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页】近代中国历史大潮中的三原卸坊村刘家

近代中国历史大潮中的三原卸坊村刘家

王继 

三原卸坊村刘家，本为明代军户，屯田耕作，缴纳军粮，因其同时又在县城经商，并先后在椽巷、纱帽巷置业世居，也称为三原纱帽巷刘家。该刘氏族家自明代开堂，分为“裕善堂”和“庆善堂”两支，清同治回乱后，“庆善堂”一支绝户，仅存“裕善堂”一支承传卸坊村刘氏宗族。到清代晚期，三原“传经堂”刘氏家族与“裕善堂”刘家联宗，进一步扩大了卸坊村刘氏家族的影响。有关卸坊村刘氏家族，明清两朝本县县志偶有零星记载，终因该刘氏宗族没有系统族谱存世，固无法将其家族史完整记述。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三原卸坊村刘氏家族刚好传至第十一世。而刘家正是从“裕善堂”十一世开始，经历了中国百年历史大潮的洗礼，在这个世事激变、时代转折的风云激荡岁月，一个古老的家族如何应对，又怎样迎接挑战，正是本研究的初衷。

一、紧随时代变革脚步，积极开展乡村教育

当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蹒跚地进入到清代晚期之际，已经摇摇欲坠，大厦将倾。而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正滚滚向前，直接冲击着全球各个角落，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劫难逃。清末的有识之士，为了力保满清王朝，面对世界大势，举起了“变法”旗帜，百日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有限地推动了社会进步，逼迫清政府颁布了新政。新政中有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即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学堂。此时新文化运动兴起，普遍开展民众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呼声，日渐高涨。

卸坊村刘家“裕善堂”第十一世传人刘舲溪（1865—1925），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开始兴办新学，致力乡村新式教育。刘舲溪名维壔，三原教育界名流，曾任清末陕西咨议局议员，靖国军辖区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员，戊戌变法当年他在县城纱帽巷私邸创办了三原历史上第一所普通女子学校——崇实女校，从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大致延续了十年，共培养女学生六十余名，他的女儿刘卓云、侄孙女刘祥鹤皆为女校学生。这所女校可以看成是后来三原开办女子中学的开端。

1917年，陕西经过了“反袁驱陆”的护国运动，各地又相继发起了“反段讨陈”的护法运动，三原始终处于这些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革命漩涡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刘舲溪为三原地方提出了“整军肃武，同心合力”的治理建议，并提议用这八个字命名三原的分区建置。这个建议被当时的县知事采纳。从此，武字区、心字区这些响亮的名字便载入到西北革命史和中共党史里。

刘舲溪积十年办女校的经验，为接下来在乡村开展新式教育打下了基础。1920年，在靖国军主政的三原，新思想、新文化得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靖国军当局也积极提倡利用祠堂庙宇兴办学校。刘舲溪先生随即在家乡卸坊村创办了三原第一所四年制乡村新式初级小学——“乾惕小学校”。该小学是在改造卸坊村汉圣母庙旧殿的基础上，加盖了五间厦房和教职工办公宿舍建成。并修筑了围墙大门，栽树种花，购置木质桌椅、风琴、教具等，办学经费全部由刘家出资，并将刘家五亩祖田划进校园使用。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小学在白鹿原上诞生。学校采用新的办学理念、新的民国课本，并在周围各县聘请资历名望深厚又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担任教师，文理并重，体美兼修，面向武字区招生，贫困家庭的孩童免费入学，还可得到学校免费提供的学习用具。“乾惕小学校”的开办，在渭北地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无疑代表了这一地区一个新的教育时代的开始。

