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页】幸福渠：延安时期党群关系的缩影

幸福渠：延安时期党群关系的缩影

□ 崔苗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党中央在陕北13年，自身力量由弱变强，逐渐扭转乾坤，从延安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最根本的就在于党抓住了民心，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得到了最广泛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革命歌曲《东方红》中，将共产党比作太阳，哪里有共产党，太阳的光芒就能普照在哪里，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深情厚谊，彰显出了延安时期和谐的党群关系。

延安枣园原本是财主申有安的果园，后来被国民党在延安驻军的高双成占用。1937年延安解放后，由民主政府没收为公有。1939年10月，这里成为中央社会部驻地，并且改名为延园。1943年10月，中央社会部迁往枣园后沟，中央书记处迁住于此。延园内有条渠叫幸福渠，1940年4月，由工程师丁仲文设计，由群众集资与政府资助，中央机关、警备团和当地群众一起修筑而成。枣园川的老百姓从此丰衣足食，深深地感到了共产党送来的福祉。该渠北达裴庄，南至枣园，自流灌溉周边6个村庄。修筑幸福渠时，群众积极响应“自己动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号召，成立水利合作社，共同集资修渠。修渠过程中，得到机关、部队、学校工作人员的帮助。幸福渠是边区第一道长渠，渠修好后，一大片旱地变为水浇田，农民连年丰收，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深入地宣传解释工作是顺利完成修水渠任务的一个先决条件。陕北自然条件恶劣、物质匮乏、土地贫瘠、干旱少雨，人民靠天吃饭。党中央决心与群众共同面对困难，致力发展经济，努力提高生活质量，于是决定在枣园兴修水利。但是在陕北兴修水利，已经有过三次历史，都以失败告终。因此群众马上追溯着他们对往事的记忆，用怀疑的眼光观望着工程师丁仲文的活动。“过去没有种过水地不是也吃上穿上的吗？”“修水地太难了，不成功白花费银钱。”“整理一晌水地，倒不如开三四垧荒地打的颗子多哩！”因此，只有在实际工作中以具体事实表现来教育群众，才能获得群众真正的信任和拥护。

为此，党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政府工作人员要对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告诉他们兴修水利的原因及其好处，让群众摒弃过去的成见。二是向群众灌输科学技术知识。这样裴庄渠这个水利工程，就在政府领导与群众拥护协助下基本完成。该渠工程开始于1939年8月间，做到10月间，基本完成了坝、闸、渡槽等主要工程，其他附属工程如跌水、斗门等则因那时天已入冻，不能继续，直至1940年3月间开工，4月底完成。这条渠，自裴庄起，经过了庙嘴、磨家湾、枣园、侯家沟，直达杨家崖，全长共六公里。该渠平时水深为二公寸到四公寸，全部开放则可达六公寸深，渠宽亦为六公寸，流水量每秒零点六五立方米。

为了修筑这条水渠，边区政府建设厅直接拨款四千元，并且发动群众参加水利合作社，全部工程用去六千四百余元，平均每亩水地花费四元多一点。这条水渠政府修筑好了就交给当地群众。

幸福渠修好之后，群众的看法显然不同了，他们非常爱护这条渠，不但成为幸福渠的使用者也成为了管理者。幸福渠的灌溉区域共计六个村庄六十多户人家，大家按人数及地区的方便，划分六个小组，以这些小组为基础，建立水利合作社来管理与推动全面工作。水利合作社在边区是一个新鲜事物。幸福渠水利合作社组织是由社员大会民主推选出五个委员来，他们分工担任主任、会计、宣传、组织、工程等工作，并设有指导员一人，此外还设有监事会。水利合作社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一个组织，是党提供给群众的一个政治参与空间，而政治参与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基础要素。

1940年4月29日，是幸福渠开闸放水的第一天，当地群众为庆祝这次兴修水利的成功，特隆重地举行了典礼大会，动员附近群众都来参加，并且他们还准备了酒席来招待各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晚上还请他们观看了烽火剧团表演。这次兴修水利大告成功，群众从他们中间推选出了对修渠有功的群众和在领导工程进行上有功的干部，在大会上一齐宣布了他们的名字。前者由水利合作社拨款奖励，后者则由边区政府奖励。

提倡边区兴修水利，是边区经济建设计划中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边区政府建设厅不遗余力地执行着这个任务。除了修幸福渠外，当时边区也在安塞修筑一条更大的水渠。此外，党还派人到绥德一带去，要在那里也兴修水利。就这样，边区的水利建设在各县逐渐开展起来，经济建设不断推动，人民生活也得到进一步改善。

