,刘瑞龙装扮成商人,化名王大舜,随交通员崔凤运同志,取道西安,前往川陕。途径西安时,陕西省委委员贾拓夫、张德生和省军委负责人汪锋等领导同志向他介绍了陕西的政治、军事和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委托他到陕南后帮助陕南特委研究建设红二十九军等工作,并派省委巡视员杜润滋和他一道同行。刘瑞龙和杜润滋一行风尘仆仆到达汉中后,向陕南特委书记孟芳洲转达了省委委托,讨论了建设红二十九军的有关问题。随即和孟芳洲、杜润滋等同志不顾旅途疲劳,一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到达红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马儿岩。

  当时的红二十九军刚刚组建,主要是收编了未经改造的“神团”、“民团”、“烟户团”及其他一些投机分子,革命群众较少。所谓“神团”实际上是一个明团暗匪的反动武装组织,其本意是想占山为王,独霸一方。陈浅伦回乡发展革命武装时,他们抱着投机钻营的心理加入红二十九军游击队。但其旧习未改,假借打土豪分田地的名义将没收地主的财产据为己有,随意抢劫群众财产,霸占农民妻子,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红二十九军在建军及建立苏区的过程中,没有大力发动群众,因而缺乏雄厚、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

  刘瑞龙抵达马儿岩后,即会同红二十九军领导陈浅伦、李艮、程子文等进一步分析红二十九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了组织建设、整顿部队和游击根据地等相关工作。为了统一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整顿作风,纯洁队伍,壮大红军力量,在刘瑞龙同志的指导下,经过认真紧张的筹备,于3月上旬在马儿岩召开了红二十九军及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检查批判了个别同志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达成一系列会议决议:关于建立党及参加部队政治教育问题决议;关于正式建立和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问题的决议;关于广泛发动群众,进一步深入土地革命,掀起群众性的反封建高潮问题决议;关于纯洁内部,开展肃反工作等问题的决议。会上还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对混入革命内部的“神团”首领、地主、富农、土匪流氓等阶级异己分子进行隔离审查。同时,在根据地和红军内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为密切军民关系,制定了六条纪律;为加强政治和军事训练,向连队派出指导员和教练长;为提高军政干部素质,在天明寺建立武装,成立教导大队和业余学校;为严肃军纪,处决了严重犯罪分子的曾安荣;镇压了张正万的干老子熊振川,张为之求情被严词拒绝;批评教育张正万私藏粮食、霸占民妻等不法行为。

  经过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真正建立起了一支正规的红军部队,军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为红二十九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此时,红二十九军也面临武器匮乏,弹药不足,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等问题,经过研究,军部决定派出一个排的精干兵力随刘瑞龙一起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接受训练,领取枪支。

  到达川北后,刘瑞龙向红四方面军汇报了在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了解到的情况,以及红二十九军的要求。为开辟陕南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总部正式决定派刘瑞龙同志担任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并让他率川陕省委政治保卫局一个驳壳排及原护送刘的二十九军一个排,发给步枪40余只,短枪一支,迅速返回马儿岩,发展壮大红二十九军,配合川北红四方面军的反三路围攻。当部队走到两河口附近,却惊闻马儿岩发生事变的消息。

  红二十九军的发展壮大,根据地的不断巩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西乡的土豪劣绅惊慌失措,纷纷联名请求国民党汉中绥靖司令部派兵对红二十九军进行“围剿”。3月26日,国民党汉中绥靖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由汉中出发,经城固、洋县抵达西乡县城。敌军一方面派出大量兵力对马儿岩根据地进行包围,一方面派人混入红二十九军,诱劝张正万叛变,张匪性未改,暗中联合敌一百零二团二营营长张镜白,阴谋内外夹击,决心寻找机会向红二十九军发动突然进攻。

