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新荐】论渭北革命根据地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关系

□ 王继 

渭北革命根据地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北地区发展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他们均隶属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具体领导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起初是中共三原县委，之后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渭北特委撤销后又由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始是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之后建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由特委具体领导。可以说，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块独立并存的革命根据地。尽管二者互不隶属，但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关系密切。

习仲勋曾讲过：“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①

与西北地区其他几块根据地相比，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建立时间最早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其规模东至陕西富平淡村、都村，西邻淳化县的夕阳、固贤，北至耀县的华里坊、让牛村，南到三原县的白鹿原、天齐原畔，以三原武字区和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经过1928年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围城斗争，在以陕西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根据地以武装斗争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农民政权。从1928年5月开始酝酿，1931年5月正式形成，及至1933年8月敌人残酷“围剿”，武字区失守，红四团转战照金，渭北根据地战略北移，前后坚持战斗5年有余。

渭北革命根据地为其后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基础、培养了栋梁之才，也为中国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在烽火连天中孕育出 “忠诚于党、全心为民，坚守信念、敢闯新路，百折不挠、无私奉献，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的渭北革命精神，历经血与火的考验，持续鼓舞着后来的革命者砥砺前行。

正是因为渭北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最早，所以在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能够为其提供巨大的帮助，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基础，同时陕甘边游击队在转战过程中也多次支援了渭北革命根据地。

其一，渭北根据地为陕甘边根据地多次提供了兵源支持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当日，黄子文的大哥黄子祥受渭北党组织的委派，带领三原武字区几十个农民直接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为这支西北地区第一个工农红军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源头之一。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立即南下渭北的三原、富平、耀县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2年2月15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后，三原武字区又为陕甘游击队补充了部分新战士。4月21日，阎红彦、黄子文、杨重远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支援渭北苏区的农民运动，武字区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使五支队扩大到300多人。6月，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在韩城遭到了国民党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部队剩下200多人，急需补充人员。13日，黄子文带领陕甘游击队一个班返回三原武字区紧急“扩红”，中共武字区委立即分片动员。三天之内，胡炳彦、张改明、方谋、杨遂、王建章、习浩胜等近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踊跃报名参军。随后，这些新参军的共产党员和青壮年群众由黄子文带领北上，加入了陕甘游击队。此外，黄子文还动员渭北特委委员、武字区雇农工会主席顾先臣，武字区区委委员、游击队指导员王瑞祺等渭北苏区干部参加了陕甘游击队。8月中旬，受“左”倾错误影响，陕甘游击队500余人在正宁县湫头原一带再次遭遇国民党部队驻山河镇一个团的乘机“围剿”，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撤到旬邑县马栏时只剩下200多人。仍然是渭北游击队以革命大局为重，再次为陕甘游击队补充了兵员，有力地支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之后，陕西省委号召“渭北三千劳苦群众到红二十六军去，加强巩固健壮红二十六军。”②1933年2月6日，“二十六军下来，武（字）区有七、八十群众去了，各处群众纷纷的不断的到二十六军去，革委决定设立到二十六军去的招待处。以后三、五十群众带旧式武装前去，目前形势征调三千群众到二十六军是有绝大的可能。同时在耀州、富平、蒲城各地亦开始了这一工作。”③

从1932年2月中旬到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26军的三原武字区革命青年转战于陕甘边各地，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和回旋余地

1932年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4月21日，阎红彦、杨重远率第五支队南下，到达三原武字区。五支队来到武字区时，渭北的农民斗争形势正处于非常高涨的时期。五支队到达武字区当天，参谋长杨重远即率骑兵中队配合武字区游击队占领马额镇。22日上午，武字区委、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在马额火烧庙（今文龙堡）召开欢迎大会。“到会人数有3000人，一律武装，梭镖如森林似的排列起来。游击队由马额尚村出发，沿途农民热情招待，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久出远门的家人父子团聚一样，高兴到了极点!”④在欢迎大会上，杜衡讲话，黄子文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大会宣布成立武字区革命委员会。并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地红军武装、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工农劳苦群众以及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通电。之后，国民党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为避敌重兵袭击，黄子文带领第五支队先撤至耀县上卢村休整，后转移到照金与旬邑交界地带活动。

