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新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陕西历史人物研究

■ 姚文琦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历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共陕西组织领导红军和人民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是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历史、军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勤劳、勇敢、质朴的陕西人民，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在三秦大地上，曾经建立了带有“陕”字（或者没有“陕”字，但管理陕西及辖区外的中共组织）的12个省级中共组织①和10块根据地②，在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中共陕西组织、青年团组织的建立路径。陕西是西北地区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的省份。在京、沪、汉、津等地求学的陕籍学生最早接受了马列主义，创办或者参加了当地的进步青年组织，如刘天章、李子洲、杨明轩、魏野畴等组织了“共进社”，王尚德在武汉参加了恽代英、林育南等创办的“利群社”。他们于1921年7月后相继在各自求学的地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然后回陕发展组织。1924年建立了赤水社会主义青年团干事会③，1925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安特别支部组织④，1927年7月在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中，陕西的共产党人不畏艰难困苦、不畏牺牲，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

建立党团组织的地域。最初建立的党团组织，都在交通比较方便、教育比较发达的渭南、西安、华县、三原、绥德、延安等地。大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协助陕军坚守西安，牵制了在直系军阀刘镇华近十万兵力，策应了北伐战争。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创建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最后形成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全面抗战前后，中共陕西省委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支持国民党军队奔赴抗日前线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中共组织有步骤地推进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文化等各项建设，使边区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政治中心、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以自卫反击战保卫陕北解放区，以运动战解放陕西国统区。中共陕西组织带领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经过浴血奋战，1949年5月解放西安，1950年1月陕西全境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陕西取得全面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间，陕西的共产党人及陕西籍的共产党人在各级中共组织的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战在祖国各地，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骄人的成就，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⑤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共产党人丰功伟绩，研究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从中寻找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英勇奋斗的足迹，可以为我们实现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持。

一、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历史人物基本概况

（一） 中共陕西早期党员情况分析

中共陕西组织建立于大革命时期，但是陕西籍在京、津、沪、汉等地求学的进步青年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们就纷纷在外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天章（陕西高陵人）、雷晋笙（陕西长安人）、魏野畴（陕西兴平人）、李子洲（陕西绥德人）、王尚德（陕西渭南人）、刘含初（陕西黄陵人）、安存真（河北丰润人）、吴化之（湖北汉川人）、耿炳光（陕西澄城人）、黄平万（四川西充人），以上10人为中共陕西组织史资料确定的陕西早期党员⑥。1.从地域上分，除安存真为河北、吴化之为湖北、黄平万为四川外，其余7人均为陕西籍，占70%，占绝大多数。2.从入党时间上看，1921年7月入党的有刘天章、雷晋笙，占20%；1922年的有安存真、黄平万、王尚德，占30%；1923年有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吴化之，占40%；1924年有耿炳光，占10%。3.从加入党组织的地域上看，在北京参加的有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安存真、耿炳光，占50%；在武汉参加的有吴化之、王尚德，占20%；在上海参加的有雷晋笙、刘含初，占20%；在境外法国参加的有黄平万，占10%。可以看出在北京、上海、武汉参加党组织为大多数，占90%,这三地皆为中共早期组织建立的地方。4.从文化背景上看，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北京上大学的有：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刘含初、安存真、耿炳光，占60%；在武昌中华大学学习的为：吴化之、王尚德，占20%；在上海学习的有：雷晋笙、刘含初，占20%；黄平万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参加，占10%。可以看出陕西早期党员都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较早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而且此10人家境相对较好，加入党组织后，就走上了谋求民族解放的道路。5.此10人除黄平万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家乡四川赴延安途中受挫到兰州，与组织失去联系，耿炳光遭受错误处理，开除党籍外（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宁夏大学副校长），吴化之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对外友协顾问外，其余7人皆为信仰献身，成为烈士。7位烈士，王尚德在解放战争初期被特务暗杀外，其余6人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受尽严刑拷打，为信仰、理想而献身。

通过分析以上10位陕西早期党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十月革命后，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国家的独立、富强为己任，在各自求学的地方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将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自己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为之奋斗，直至献身。同时可以看出，陕西的早期党员一旦有了自己的信仰，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一是初心使命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为国为民的；二是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具有文化人的品格、气节，一诺千金，矢志不移。