 二、全力支持辛亥革命，踊跃投身反军阀斗争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质变性的伟大飞跃。从此，封建帝制结束，民国开启。所以，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是衡量与判断一个家族是否顺应时代大潮的客观标准。为响应辛亥革命，陕西同盟会会员发动了新军起义，在井勿幕的直接组织领导下，开始了围攻满城的战斗。卸坊村刘家“裕善堂”第十三代里有两人参加了这场激烈的战斗，一位是“裕善堂”第十二代传人、陕甘茶马总商刘惕轩的第五子刘鲁堂、一位是六子刘润民。刘润民名滋庶，12岁即考上清末秀才，继而上了免费的陆军小学、陆军中学。辛亥革命当年他仅20岁，加入了同盟会，任陕西新军学生连下级军官，参与策动新军起义，率学生队参加了攻战满城的战斗。191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此后长期在陕西国民革命军中供职，因其战功卓著，1924年作为陕西国民军全权代表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深受鼓舞。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将迁往南京安葬，他又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路军的代表身份前往送灵并参加了追悼活动。足见其对国民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忠诚。

刘鲁堂名滋廊，1911年10月，当他听到弟弟刘润民参加陕西新军攻打清军军装局的消息后，他虽手无寸铁，不懂军事仍毅然赶往西安，勇敢投入战斗，他积极救护新军伤员，表现非常英勇，从此与同盟会结下了深厚情谊。到了靖国军时期由其祖父刘舲溪引荐，遂留在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身边主持军需工作。由于鲁堂公为筹集军费、枪炮弹药，殚精竭虑，认真负责，深得于先生信任，此后一直追随在于先生左右，直到1939年回到故里，仍然替于先生主持管理斗口农场事务。

此兄弟二人自参加辛亥革命后，信念坚定，勇于奋斗，全程参加了陕西护法、反袁，靖国、驱陈等历次斗争，充分体现出了一个传统世家在革命大潮中的鲜明态度。

三、真心同情农民运动，自觉参与筹赈救灾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武装斗争为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内容，以广大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所以，农民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基础。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两党都曾领导和组织过农民运动。1926年11月，共产党员乔国桢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毕业后回到陕西，被富平立诚学校的进步学生唐玉怀、郭明效请到三原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与此同时，乔国桢又通过于右任的关系，认识了于先生秘书刘鲁堂和他的胞兄刘载福，于先生特别托付他们支持关照乔国桢的工作。刘载福名滋庚，裕善堂第十三代裔，行三，人称刘三爷，当时住在卸坊村主持刘家家务。载福公开明进步，乐善好施，在乡间享有崇高威信。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用自家的胶轮马车亲自把乔国桢接到家，又陪同乔国桢在西原各村考察，最终乔国桢就把农运活动的中心放在卸坊村、大寨、长坳一带，发动农民、组织农会。也就在刘家创办的乾惕小学（即汉圣母庙）内召集开会，建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民协会——武字区农民协会。举行农民协会成立大会时，农协主席乔国桢和副主席唐玉怀还专门邀请刘鲁堂作为嘉宾登台就座。之后，仍然在这里建立了渭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武字区大寨村党支部，从此拉开了渭北革命的红色序幕，也为以后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农民运动遭到镇压，乔国桢和唐玉怀被捕，关押在三原监狱。乔、唐二人被捕震动武字区，农民群众自发探监，地下党组织也积极设法营救。此时刘三爷载福公与其胞弟鲁堂公，为救乔、唐更是竭尽全力，两肋插刀，刘载福每天去国民党三原县党部要人，凭其在三原的威望与影响对当局施加压力，其弟刘鲁堂更以其在陕西政界、军界的关系，打通关节，敦促放人，最终以刘载福画押并缴钱担保救出了乔国桢和唐玉怀。

1928到1930年间，关中发生罕见旱灾、蝗灾，三原灾民冻饿、逃荒而死者3万余人。加之军阀和土豪劣绅压榨盘剥，土匪流氓掠夺骚扰，渭北一带更是满目疮痍、赤地千里，众多灾民饥寒交迫，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1928年2月，黄子文、唐玉怀在鲍四庙组建了由武字区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建队之初，没有枪支，只有大刀长矛，刘载福借给黄子文五把自家护院的拐把儿马枪，至此这支部队真正得到了武装。