  1933年4月1日,红二十九军和边区苏维埃在马儿岩召开军政联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级军政干部,研究进一步扩大红军,征集粮草,准备入川等问题。当时,汉中绥靖司令部亲率部队驻扎西乡,随时配合张正万行动。军部此时正将主力派往各山头进行抵御,军部兵力异常空虚,张正万窥见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经过秘密策划决定由匪徒李显文带领一路人,攻打邱家山政治部;王国民带领一路人,攻打尹家崖教导大队;刘光升带领一路人,攻打驻扎在汪家坪的红三连;张正万亲自带领一路人,攻打马儿岩军部。

  张正万带领的叛匪到达马儿岩附近时,参加会议的干部尚未到齐,先到的干部正在随意闲谈,张正万假装向陈军长请示大土豪问题,进入军部,探听虚实。陈军长说,军部马上要开重要会议,有事以后再说。张正万这时立即退出会场,不一会,在五台寺、邱家山方向响起了叛匪们发动马儿岩事变的枪声。陈军长等干部听到枪声,便知道是内部叛变,立即持枪突围。经过激烈战斗,终于突出重围,越过辣子沟、磨子坪、藏身玉皇洞中,当时没被叛匪发现。陈浅伦、李艮等在玉皇洞隐藏几天,因饥饿难忍,于4月5日下山到桃园子辜老婆子家中找饭吃,准备吃饭后去川北找红四方面军。没想到辜老婆子是红二十九军一团九连前任连长曾安云的母亲。曾安云本是土匪出身,参加红军后匪性未改,抢劫群众大烟,经多次教育,拒不认错,被陈军长按军纪进行了处决。陈军长不知道辜老婆子是曾安云的母亲,而辜老婆子却认得陈军长。辜老婆子狭路遇冤家,密使儿媳向张正万告密,张匪派王国民、曾安发等前往捕拿,陈浅伦举枪击毙土匪一名,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

  4月6日,张正万召集叛匪、民团,强逼当地群众一百多人,在磨子坪召开大会。会上,陈浅伦军长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痛斥张正万等叛匪背叛革命的无耻行径,号召群众到四川去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会后,陈浅伦等红二十九军领导人被押到边界梁杀害。在场的群众看到烈士们在刑场上表现出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时,无不泪水纵横。

  刘瑞龙即率领部队火速赶来救援。刘瑞龙到了西乡大河坝的八海坪,与陈明伦率领的红二十九军第九连50余人汇合后,重返马儿岩。队伍驻扎马儿岩后,到处寻找张正万及其手下的人,准备为死难者报仇。而此时的张正万等叛匪如惊弓之鸟,听到风声,早已逃的无影无踪。搜寻10余天,没有结果,刘瑞龙就带领部队从马儿岩赶到私渡河、廷水一带,采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一方面镇压恶霸地主,一方面寻找马儿岩事变后的失散的战士。在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九团的配合下,共找回部分红军战士,长短枪40余支,连同自己带领的两个排的兵力,组织120余人,建立了“陕南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在马儿岩、私渡河、廷水、八海坪和城固的孙家坪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组织群众工作。游击队在刘瑞龙的领导下,在城固县的孙家坪同敌军打了一仗,敌军孙营长所部不敢恋战,狼狈逃窜,随后部队驻扎到廷水的水山口。敌汉中绥靖部队得知这支年轻的红军武装,并没有因为张正万的叛变而消失,又从山里回到了私渡河、廷水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就派部队集中兵力向廷水、私渡一带发动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刘瑞龙带领游击队120余人,从廷水主动撤退,经过马儿岩、尹家岩、细辛岩、青山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和,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入川后,刘瑞龙同志回到川陕省委工作,担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刘瑞龙同志在西乡的革命活动虽然短暂,却给巴山汉水之间,特别是陕南地区的革命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陕南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刘瑞龙(1910-1988),江苏南通人,历任中共通海特委书记,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豫皖苏省委委员,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民运部部长兼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华东北线后勤部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委员会书记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农业行政干部学校校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农业部顾问等职。

  (作者单位:中共西乡县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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