（二）中共陕西省委历任书记情况分析

1927年7月上旬，迎着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陕西省委带领陕西以及甘肃、宁夏部分地区的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历任省委书记情况。192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历任省委（临时省委）书记有：耿炳光（1927年7月至1928年1月）、潘自力（陕西华县人，1928年1月至11月）、李子洲（代理，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曹趾仁（陕西延川人，1929年1月至2月）、杜衡（陕西佳县人，1929年3月至1930年10月、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1931年8月至1932年8月）、高维翰（李杰夫，陕西长安人，1931年3至8月）、孟坚（孟用潜，河北琛县人，1932年8月至12月）、袁岳栋（1933年4月至7月）、刘映胜（陕西华县人，1933年8月至1933年9月）、余海丰（陕西长安人，1933年10月至1933年11月）、韩学亚（陕西渭南人，1933年1月至1934年初）、魏光波（陕西临渭区人，1934年3月至10月）、高克林（陕西华县人，1935年8月至12月）、贾拓夫（陕西神木人，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十年间，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顽强拼搏，自强不息，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十年间，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建和领导了1个市委、13个特委、3个中心县委和40多个直属县（工）委。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中的几个师、旅和不少团、营，也建立了中共组织。十年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省委斗争极其艰辛，省委先后3次遭到国民党大的破坏和4次小的破坏，重建和改组17次，更迭过14位省委书记。在恢复中共陕西组织中，孙作宾（陕西灞桥人，新中国建立后曾任青海省省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十年间，陕西地区尽管斗争异常艰苦复杂，但中共组织活动一直没有中断。在“左”的错误干扰下全国的中共组织在“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⑦，但在陕西情况却不一样，国民党统治区仍然保留有896名党员⑧，43个支部。而且保留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留完整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有红军5000余人，游击队4000余人（不含长征在陕南的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中共陕南特委及其领导的红二十九军）。

2.革命形势愈艰险，愈显出英雄本色。十年间，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有14人任省委书记。大浪淘沙，高维翰、杜衡、袁岳栋先后被捕，出卖组织和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使中共陕西地方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首任省委书记耿炳光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为“左”倾错误所不容，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但是一生坚守信仰，继续为革命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宁夏大学副校长。曹趾仁（民革陕西省委常委，政协陕西省委秘书长）、刘映胜（西安铁路第一中学校长、西安市政协委员）、余海丰（民进陕西促进会秘书长、长安县副县长）被捕后自首，但是仍然从事对人民、国家有益的工作，参加民主党派，继续为国家建设效力。韩学亚，摄于白色恐怖离开陕西，情况不明。潘自力（陕西省委书记、驻苏大使）、孟坚（全国供销总社副主任）、魏光波（陕西省森林工业局局长）、高克林（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贾拓夫（国家计委副主任）牢记初心使命，坚持革命直至胜利，成为国家的栋梁。

3.从14位省委书记的学历分析，仍然是学历愈高，信仰愈加坚定。14人中具有大学学历，坚持革命，有些甚至献出生命的有：耿炳光（北京大学）、潘自力（莫斯科中山大学）、李子洲（北京大学、烈士）、孟用潜（燕京大学），占28.6%；中等学历的为：高克林（成德中学）、贾拓夫（绥德师范）、魏光波（初中），占21.4%；自首后又参加革命的有曹趾仁（上海大学）、刘映胜（赤水职校）、余海丰（北京朝阳大学），占21.4%；叛变投敌的杜衡（绥德师范），占0.07%；高维翰、袁岳栋和韩学亚三人情况不详。若果将自首后又参加革命的计算在内，大学毕业者6人，占43%；中学文化的5人，占36%。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籍党员在外省担任省委书记情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秦大地的优秀儿女在祖国大江南北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陕籍党员在全国各地担任省委书记的有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北京大学毕业）、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吉国桢（陕西华县人，上海大学毕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坚予（陕西三原人，高中）、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汪铭（陕西神木人，在苏联学习）、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陕西神木人，北平中国大学）、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陕西旬邑人，高中）、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雷晋笙（上海震旦大学），共7人，除张慕陶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杀害外，其余6人牺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一人投敌叛变。此7人除刘坚予、张慕陶为高中外，其余全部大学学历，占71.4%。

二、陕西境内的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情况分析

中共陕西组织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从1927年10月清涧起义开始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中共陕西组织先后发动了清涧起义、麟游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三原起义、淳化起义、澄城起义、两当起义、靖远起义、蒿店起义、西华池起义、王泰吉起义、郭宝珊起义等。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先后建立了渭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而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在四川巴中，由中共川陕省委领导，这里不做分析。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各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军事“围剿”，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于开拓的精神。这些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为后来迎接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胜利结束长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1928年5月的渭华起义，在创建的西北工农革命军中第一个设立政治委员，第一次将其确定为“子弟兵”，成为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首创，其意义、地位可见一斑。