1929年5月，为了解决灾民的断炊断粮问题，三原县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在西王堡成立，黄子文任主任、唐玉怀任副主任。筹赈委员会成立后，黄子文带头捐粮七石，刘载福紧随其后捐粮十五石。在黄、刘两家的带动下，不到一个月时间，筹赈委员会即筹粮80余石，解决了3700多名灾民的断炊之忧。

从卸坊村刘家和武字区农民运动的关系中，让我们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广泛性有了进一步的具体认识。实际上土地革命并非教科书上写的那么单线，也不能把所有的地主全当成是反革命。一些开明绅士和地主不仅不反对土地革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土地革命和乡村建设。此类事例不仅三原有，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屡见不鲜，像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他家就是海陆丰一带的大地主。他的家庭不仅同情和支持农民运动而且全力帮助了彭湃的革命斗争。                    

四、主动参加抗日救国，毅然走上革命道路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严重时刻，卸坊村刘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在抗日斗争的实践中，刘家人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领导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于是便跟定了共产党，积极为抗日战争和支援陕甘宁边区奉献自己的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前，裕善堂第十四代裔中成年的刘多桂、刘德植（女）、刘多荣、刘德修（女）四个兄弟姐妹均参加了武字区的抗敌救援活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刘多桂还担任了武字区抗敌后援会的副主任（黄子文为主任，见1969年何纯渤证明材料），刘多桂、刘德植在长坳办起了小型织布厂，支援前线，掩护党的活动。他们一边为抗日奔走宣传，一边为边区与关中地下党建立秘密联系通道。刘多荣先后在马栏陕西工委白区工作部和中共渭北工委、渭北游击队一支队、三原县委工作，解放初期出任龙桥区委书记、共青团三原县委书记，之后转到西安、新疆、宝鸡纺织系统担任领导职务。李屺阳（即刘德植）先后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陕甘宁边区、全国妇联从事妇女工作，解放后担任中共兰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刘德修先后在三原、西安、四川多所学校从事抗日宣传和革命活动，解放后长期在西安从事教育工作。

1939年，作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活动中心的陵前西岳庙小学引起敌特注意，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封查，学校教员中的几位共产党员处境十分危险。危机时刻，在刘载福的主持下，一方面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护送这几位党员进入边区，另一方面重新改组了“乾惕小学”董事会，聘请共产党员郭立三担任校长，把武字区几位著名的共产党员唐玉怀、李鸿儒、肖德印等均吸纳为学校董事，同时把原四年制初小改升为六年制完全小学，刘家主动捐出祖田二十亩用于学校扩建，并全部承担了扩建学校所需的建筑材料与工匠费。很快，一所由共产党领导的完全小学开学，随后这里便成为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活动据点、武字区的红色堡垒，新思想、新文化以及抗日救亡的宣传中心。

卸坊村刘氏家族对于其十四代裔中三位共产党员的革命工作不仅给予了大力支持，而且对抗日战争中的陕甘宁边区更是冒险给予了倾力帮助，以实际行动支援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1941年初，为了应对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中共党组织拟在三原筹建商栈，为陕北运输布匹、西药、电池、电讯器材以及日用品等物资，遂派地下党员呼延震西找刘润民商议，呼延震西曾经是刘润民的学生，他的身份和意图刘闰民完全清楚，欣然允诺。很快就在三原南关西巷子成立了“泰丰永商栈”，呼延震西任经理，背后的老板实际是刘润民先生。为了便于掩护和运输安全，刘润民又联系军界友人师长曹大中、李仲毅，旅长杨觉天，团长贾子毅为股东。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商栈每年都要组织十多批骡马、骆驼组成的货运队。每批常有50-60头牲口，最多一次达200多头牲口。由于大量向陕北运输货物，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怀疑。1942年夏，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三原县查办“泰丰永”以物资资敌案。国民党三原县党部慑于有几位师长、旅长参与，又有刘润民的鼎力担保，此案便不了了之。1943年中共撤销了“泰丰永商栈”，呼延震西也北上耀县，刘润民先生再次出资10万大洋，在耀县又开设了“隆盛蔚商栈”继续给陕甘宁边区运送物资，直到胡宗南进攻延安为止。

