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页】周恩来与西安事变

85年前，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这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舍身为国的浩然正气，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周恩来，针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局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起到了非凡作用。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指示上海、天津和西安等地下党组织，推动各地人民团体向全国揭发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并压迫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和全国军队抗日之罪，要求南京政府罢免蒋介石，立即召开抗日代表大会，并争取宋子文、宋美龄、孙科、孔祥熙等能够同情与谅解西安义举。同时，为配合张、杨，防止中央军进攻西安，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各路红军迅速南下，拟突进至陕西三原附近，红十五军团由陕北进入陕西商洛，拟出秦岭赴潼关等。

12月15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将领联合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这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给南京方面的第一个公开电文。电报首先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指出它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接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借西安事变挑动内战的阴谋，指出南京决定讨伐张、杨，结果只能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最后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并再次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在这一电文中，虽然仍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但纵观全文，可以看出，要求和平解决事变，反对造成新的内战的基本立场还是非常明确的。

12月16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足见毛泽东对此行前去具体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高度信任和完全放手。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顾不得鞍马劳顿，即前往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与张学良会谈。周恩来赞扬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分析了当时形势和事变前途，表示要坚持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争取和平解决事变。第二天，周恩来又到止园杨虎城公馆，拜会了杨虎城，介绍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8日，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和周恩来抵达西安后报告的最新态势，中共中央考虑到南京政府内亲日派在日本帝国主义怂恿下，企图挑起内战的严重情况，以及蒋介石态度的微妙变化，即刻决定放弃“审蒋”要求，以便利用西安事变全力推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改变其错误政策。不难看出，先期赶赴西安的周恩来，其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对中共中央决策的影响。

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只要国民党能实现张、杨及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要求，则“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这里事实上已经提出了有条件放蒋的主张。在此基础上，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发表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向全国正式阐明了中共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向南京和西安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及解决目前政局的合理有效办法，希望南京方面立即决定国策。

中共中央还对党内发出指示，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充分肯定了西安事变对于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意义，指出了它所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准确估计了西安事变的发展方向，详尽阐述了我党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途径、避免内战爆发的基本方针：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露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上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切实准备南京亲日派“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其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明了处理西安事变的正确方向。而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整套具体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张、杨为实现“兵谏”既定目的而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促成西安事变向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及事变的和平解决。

面见蒋介石介绍中共的方针

蒋介石被扣后，张学良曾说：“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现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要负责。”然而，“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许多事情都想等周恩来到后共同商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局面。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国民党内部混乱不堪，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反映出英美日的激烈矛盾；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内部还缺乏统一的认识，亦有将领宣布投靠南京政府；各地方军事实力派，如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和青海宁夏的马氏集团等，都有代表在西安活动联络。与此同时，南京的“讨伐”部队节节进逼，大军压境，新的大规模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方针，而且作为重要一方，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应邀直接参加了西安与南京为和平解决事变的谈判，成为谈判的主方，把控着谈判的主导权。12月21日，根据形势发展，中共中央致电已在西安的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提出与蒋介石等进行谈判的条件：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亲日派何应钦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成中国统一，一致抗日。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23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中，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张、杨及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战、改组南京政府、联红抗日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个具体条件。对周恩来代表中共及张、杨所提条件，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答应转达蒋。

12月24日，在宋子文向蒋报告了谈判情况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继续进行谈判，宋美龄也加入了谈判行列。在与宋氏兄妹谈判初步达成协议后，为进一步了解蒋介石态度，并使谈判达成协议后，结果能得到蒋的明确承认，周恩来于当天晚上亲自面见蒋介石，向蒋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方针。周恩来严正指出，当此民族危机之严重关头，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异自取灭亡。周恩来带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其优良的政治素养、人格魅力和驾驭全局的能力，成功地说服了蒋介石。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深感意外，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条件，还向周恩来明确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两宋及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并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基本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

协调各方缓和矛盾促进团结

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作用，不仅表现在促成西安与南京之间达成协议和蒋介石获释上，而且表现在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上。12月25日，张学良擅自送蒋回南京，导致西安与南京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东北军内部矛盾激化，杨虎城骑虎难下。周恩来在稳定西安危情局势，推动蒋介石实现其诺言等方面，再次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来，经过三方会谈使蒋介石获释，如无节外生枝，西安事变已算和平解决。但是，由于张学良擅自送蒋，蒋介石背信弃义，回南京后导演了“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一系列闹剧，致使西安内部、 特别是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在救回张学良的问题上虽然大家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方面的军事威胁、如何营救张学良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形成了“主战”和“主和”势不两立的两派。杨虎城对张匆忙放蒋，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又不得不接受张学良临时交给的代理指挥东北军的任务，处境异常困难。这就使西安内部“和与战”之间的分歧更加错综复杂，若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导致新的内战，使初步形成的和平局面分崩瓦解。为巩固已经取得的初步和平成果，避免新的内战，进而实现团结抗战，周恩来又进行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1937年1月初，为制止南京亲日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两军将领共同研究了联合作战方案。但是，由于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为了营救张学良，冲动之下，制造了“二·二”事件，枪杀了他们认为主和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以及“剿总”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形势骤然紧张，东北军处于自相残杀的危险边缘，危险也向中共代表团逼来。

失去理智的东北军“少壮派”们枪杀了王以哲等人后，并未就此罢手。孙铭九、应德田和苗剑秋等人，又一下冲到七贤庄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看见他们一个个气势汹汹地提着枪闯进来，“嚯”地一下站起身，把桌子一拍，义正词严地训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救回张副司令吗？你们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在周恩来威严的目光逼视下，闯进来的众人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不但收起了手中的枪，还一个个低下了头。周恩来立即不失时机地开导他们：“只要我们西安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搞好团结，保持住‘三位一体’的局面，我们就有强大的力量，我们救回张副司令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我们自己不团结，闹内讧，还有什么力量去救张副司令？”周恩来的话使得这几位莽撞的“少壮派”将领渐渐恢复了理智。这时，他们也已得到消息，回师西安的东北军正在追杀他们，考虑到自己性命安全，他们跪在地上向周恩来恳求帮助。周恩来不顾包庇之嫌，立刻派人将他们送到红军设在云阳的总部暂避。

在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时局动荡不安的险恶环境中，大智大勇的周恩来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耐心细致地分头对各方面作说服解释工作，终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使事变后危机得以缓和，达成了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目的，事态继续朝着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发生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深入虎穴，遇变不惊，相机处理西安事变，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人物。

（作者系汉中市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