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页】延安时期毛泽东出版实践启示

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对延安革命出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发表了许多关于出版工作的精辟论述，而且身体力行，关怀支持和直接指导出版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蓬勃发展，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培养和造就了革命的作者队伍、编辑出版和印刷发行工作队伍，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

毛泽东酷爱读书，也重视出版工作。在延安十三年，他的出版实践活动非常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

毛泽东、党中央就发展革命的出版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定和指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党中央决定恢复和发展出版事业。1935年11月，党中央机关报刊《斗争》和《红色中华》在瓦窑堡油印复刊。1936年7月，党中央由瓦窑堡迁到保安，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出版局，由廖承志任局长。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了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等人组成的中央党报委员会，决定筹建中央印刷厂。

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抗日宣传鼓动。1939年3月到5月，党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和《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两个文件。同年9月，成立了以李富春为部长、王林为副部长的中央发行部。1940年9月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要求“每一较大的根据地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1941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同年12月，任命秦邦宪为中央出版局局长。1943年，中共中央设立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秦邦宪、何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新闻出版单位。1946年后，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对出版工作领导机构又进行了调整。毛泽东、党中央在大力发展延安革命出版事业的同时，把争取人民的出版自由，作为同国民党当局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在延安的著述中，有119篇涉及出版问题。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建立和发展出版事业的决定、指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指明了革命出版事业的性质、任务和方向，成为推动出版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亲自组织编译、出版马列理论著作。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在向全党发出学习马列主义号召的同时，着力组织刚刚建立起来的出版部门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致信何凯丰：“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事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量发行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1943年5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亲笔起草了《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示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重新校阅马恩列斯著作。整风运动中，为了帮助全党同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毛泽东组织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亲自审定书稿。据有关资料记载，延安时期编译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有《马恩丛书》《列宁丛书》《斯大林选集》等32种。

撰写了大量著述，并亲自主持著作的出版工作。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制定了中国革命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政策。在此期间，毛泽东撰写了大量的重要文章，并出版成册。对于这些著作的出版工作，毛泽东几乎是事必躬亲，亲自编辑、校对，慎之又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是延安时期的一件大事，对于出版事业和党的事业都有重大的意义。

为图书、报刊题词、题名，撰写发刊词、序言和跋等，指导出版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为《红色中华》《解放》《新华日报》《陕甘宁边区实录》等16种报刊图书题词24次，撰写按语、发刊词和序跋共16篇，同时还为《文化课本》《时事问题丛书》等书撰文。毛泽东撰写的题词、序言等，把革命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党对出版工作者、读者的希望融为一体，开宗明义、言简意赅、发人深思，有力地指导推动了延安出版事业的发展。

大力倡导编辑出版重要图书报刊和教材。1936年8月，毛泽东号召编辑出版《长征记》，并给参加长征的同志写信征集稿件，提出具体要求。1937年，毛泽东主持编辑《农村调查》一书，亲笔题跋。1939年，毛泽东关心《陕甘宁边区实录》的出版，并致信周扬，对编辑工作作了明确指示。毛泽东还致信聂荣臻，就《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的出版作了安排，并题写书名、作序。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要求编写中级课本，进行唯物史观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1941年，毛泽东先后主持编辑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上、下册）等书。1942年，毛泽东致函谭政指示出版《古田会议决议》，将其作为全军教材。1943年，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多份电报，要求中央局、中央分局、八路军各办事处将党的文件印刷出版，供干部学习、讨论，并密发社会以扩大宣传影响。毛泽东立足于全局和战备的高度，亲自倡导、组织重要书刊出版，使出版工作紧紧服从于抗战和党的需要，产生了强大的效果。

关心作者，广泛联系作者，特别是重视用马列主义教育作者创编更多优秀书刊和作品。毛泽东与不少作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心、支持和指导他们的编创活动。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致信何干之：“你又在想做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的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2月下旬，毛泽东又致信张闻天等，对《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写了详细的审稿意见。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仔细阅读了《永昌演义》书稿后致信李鼎铭先生，就该书赞成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整个运动的问题，指出“实则吾国自秦代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新作《田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阅后，立即给两人写了热情洋溢的信，约他们到住处叙谈。毛泽东在信中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后，批示全文发表，出版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学习。又致函郭沫若鼓励他“继续努力”，希望能写太平军的经验。毛泽东看了周扬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后，对编辑出版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对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博古翻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书，毛泽东阅后都做了详尽的批注，批注文字长的有3400字之多。

由于毛泽东、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才使延安的革命出版事业从小到大，从建立、初步发展到日渐繁荣。 