分析这几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出身、文化、价值观取向，对于研究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有一定的意义。

1.渭北革命根据地   1932年8月，在中共渭北特委领导下，建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标志渭北革命根据地形成。渭北革命根据地以陕西三原县的马额、陵前（原心字区、武字区）为中心，辐射到泾阳、富平、耀县一带。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为金理科（中共渭北特委书记）、赵伯平（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汪锋（中共渭北特委书记）、黄子文（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祥（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红四团团长）。

2.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4月陕甘边革委会成立，标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党政军主要领导为刘志丹（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金理科（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习仲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秦武山（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杜衡（红二十六军政委兼团政委）、汪锋（红二团代理政委）、王世泰（红二团团长）、王泰吉（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高岗（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惠子俊（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谢子长（红四十二师政委）、杨森（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

3.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4年8月，安定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标志陕北革命根据地形成。陕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为：谢子长（西北军事特派员、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崔田夫（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马明方（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贺晋年（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郭洪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杨琪（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张达志（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政委）等。

4.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中共西北工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苏区的党和红军，标志陕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为：惠子俊（中共西北工委书记）、崔田夫（代理中共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高岗(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森（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张秀山（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杨琪（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张达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政委）。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红二十五军政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与西北红军会师。在永坪镇建立了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成员聂洪钧、程子华）。9月17日，中共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永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建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兼任书记），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合编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下辖三个师，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七十八师（师长杨森、田守尧，政委张明先、张达志）、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先后为张达志、崔田民）。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1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名义，直接领导西北根据地的工作。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

5.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商洛地区，改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中共鄂豫陕省委，开始创建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主要领导有徐宝珊（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吴焕先（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程子华（红二十五军军长，后为政委、代理省委书记）、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后为军长、代理省委书记）、陈先瑞（红七十四师师长）、李隆贵（红七十四师政委）等。

6.陕南游击根据地  1933年2月，中共陕南特委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和红四方面军的指示，将红军川陕边区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九军，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为：孟芳洲（中共陕南特委书记、西乡城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浅伦（红二十九军军长）、李艮（红二十九军政委）、程子文、刘瑞龙（先后为政治部主任），杜润滋（省委巡视员兼二十九军第一团政委）、陈明伦（西乡城固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等，建立了陕南革命根据地。

纵观这几块根据地的党政军主要领导，除过几块根据地领导交叉重复的以外，主要有金理科、黄子文、黄子祥、秦武山、张秀山、习仲勋、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崔田夫、马明方、杨琪、贺晋年、郭洪涛、张达志、惠子俊、高岗、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徐宝珊、吴焕先、张绍东、赵凌波、田守尧、张明先、崔田民、陈先瑞、李隆贵、孟芳洲、陈浅伦、陈明伦、李艮、程子文、刘瑞龙、杜润滋共38人，其中西北革命根据地31人，占81.6%。朱理治、聂洪钧2人为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的，占西北根据地领导干部总数的0.6%；程子华、徐海东、徐宝珊、吴焕先、张绍东、赵凌波、田守尧、张明先、陈先瑞、李隆贵10人为原鄂豫皖根据地干部，占西北根据地领导干部总数的32%。其余19位为原西北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占61%。原西北苏区19位主要领导除金理科在错误肃反中被害（追认为烈士），惠子俊病逝，黄子文、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均为烈士，占原西北根据地领导干部总数的42%；高岗（曾任国家副主席）、崔田民（中将军衔，曾任铁道兵政委）、黄子祥（曾任政协陕西省副主席）、秦武山（曾任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秀山（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崔田夫（曾任政协陕西省副主席）、马明方（曾任陕西省委书记）、贺晋年（少将军衔，曾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达志（中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郭洪涛（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等，在新中国建立后成为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占58%。在革命战争年代，无一人叛变投敌。

鄂豫陕根据地（来自鄂豫皖苏区）10位主要领导，徐宝珊、吴焕先、田守尧先后牺牲，占30%；李隆贵（1937年夏，携带经费在长安离队）、张绍东（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7团团长，1938年2月投敌）、赵凌波（曾任新四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中被俘，投敌）先后叛变、投敌，占30%；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徐海东（大将军衔）、陈先瑞（中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政委），新中国建立后成为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占30%；张明先暂缺资料。

陕南游击根据地7位主要领导人，除刘瑞龙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外，其余6人皆牺牲。占总数的86%。