在刘润民以运输物资支援共产党抗日的同时，居乡的刘载福则把卸坊村变作掩护游击队歇脚地和地下党北上的中转站。从这里安全转送了无数党的干部，其中包括郑位三、何纯渤等。其侄子刘多桂又以斗口农场为据点，帮助党组织甄别审查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因为当时有许多国民党特务装扮成进步青年想趁机混进边区从事破坏活动，而甄别工作又不能大张旗鼓进行，必须采取稳妥步骤暗中观察。抗日战争时期，一般要去延安的学生，大多数须经西安到三原，到达三原后，党组织即送他们先去斗口农场等待安排。刘多桂时任于右任先生开办的斗口农场场长，他通过这些青年在农场的劳动生活表现，以及与外界接触的关系，判断审定。然后把那些经过甄别确定无疑的进步学生通过武字区党组织护送进边区。对那些身份不确定的人员则劝其回家，从而切断了国民党特务混入边区的企图。

以上可见，卸坊村刘氏家族以民族大义为重，责无旁贷，共赴国难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

五、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努力奉献

 1949年10月1日，卸坊村刘家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前，先行解放的三原县，新政权尚未站稳脚跟，缺乏给养和办公经费，上级号召机关和地方部队开展生产自救，刘载福通过三原县公安局侦查科科长毛维新（刘载福妻舅）将刘家卸坊村550亩麦地全部交给了县公署。因此，土改运动中刘载福被确定为开明地主，并当选县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后来卸防村留给刘家的一处商业用房他们也主动让给一位刚刚落户在卸坊村的老红军暂住。刘家五十多口人搬回三原县城纱帽巷居住，靠微薄的房租生活，1962年后，他们又主动放弃了房租，家中老人失去了生活来源。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刘家人没有抵触、没有埋怨，仍旧坚持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家风、家教。解放初期，刘润民便将收藏多年的岳飞手书诸葛亮《出师表》珍贵石刻，无偿捐赠给了三原县城隍庙博物馆，至今还在供游客观赏。又于1956年将祖藏的《四部丛刊初、续编》（收书四百余种）、《清麓丛书》、《刘九畹全书》等大量古书无偿捐赠给了三原县博物馆。其中部分珍、善本图书，被当时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何载同志调运到北京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处，供毛主席阅读。

同时，刘家后辈依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默默奉献。几十年来，在刘氏家族第十四代裔中涌现出了中国航空铸造业的先驱刘多朴、中国地震台网建设的领头人刘多棫、中国土壤环境生态专家刘多森。还有长期在中学教育工作中作出成就的刘多桢、刘多梧、刘德娴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家第十五代、第十六代中还出了两位著名电影、电视剧导演。一位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刘昌煦，他导演的电影《生活的颤音》、《没有航标的河流》均获得大奖。他的儿子刘进，卸坊村刘家第十六代裔，继承父业，先后导演了电视剧《悬崖》等，多次获奖。特别是由他执导的86集电视连续剧《白鹿原》，获得2018年全国电视剧白玉兰奖的最佳导演奖，成为中国著名的新生代实力派导演。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简要描述分析，基本可以看出卸坊村刘家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大潮中的态度、行事与作为。同时，也让我们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发：一是自古以来，一个家族的兴衰成败，皆与历史大潮的跌宕起伏紧密相连；二是大凡成功的家族，总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时代进步的洪流中作出自己的贡献；三是但凡名门望族，都以耕读为本，不仅重视本家族成员的文化素养培育，而且能够引领当地风尚、推动乡里村社的教育事业发展；四是凡名族世家，均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热衷公益，深得乡里街坊的拥戴。三原卸坊村刘家就完全具备了以上四个方面的特质，她是当之无愧的关中世家大户。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