二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于出版事业的高度重视、审慎态度，对我们今天的出版工作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高度重视出版物质量，要求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即出版工作的党性原则），对出版物内容以及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要求都十分严格。对出版工作，毛泽东一贯强调“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1942年，针对《解放日报》存在的党性不强、反映群众生活不够等缺点，毛泽东提出了批评，并指示其改版。在《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毛泽东亲自指导，多次强调党报的党性，要求党报充分反映群众生活，表达他们的意愿和呼声。他还向《解放日报》推荐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一文，并亲自写了按语。同时，他具体指导《解放日报》副刊的改革，出面约请当时文化界人士为副刊撰稿，又亲自起草《〈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经过改版的《解放日报》副刊面貌一新，陆续发表《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解放日报》的重大改革，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出版工作改革的思考，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出版工作也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图书质量的要求也非常严格。1939年1月间，毛泽东看了《陕甘宁边区实录》的初稿后，写信给周扬：“此稿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在审定《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上、下册）等书时，毛泽东做了大量的编辑校对工作，逐一核对引文的原文，调整编排次序，对章节的标题进行分类和修改。延安时期出版的大量的毛泽东著作，其中许多著作的清样都经过毛泽东本人校对。每次校对，他都仔细修改，往返多次。1938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修改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致信郭化若：“第一节最后修改毕，可即付印。校对需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二、三、四节抄好后送我再看。”“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论持久战》付印前，毛泽东亲自做了校对，并给出版科的同志写信要求把第三部分送来再看一次。对自己著作的发行范围，毛泽东也持慎重态度。1944年，晋察冀边区把毛泽东在抗大的讲稿结集编印成《辩证唯物论》，毛泽东先后两次指示有关同志，延安不发行。毛泽东这种认真严谨的出版态度保障了图书质量，保障了革命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广大出版工作者树立了良好榜样。

出版要依靠群众，依靠社会；全社会要关心、尊重和支持出版工作，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在出版工作中的体现。早在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写给参加长征同志的信中就指出：“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的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在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努力下，《长征记》很快出版了。《长征记》的出版是集体创作的成功典范。此后，毛泽东多次论及依靠群众、面向社会办出版的问题，并躬身实践。1940年春，毛泽东在写给《中国工人》的发刊词中就指出：办报刊“这不仅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依靠群众办出版的方针。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察冀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更加明确提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接着，毛泽东对依靠群众办出版的思想做了具体而生动的阐述。他打比方说：“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毛泽东还通过多种方式和自己以身示范号召全社会关心、爱护和支持出版工作。

提倡优良的文风，并亲身实践。毛泽东写给参加长征同志的约稿信中就涉及到文风问题。后来在为《中国工人》写的发刊词中强调“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1942年，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著名报告《反对党八股》。报告中严厉抨击了语言文字和文风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端，指出党八股式的文风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大声疾呼必须抛弃党八股，要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即鲜明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号召写文章、出书要反对党八股，并把反对党八股作为需要整顿的三风之一。毛泽东还找延安的理论工作者、翻译家和出版工作者谈话，开座谈会，鼓励大家用通俗易懂、为群众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宣传中国革命，宣传马列主义和一切进步的思想。毛泽东把文风问题提高到为什么人的问题高度，通过整风，推动文风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毛泽东以自己的著作，为大家树立了好的榜样。

主张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关于如何对待中国的历史，如何吸收外国先进文明成果，在毛泽东著作中有大量的论述，并反映在其出版实践活动中。对郭沫若、何干之等人的历史研究，毛泽东给予大力支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延安时期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论著，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理论著作、文艺作品和儿童读物。这既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有助于传播外国先进的理论思想和文化科学知识。

满腔热情关怀和尊重出版工作者。毛泽东对出版工作者的关怀、尊重和理解，建立在对出版工作熟悉精通的基础之上，既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也饱含了领袖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为编辑出版《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毛泽东给周扬的信中说：“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裴汉君在《难忘的清凉山》一文中回忆道：“在排印《新民主主义论》《论新阶段》《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文章的过程中，体会到毛主席对书籍出版业务很熟悉，工作特别细致，特别认真……有时书稿增加内容，通版的工作量就很大，很费时间，这时毛主席就下功夫算细账，把应该通版的页数、行数都给计算清楚……尽量使工人少通版，然后向工人说几句客气话。在我经手的稿件中，很少看到其他作家像毛主席这样认真细心地对待排字工作，对待这些所谓的小事。”涂国林在《党中央进驻延安初期的书刊发行工作》一文中也讲到：“1938年为赶印《论持久战》那部书，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到中央印刷厂来校对过。”毛泽东还多次与中央领导一起看望慰问印刷工人。这些事情都反映了毛泽东对出版工作者的关怀和支持，今天读来仍使我们深受感动。（作者分别为省委宣传部原二级巡视员、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