这一时期，“三原北区是中心斗争区域。在三原党的领导之下，开始农民普遍的分粮斗争，武字前区、后区，西原兴字区（即心字区，指三原县新兴镇、嵯峨镇一带）农民都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分配，共分配粮食二百余石，领导中心的组织是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武装是义勇军，武器是梭镖，增加十余支新式武装。国民党派军队一排去，被二百余武装义勇队赶跑了……富平农民受到三原影响，也起来反抗捐税，把美原包围，公安局的枪都缴收了……耀县、蒲城的农民都起来包围县城，主要的是反抗苛捐杂税。这样形势更有利于游击队的南下，同时游击队的南下，必然的更要燃烧起广泛的农民斗争，提高农民斗争的勇气和决心。”⑤

在国民党陕西地方当局和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的严峻形势下，渭北革命根据地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提供了回旋区域。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开展游击战争，威慑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得到了实战锻炼，积累了斗争经验。同时，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了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推动了渭北农民斗争的发展。

同样，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在处境危险时也转移到三原武字区。1932年9月12日，刘志丹、谢子长在指挥陕甘游击队反击国民党“进剿”照金尖坪的战斗取得胜利后，决定率陕甘游击队乘胜向南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而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临行时，刘志丹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交由习仲勋参与领导；同时，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游击队主力出发后不久，特务队的中队长陈克敏带队叛变，打死了特务队队长程双印，给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严重危害。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与第五伯昌商量后，决定将特务队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向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转移。几经周折，终于在1932年秋拾棉花的时节，特务队到达了三原武字区，编为渭北游击队后区游击队，程国玺任队长，习仲勋担任政治指导员。渭北革命根据地为保存和发展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提供了回旋空间和重要依托。特务队到达三原武字区后随即参加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壮大了渭北的革命力量。

其三，渭北根据地为陕甘边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经费与物资支持

陕甘边地区土地贫瘠，经济长期落后，群众生活极其贫困，党政军的开支主要依靠打土豪解决。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和根据地的扩大，不仅亟需大批干部及兵力，而且党政军需严重不足，钱粮武器极其匮乏。从1932年到1933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领导下，渭北苏区克服极大的困难，以革命大局为重，多次开展“扩红”，并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

关中地区是渭河的冲积平原，利于农耕，向以“八百里米粮川”而闻名，以三原、泾阳、高陵等县为中心的渭北地区是重要的粮棉产区。土地革命初期，西北发生大旱灾，陕西受灾最重，而关中地区又是陕西的重灾区。在渭北地区连续五年大旱灾荒之时的异常困难时期，渭北根据地仍为陕甘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经费，同时也多次在陕西省委的困难时期提供了很多经费。

1932年10月，陕甘游击队为解决过冬困难，总指挥谢子长派杨森带领第二大队60余人到三原武字区一带筹款集粮，武字区军民克服各种困难，为陕甘游击队及时提供了一批紧缺物资。12月22日，杜衡在给陕西省委的报告⑥中说，“一部分（经费）给二十六军作工作上用，如组织后方办事处，输送及购买医药、宣传机器等用，这些东西，将派三原游击队保送下来，同时我听子文（黄子文）计算武字区的现款，目前都在大洋3000元以上，省委应责成特派员和三原中心县委负责提出一部分交常委”，“现在已经给省委大洋300元，红军办事处大洋300元，这些经费均由三原游击队送来”。

1933年至1935年间，习仲勋、周冬至等多次冒着风险回到三原武字区，利用武字区这条连接渭北革命根据地与照金苏区的秘密通道，与武字区军民和从河南邓州一带逃荒来到三原的乡亲一起，将布匹、药品、粮食、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仔细地打成包，趁着黑夜或雨天，用板车推或用骡子驮运，秘密送往陕甘边区。

