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页】1939年周恩来赴苏疗伤始末

□  俞荣新 

1939年7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骑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因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治疗效果不理想，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在苏停留的五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骑马受伤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从延安杨家岭驻地出发，前往中央党校作报告，江青经由毛泽东许可也一同前去。过延河时，江青嫌周恩来等一行骑得慢，挥鞭让马强行从中间跑过，致使周恩来从受惊的马背上跌落，造成右臂骨折。

受伤以后，周恩来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坚持步行来到中央党校会客室，由中央卫生处派来的医生做了简单的包扎，打上了石膏。

毛泽东知道后很着急，一面叫他的秘书叶子龙和他一起去中央党校看望周恩来，一面对江青发火：“你出什么风头！你耽误了多少大事！……”江青自知理亏，远远地躲开，一声不吭，以后好长时间都不敢回杨家岭见毛泽东。

由于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尽管做了力所能及的处理，治疗了一个多月效果仍不佳。由于右肘始终处于半弯曲状态，无法伸直，右臂肌肉开始出现萎缩，如不及时治疗，有成终生残疾之虞。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

由于延安没有自己的飞机，中共中央电请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派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病。但抗战期间，交通工具本就奇缺，航空资源调配更是紧张，加上周恩来身份特殊，使得航委会进退维谷。

8 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恳请速派一架飞机来延安把周恩来接到莫斯科去治疗他的手臂或者速派飞机运送骨科专家和外科医生以及做外科手术所必需的技术设备来延安。8 月11 日，季米特洛夫回电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并已派医生乘汽车去延安接周恩来到兰州。

得知消息的蒋介石勃然大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飞机来迎。8月27日，一架美制道格拉斯大客机抵达延安，与周恩来同行的有其夫人邓颖超、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原红军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及其儿子陈祖涛、高岗儿子高毅、陈伯达儿子陈小达、孙炳文烈士女儿孙维世、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专家李德等人。周恩来一行乘机飞抵兰州，然后转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并在那里乘苏联专机飞至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最后坐火车抵达目的地——莫斯科。

逗留新疆

周恩来等人在迪化滞留大约一周左右，这是他第一次来新疆。除了会见当地党的工作人员外，主要是处理中共和盛世才的关系问题。当时，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正在发生急剧的转变，从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转而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特别是他和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当时在新疆的毛泽民亦曾向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写信反映这些情况。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成为中共和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系的最重要渠道，又处于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盛世才对中共的态度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因此，这种情况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

周恩来在新疆逗留期间，认真听取了陈潭秋和邓发的汇报，了解了盛世才的态度和政治动向。当时毛泽民去苏联的克里米亚度假不在迪化，但周恩来看到了他关于新疆局势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另外，周恩来还亲自同盛世才进行了四次会谈，其中两次是两人单独进行的。会谈中，盛世才向周恩来断然要求中共立即从新疆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邓发留在迪化，最好不要让他看见。周恩来答应，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将不再是邓发，邓发在新疆的任期还有四个月，这期间他将不会和盛世才见面，此后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进行。周恩来还同意致电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邓发，赴苏后，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乌鲁木齐。指示他务必不要在乌鲁木齐滞留。”后来，周恩来说，盛世才对邓发既恨又怕，恰恰说明他在新疆干得不错。

通过这些会谈，周恩来基本上了解了盛世才的态度，提高了对他的警惕，开始就我党在新疆的人员进行了必要的安排和调整。

1939年夏，邓发在乘车去机场接人时，因车祸撞断了肋骨，需要长期治疗调养。根据他的身体状况以及盛世才的态度，党中央决定将他调回延安。9月，邓发告别新疆，临行前他还和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化名徐杰）一道研究了有关工作。末了，他怀着对党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片赤诚之心，一针见血地告诫陈潭秋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盛世才在1942年后大变脸，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证明了邓发的远见卓识。

接受治疗

1939年9月14日，周恩来一行顺利到达莫斯科。下午，由任弼时联系，被苏联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