分析陕西境内的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地域文化、价值取向和家国情怀，做到了军事干部不畏死，政治干部不畏难、不贪财，体现了“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气节。

三、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陕西历史人物情况

全面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在陕西境内存在两个不同区域的中共领导组织，一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共组织（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除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是领导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中共陕西省委、中共关中地委。

此期，陕甘宁边区和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一部分来自长征干部，一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的干部（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加入革命的干部。主要有：郭洪涛、高岗、王观澜、谢觉哉、林伯渠、张国焘、高自立、张邦英、安文钦、李鼎铭、周兴、王世泰、吕振球、贺龙、关向应、徐向前、萧劲光、林枫、谭政、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习仲勋、马明方、赵伯平、汪锋、高锦纯、杨伯伦、刘景范、杨明轩、王维舟、阎揆要、张宗逊、赵寿山、李合邦、李景膺、曹力如、崔田夫、张达志、吴岱峰、牛书申、惠世恭、胡景铎、文建武、陈先瑞、方正平、时逸之、刘金轩等。这些长征干部与地方干部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紧密团结，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战斗在不同区域、不同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无一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出问题。

四、出席中共五大、六大、七大会议陕西人物情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陕西没有建立中共组织，只有党员活动，因而没有人出席全国党的代表会议。1925年10月中共西安特支建立，1927年4月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就派书记黄平万出席了中共五大，同时陕籍党员王瀛代表山西省委出席。以后每届大会都有陕西代表、陕西籍党员代表所在地组织参加，尤其是七大，陕西籍代表可以说“组团”参加会议。

1.出席中共五大的陕西人物。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陕西籍人员有：王瀛，陕西神木人，代表中共山西省委出席会议。他毕业于山西省立一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省委书记。1927年8月，王瀛在原平县被捕，10月在太原就义。代表陕西组织出席的为黄平万，四川南充人，1922年在法国入党，1926年后任中共西安地委书记、陕西党团联席会议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到无锡、成都工作。1949年至1953年，黄平万在兰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后下落不明。

2.出席中共六大陕西人物。陕西籍中共党员出席中共六大会议的有2人，代表有4人。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选出潘自力、王化民、张慕陶三位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六大，因会议延期，潘自力、王化民回到陕西，张慕陶留在上海，最后代表陕西前往莫斯科出席了中共六大。张慕陶，陕西旬邑人，1925年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后曾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张家口特委书记，因参与罗章龙分裂活动和坚持抗日反蒋两度被开除党籍。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1941年被蒋介石命令杀害于陕西南郑。刘坚予，陕西三原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代表中共四川组织出席会议，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

3.出席中共七大的陕西人物。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8个代表团（中直、军直代表团，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晋绥代表团（陕西籍9位），晋察冀代表团（陕西籍7位），晋冀鲁豫代表团（陕西籍5位，其中1位为山西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在陕西工作），山东代表团（陕西籍3位），华中代表团，大后方代表团的755位代表出席会议（正式代表547位，候补代表208位），15位旁听，其中陕西籍代表96位（1位旁听），占出席会议人数的12.7%。其中，清涧籍的有17人。会议选出44位中央委员，33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陕西籍中央委员1位（高岗），候补中央委员4人（马明方、习仲勋、刘澜涛、张宗逊），占委员总数的6.5%。

出席七大的陕西人，皆是建党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不论是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不论是做地方党政工作，还是在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依然坚守初心，忘我工作，没有一人贪生怕死，没有一人投敌叛变。

五、中共陕西历史人物的崇高品质与贡献

从以上人物的分析中，我们基本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陕西历史人物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们是一批有文化、有信仰的青年，投身革命，并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了个人，而是接受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

1.彰显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陕西有着悠久的的历史，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早期陕西籍的党员，绝大多数为大学文化，熟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有些曾经著书立说。他们较早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可以说既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又有中国文化人的家国情怀，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节，立志为国为民，不惜牺牲，因此牺牲多，投敌叛变的较少。

2.彰显了初心不改，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陕西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守理想信念，不屈不挠地按照中央精神开展革命活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帮助“二虎守长安”，策应了北伐战争；冯玉祥驻陕期间，共产党人与其合作，建立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唯一组织“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同时注重与杨虎城及所属部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前夕各部陆续起义，回到人民军队的怀抱，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的典范”⑨。中共陕西省委遭受多次破坏，但是斗争没有中断，一茬接着一茬干，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在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武装斗争中，陕西共产党人历经曲折，终在1932年创建了红军，并逐步发展成为5000多人的正规红军和4000余人西北红军和游击队，创建的西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尽管西北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的错误肃反，但是蒙冤受屈的共产党人仍然不改初心，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刘志丹临上前线讲的一句话是“要用死证明对党是没有二心的”。