幸福渠修好以后，1943年中央书记处驻地由杨家岭迁至枣园。中央领导多次接见枣园乡群众，在这里经常和群众举行联欢活动，1944年春节，枣园区乡干部和群众代表为党中央敬献“为民谋利”的锦旗，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来给党中央祝贺新年。毛泽东风趣地对杨成福乡长说：“你是枣园乡的乡长，我也是枣园乡的一户居民，以后你们开会也要叫我啊。”在枣园居住期间，毛泽东经常以村民自居，与邻居们相处融洽，关系亲密。毛泽东曾为枣园乡的二十四位老人集体祝寿。老人们激动地说：“毛主席，你是我们庄户人的大救星，穷苦人的引路人。”老人们回去后发动群众，大家共同搞好生产，缴纳了更多公粮，积极支援前线。为解决枣园附近群众看病难问题，毛泽东嘱咐中央医务所要为群众看病，不仅免费，还要随叫随到。为解决上学问题，毛泽东派叶子龙爱人江英去枣园，办了一所小学，使这里的学龄儿童都能上学。毛泽东在枣园还多次接见外地工作的同志，并教导他们说：“你们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你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这些俯拾皆是的事例，看似平凡、实则伟大，它一扫几千年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之风，使饱受剥削压迫之苦的群众看到了希望，把心掏给了党。

延安时期通过兴修水利，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些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的实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幸福渠是延安时期和谐党群关系的缩影，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这充分证明了典型带动、率先垂范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之所在。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坚决摒弃官僚主义习气，贯彻民主作风，能够时刻带头，与群众同甘共苦，做到以身作则。党员干部、八路军战士热心帮助人民群众，并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从领袖到各级干部，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逐渐培育和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塑造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延安时期，党制定了一系列顺民意、解民忧、谋民利的方针政策，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共产党八路军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更加坚定了人民群众跟共产党、八路军走的决心。

当然，延安时期的党群关系也出现过“插曲”。比如，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议在边区政府小礼堂举行，突然天空阴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参加会议的延川代县长李彩荣被雷电击毙。与此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击死，这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孰料这起自然伤害事故传到边区老百姓的口中，却成了发泄对政府、对共产党不满情绪的某种“天意”。保卫部门迅速拘捕了胆敢咒骂革命领袖的陕北农民，当一纸报告送呈毛泽东请示处理意见时，毛泽东在窑洞里陷入了沉思，为什么老百姓要让雷公打死我呢？有果必有因，他当即指示有关部门：不要难为老乡，事出必然有因，这事要详细调查一下。经过详细的调查，原来是公粮征多了，农民负担加重，引起群众不满。于是，党中央迅速矫正，统筹调整决策大政，实行精兵简政、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和“双拥”运动，减轻农民负担。

正是因为党时刻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党的关爱，所以老百姓才把党的事业放在心上，真心诚意拥护党的领导，竭尽全力支援革命，铸造了一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的加入儿童团、抗日先锋队，有的直接参军，有的参与供应粮草、担架运输、救护伤员等支前活动。据统计，在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军队由最初出师抗日的4.5万人发展到100多万正规军，还有260多万民兵。民兵随时可以编入正规军，成为正规部队。在青化砭战役中，彭德怀将西北野战军埋伏在距离敌人只有15公里的地方，我军的一切行踪，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要有一个人跑去告密，我们的战略部署将全部泡汤，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走漏风声。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军首战告捷。而后在沙家店战役中，佳县人民宁愿把自己仅有的粮食拿出来支援子弟兵。驻扎在安塞的敌军回窜延安时，抓了史家沟的青年农民杨步均带路，他坚决拒绝，敌军恼羞成怒，以5支步枪集中射击，他中弹牺牲。余富堂是延安翟子沟人，他誓死不从国民党的威逼利诱，最后跳崖自尽。陕甘宁边区虽然是一个落后地方，但它是共产党铁打的江山。这里的150万人民都是战斗员，这是我们的“兵力优势”。1948年毛泽东东渡黄河时，站在黄河岸边，深情地凝望着陕北高原，发自肺腑地感慨“陕北是个好地方”，这也是他对陕北水乳交融党群关系的一种留恋。

延安时期水乳交融的党群干群关系，使党保持了先进性，巩固了执政基础，党不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应该汲取延安时期密切党群关系的宝贵经验，把民意作为执政的风向标。首先，党员干部应该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眼睛不能一味地向上看，应该俯下身来，深入基层，同群众打成一片。其次，党员干部应该热情接待群众来访，通过调查问卷、召开群众座谈会等方式问计于民。最后，要学会理论联系实际，根据新情况，创新联系群众的途径，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迫切问题，不断增进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党的形象，增强党的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更好地服务好群众。

（作者系中共延安市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