其四，渭北根据地鼎力支持了陕甘边照金苏区的建立和发展

照金苏区是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历史上的第二个中心区域，从1932年12月开始，渭北游击队便参与了照金苏区的开辟创建。1932年12月下旬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此时，黄子文将武字区南原和武字区后区的两支游击队合编为渭北游击队。12月底，黄子文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金天华任政委，渭北游击队编为两个中队随红二十六军前往照金，配合开辟照金新苏区。渭北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在照金地区及其周边各县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反动民团。首先消灭了宜君县焦家坪之敌，之后在高山槐和照金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打土豪斗争，帮助当地农民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和游击队，开辟了香山寺、九保两个地区。后向西发展，消灭了照金和旬邑民团，使红军活动区域扩大到薛家寨和照金地区。

1933年1月中旬，渭北游击队配合二十六军红二团攻打耀县庙湾民团，因无重武器火炮，缺乏攻坚能力，多次强攻而失利。庙湾失利后，2月4日，敌骑兵团、特务团各一营，协同夏玉山民团分三路包围红二团驻地上下芋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杜衡独断专行，强令红二团抗击进犯之敌。红二团寡不敌众，边打边向山上撤退。不料退路被夏玉山民团截断，形势相当危急。紧要关头，金天华、马志舟率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及时赶到，阻击夏玉山民团，红二团主力乘机突出重围，摆脱危险，安全转移。芋园战斗后，渭北游击队和红二团进入照金苏区，集中兵力，避强击弱，袭扰敌军，经过20多天的反“围剿”，使进犯之敌退出了照金地区。

照金苏区在开辟建立过程中不仅得到渭北游击队的积极配合，而且照金苏区的大部分主要干部都来自于渭北根据地，如在照金建立的中共陕甘边工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游击队政委黄子文、张秀山、红二团代政委汪锋，还有张策、黄罗斌、李秉荣、金天华等都曾在渭北根据地生活战斗过。

照金苏区建成后与渭北根据地南北呼应，相距不到百里，互相配合，进一步推动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其五，渭北革命根据地在红二十六军的曲折发展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26军成立时，陕西省委“左”倾错误代表人杜衡（后叛变）为了达到控制部队的目的，把原陕甘游击队的主要领导谢子长、阎红彦排挤出部队，责令其去上海中央局受训。成立大会结束后部队开走，留下谢、阎二人无人问津，渭北革命根据地负责人黄子文对此非常气愤，遂派渭北游击队员护送谢子长、阎红彦到三原武字区隐蔽，期间多次给省委写信要求妥善安排谢、阎二人去上海中央局之事，在久等无果的情况下，黄子文筹措了路费并派渭北游击队护送谢、阎二人去渭南登上火车。

1933年6月，杜衡不顾许多人反对，强令二十六军红二团离开照金南下渭华，结果在终南山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王世泰等主要领导被困山中难寻踪影。陕西省委急派渭北黄子文进山寻找。黄子文假扮木匠到达渭南赤水镇，在当地党员的协助下，费尽周折在终南山里找回了团长王世泰等人，又从深山密林中背回了病饿交加气息奄奄的刘志丹，随即把他们秘密隐藏在赤水镇党员家中。几日后他们一起商量如何渡过渭河北上照金。因王世泰不谙水性无法泅渡，危难之时，黄子文的妻子李盛云与王假扮夫妻，怀抱婴儿黄北平，臂挎竹篮，内装祭品，下藏短枪两把，以过河回娘家上坟为借口，惊险通过了渭河赤水哨卡，前行十多里后与泅渡过来的刘志丹、黄子文等人汇合。后又经数月辗转，终于回到照金苏区。

1933年7月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为了使红二十六军旗帜不倒，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四团，从此红四团便扛起了二十六军的大旗，成为二十六军的主力。在随后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南梁苏区、粉碎敌人多次围剿的战斗中，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发扬敢打硬拼、千里奔驰、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发挥了主力军的重要作用。

总之，这两块革命根据地在战斗中相互依存配合，在发展中互相帮助，为两点一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三原县委员会编、王继主编：《渭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421页—第422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54页。

③《渭北特派员拓夫关于渭北党的工作情况给省委的报告》(1933年2月6日)。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9页。

⑤1932年6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团关于渭北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

⑥原标题为《陕西励君关于二十六军之报告》，存陕西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