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桢(1907-1945),陕西佳县人,原名乔如桢,化名王拯民、高鹤令、乔干卿等。1924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有“农运大王”之称。1927 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其前往华县领导地下工作,任中共华县县委委员,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前往天津、河北等地工作。曾七次被捕入狱。1945年7月在新疆被国民党残酷折磨而死。
1926年5月,乔国桢在广州参加了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在学习期间,他参观学习了彭湃领导的海丰、陆丰农民运动,对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有了深入了解。结业后,他和其他陕籍学员组成了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同年10月,乔国桢等回到陕西。此时,西安正被刘镇华镇嵩军围困,驻陕办事处暂设在党的力量较强的三原渭北中学。乔国桢等人随即来到三原,很快便分赴各地开展农运工作。
乔国桢到三原武字区后,身穿半截大衣,走村串寨搞农运工作。每到一村,便摇响随身携带的铜铃。当人们好奇地围拢过来时,他便往就近的土坎或粪堆上一站,开始向大家宣讲革命理论。他从人民缺吃少穿的艰苦生活,讲到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从天灾人祸,讲到反动政府有增无减的苛捐杂税……听讲的农民联想到当地的现状,看着眼前这个穿着朴实、相貌和善的青年,都有所触动。望着越来越多的群众,乔国桢话锋一转,为他们指出一条求生存、谋解放的道路,他说:“现在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农民要生存,也要建立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随后,他便把自己在讲习所学到的革命道理和参观海、陆丰的见闻讲给大家听,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
就这样,乔国桢走一处,讲一处,走遍了三原武字区的大村小庄,启发了群众的觉悟,结识了一大批农民朋友。他给大家教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这些歌曲随后便在村村户户传唱。经过乔国桢一个多月的宣传活动,在武字区36个村(堡)中,先后建立了5个农协分会,为全区农民协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26年12月14日(农历冬月初十),武字区各农协分会组织群众1000多人,高举各农协分会会旗,敲锣打鼓,在大寨村的汉圣母庙集会,乔国桢在会上宣布武字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得到了国民联军史可轩的大力支持,中共三原县委派孙一君等参加大会,表示祝贺。大会选举乔国桢为武字区农协主席,唐玉怀为副主席,张振海等9人为委员。区农协下辖5个分会。
在武字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乔国桢慷慨激昂地说:“农民弟兄们,我们要想不受军阀的欺压,不受土豪劣绅的气,就必须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农民协会就是咱们自己的组织,是专为穷苦老百姓办事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大会还宣布:解散武字区民团,撤销王厚安民团团总职务,成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队。会上还对义和村地主崔福成霸占贫农胡老本土地长期不还案件作了公正处理,惩治了不良土豪劣绅。广大农民拍手称快,要求参加农民协会的人越来越多。
在乔国桢等人的领导下,农协会成立后接连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免除了地亩附加税。二是将旧日交纳田赋税每元折银三钱八分改为四钱二分,减轻了群众负担。三是禁止赌博,消灭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四是大力宣传反封建,解放妇女,提倡妇女放脚,等等。
乔国桢注重发展农民协会中的骨干分子入党,积极筹建党的组织。他首先介绍农协的武装保卫委员肖德印入党,在农协内部秘密建立党小组。1927年春,又在农协活动的中心大寨堡建立了党支部,这是三原县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7年春,农民协会遍及渭河南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富平、泾阳、高陵等地农民运动的发展都与乔国桢的指导有很大关系,他的足迹遍布整个渭北地区。截至1927年4月,三原8个区有6个区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约有5万余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一些受农民协会打击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扑,他们向驻守三原的原国民二军田玉洁部密告武字区农协会仍在活动。1927年7月,王厚安勾结田玉洁部包围了武字区农协办事机关——汉圣母庙,打伤了农协武装委员肖德印,捣毁了农民协会。乔国桢在群众的掩护下,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敌人撤走后,乔国桢悲愤地对农协会员说:“这血的教训我们要记住,斗争要继续坚持。”随后,乔国桢与唐玉怀一同去富平庄里医院看望住院的肖德印时,不幸被富平民团胡三(胡景铨)部逮捕,后送三原关押。
乔国桢被关押后,武字区农民闻讯纷纷前往三原,联名保释他,但未能如愿。在乔国桢入狱期间,每天都有近百名群众带着干馍和西瓜去探望他。1927年9月,经许权中周旋,乔国桢和唐玉怀获释,随即返回武字区。不久他接到省委通知,离开了武字区。临行前,乔国桢对前来与他话别的同志说:“我很感激武字区人民群众,是武字区人民救了我,是武字区这块宝地锻炼了我。我虽然离开了这里,党还会派人来的,你们要继续好好干!”
乔国桢离开武字区后,他点燃的革命火种在白色恐怖下的三原继续燃烧。(作者为三原县委党史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