9月19日，手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一周之后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实施按摩治疗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能力。按照当时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已减轻。

尽管不需要动大手术，但治疗过程却是异常痛苦。注射麻药后，医生把周恩来的胳膊强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麻药失效后，周恩来经常疼得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然后进行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依旧是疼痛难忍。但周恩来凭借着极强的信念和毅力，顺利地完成了治疗过程。

10 月8 日，季米特洛夫电告中共中央，称周恩来已于9 月19 日做完手术，并称：“一周之后刀口愈合得很好。现在正在进行治疗程序。手臂的弯曲程度可能比预期的要大。但是手臂的活动不可能完全恢复。”

12月4日，任弼时和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周恩来的治疗将在12月底结束，大约在1940年1月中旬回去。

带伤工作

自1939 年8 月27日离开延安赴莫斯科，至1940年3 月26 日平安返回延安，周恩来前后在苏联停留了5 个多月。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周恩来不仅于住院期间坚持工作，出院后更向共产国际积极沟通，作出详细的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

周恩来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住院期间，周恩来撰写了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

后来，周恩来又将报告作了修改，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

1940年1月，周恩来又根据那份备忘录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连续作了两天报告，每天长达4、5个小时，加上翻译时间共约8、9个小时。针对共产国际执委们关心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关系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问题，周恩来引用大量数字，分析抗战以来中日战局的变化情况、中日双方的优劣势和强弱点，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武装英勇战斗的事实，并得出结论：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十分重视周恩来的报告。经过研究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共抵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决议指出：中共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的危险。据此，执委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与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季米特洛夫亲手将决议交给周恩来，并解释说：国际执委会关于报告的讨论情况也向斯大林汇报了。斯大林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共中国问题进行了极其严肃的研究和讨论，并且十分审慎地从各方面考虑了中国问题。季米特洛夫还特意举行家宴款待周恩来，并请周恩来回国后代表他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中国抗日将士问好。他满怀信心地对周恩来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此外，周恩来还分别会见了驻共产国际的欧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到莫斯科郊外的中国党校、国际儿童院中国部看望了在那里的中共党员和孩子们。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还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新中央的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又重新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赞同。

愈后回国

1940年2月25日，周恩来等人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提供的专机经迪化到兰州。同行的有邓颖超、蔡畅、陈郁(伪装的身份是副官)、师哲(伪装的身份是秘书)、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化名林哲，伪装的身份是参谋)、印尼的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伪装的身份是卫士)共9人。为了加强中共和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共产国际还交给他们一部电台，由周恩来回国时带回。这方面的工作由任弼时负责，国际还交给任弼时联络讯号、电报密码本，还有小型摄影机等物品。

另外，当时共产国际还给中共一些资助。这些东西由任弼时带在身边，入境时便放到周恩来的公文包里，当时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中苏双方都享有豁免权，不受检查。周恩来一行的飞机在伊宁稍事停留，顺利地通过了边境检查。

当飞机到达迪化，盛世才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同盛世才进行了三次会谈，为中共驻新疆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解决了一系列迫切的问题，并接见继续留在新疆学习的装甲兵学校、航空学校以及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在这里总共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

飞抵兰州后，周恩来一行停留了三四天，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和苏联驻兰州总领事分别设宴招待。周恩来向朱绍良借了一辆大型轿车，一路翻过贺兰山，经过平凉、玢州到达西安，依旧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内。周恩来在这期间同蒋鼎文、胡宗南等人进行交涉，迫使他们发给八路军部分军饷，这也是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最后一次军饷。从西安出发时，周恩来一行分乘5辆大车，一路颠簸跋涉，于3月25日顺利回到延安。两个月后，他回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

周恩来此次苏联之行，既治好了臂伤，又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他出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使命，周恩来还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经济援助的请求，苏联及时“给我党若干援助，回国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带回重庆”。自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后，中共就再没有向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了。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