3.彰显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大局意识。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论在建立红二十六军、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组建红十五军团、还是陕甘晋省委中，他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职务高低，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建立红二团时，刘志丹、谢子长、闫红彦没有因为杜衡的排挤对组织有任何怨言，仍然努力工作（谢子长、闫红彦被送往上海受训，接受教育；刘志丹担任团政治处长）。红二十五军先期长征到西北苏区，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改组了西北军委、建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将西北苏区领导人排挤在主要领导之外，刘志丹、习仲勋等以革命事业为重，服从安排，顾全大局，与红二十五军紧密团结，基本上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第三次“围剿”。在西北苏区遭受“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影响，进行错误肃反，200多位优秀干部被错杀，原陕甘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几乎全被关押，直到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后才被释放。由于没有从思想、路线上清理左的错误路线，好多同志蒙冤受屈，工作安排上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刘志丹告诫大家：“中央来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切等中央解决。”他义无反顾的投身到扩大根据地和东征战役中。杨琪、杨森、刘志丹等没有等到彻底平反，就牺牲在东征战役中。1943年，毛泽东在给原西北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习仲勋的题词就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⑩，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领导的充分肯定。

4.彰显了忠诚担当的奉献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据统计陕西地区已查清有名有姓的，在为民族解放、人民翻身得幸福的斗争中牺牲了26550人，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雷晋笙、武止戈、王泰吉、杨森、杨琪、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周冬至、李妙斋等为杰出代表。面对死亡他们考虑最多的是“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⑪

5.彰显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大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组织负责人模范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建立了唯一的国共合作的、军政合一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在创建西北红军过程中，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人民军队首次设立政治委员。创建红军的“三色论”，创建根据地中的“狡兔三窟”战略，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原则⑫；统一战线中提出朴素的、易于掌握的“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的原则。陕西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了一批民主人士。杜斌丞、杨虎城早年在榆林就与共产党员魏野畴相识，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学说，同情革命，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杨虎城曾申请参加共产党，阴差阳错没有履行手续，但是长期与陕西共产党人保持联系。中共中央到陕北后，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杨虎城首先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并且与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抗战的开始”⑬。

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陕西共产党人的贡献，丰富了毛泽东的党建、军事、统战等思想。同时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尤其是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刘志丹、习仲勋等在没有上级党委领导的情况下，依据陕甘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的开辟革命根据地，将革命斗争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紧密结合。注重调查研究，顾全大局，因而在工作中很少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只是后期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个别人，执行左的错误路线，搞宗派活动，没有调查研究，错误的开展肃反⑭，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正是因为西北苏区的领导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创造了唯一保存完整的西北根据地，同时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忠诚担当的共产党人，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

6.培育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成为延安精神的源头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在领导西北革命的斗争中，形成了许多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明确被省市党委肯定的有渭华起义革命精神（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矢志奋斗）、照金精神（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独立自主、开拓进取的创新勇气；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南梁精神（面向群众、坚定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这些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里，承前启后，一脉相承。正如陈晋先生所讲“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拥有连贯的思想内核。也就是说，各种精神之间有相通相融的共性，有基础性的思想内核，有一以贯之的理念内容。延安精神不仅融合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而且吸纳了西北共产党人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与西北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过程中形成的渭华起义革命精神、照金精神、南梁精神，成为共产党精神谱系主航道中汇入的洪流，最终培育成为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陕西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坚定正确的革命方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党的全部奋斗之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大众，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不是要享受、而是要奋斗的政治本色。

（作者系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特聘教授）

参考文献

1.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1-88卷），中共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陕西中共党史人物》（1-9卷）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版。

4.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名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注  释

①中共陕西省委、中共鄂豫陕省委、中共川陕省委、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西北工委、中共陕甘晋省委、中共西北特支、中共陕甘省委、中共陕北省委、中共陕甘宁省委、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中共关中地委。

②渭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陕南游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豫陕鄂革命根据地。

③④⑧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1925-1987），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23、28、19页、80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2页。

⑥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90、469页。

⑦⑬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27、425页。

⑩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版2005年12月版，第334页。

⑪马朝琦主编：《话说延安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版2019年版第116页。

⑫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53页。

⑭志丹县政协《一九三五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纪事》，2018年6月内部印制，第16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