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人物】六十春秋播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张仲实传论

■张积玉 

张仲实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出版家。他生前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他一生坚持把理论翻译和研究工作与党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忠心耿耿地为革命事业工作，孜孜不倦地翻译、研究和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党的理论建设呕心沥血，奋斗了60个春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求学、革命与理论编译和研究工作的起步

张仲实（1903-1987），原名张安人，陕西省陇县人。幼年时家境贫困，两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常年在外为县城一家酒坊驮运粮食，很少回家，祖父特别照顾他使他有机会进了本村私塾。三年后，他作为私塾先生孩子的陪读上了县城高级小学堂。在高小几年里，他常常因交不起膳食费而流泪。少年时代的张仲实勤奋好学，对祖国的积贫积弱、社会的黑暗腐败强烈不满，逐渐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

上世纪20年代初，他悄悄拿走家里自产的六两鸦片（军阀为筹集军饷逼迫所种），考入了三原陕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三原是当时渭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大革命时期陕西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在那里，他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共进》等革命刊物，还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以及许多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籍，热心研究各种思潮，很快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主动兼当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的代销员，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被选为中共三原特支书记，参与领导了渭北地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5年暑假，省学联在三原举行代表会议，张仲实被选为省学联主席，配合魏野畴等积极开展学运、兵运和农运。1925年秋，他作为陕西省学联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会后，他与各省代表一起，参加了北京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革命”游行示威，参与了包围段祺瑞执政府、捣毁顾维钧公馆的行动，并被指派为全国学联特派员先后赴河南开封、郑州、陕西西安等地传达大会精神，宣讲“首都革命”的意义。1926年7月军阀刘镇华部队攻占了西安以东各县，并包围了三原南城，张仲实遭到通缉，被迫逃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二年级插班学习。

1926年10月，党中央经过考试选拔，派遣张仲实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深造。当时，同学中不少人都忙于购置皮箱，准备行李，而他却以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本日本版的《露和字典》，默默地开始了对俄文的学习。在苏联经过两年多的刻苦攻读，他不仅比较系统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打下了扎实的俄文功底，而且由于同张闻天、瞿秋白等人经常往来，政治视野也大为开阔。1928年4月，东方大学中国班与中山大学合并，他被分配在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中山大学翻译班从事理论著作和教材的翻译工作，与陈昌皓、谢唯真等翻译并编著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布）简明教程》《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论游击战争》《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1]，从此走上了终生不渝、奋斗了60个春秋的马列主义理论翻译、研究和出版的道路。　

二、在进步文化堡垒中传播马列主义、抗日救亡

1930年9月，张仲实结束了在苏联四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了祖国，先被分配在唐山担任中共京东特委宣传部长，不久，转入上海进步文化界，先在《时事类编》杂志担任特约翻译和编辑。1935年初，经胡愈之介绍担任《世界知识》主编，进入上海进步文化的坚强堡垒、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开始走上了研究国际问题、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的革命道路。

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力量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的较量。一方面，蒋介石亲自指挥疯狂地对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数次发动反革命军事大围剿，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与此同时，也残酷地实行反革命文化大围剿，竭力阻遏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当时的上海，为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许多进步的、革命的文化机关都到了难以生存下去的地步，编译、出版马列主义书籍更是极端困难。而当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却急需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这时，尽可能多地从德文和俄文原版直接翻译马列主义重要著作，成了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此时的张仲实自觉服从党的需要，积极参加了这一困难而艰巨的工作。起初，他曾一度担任《时事类编》半月刊的特约翻译，从苏联报刊为每期杂志提供一篇有关理论或时事政治问题的译文，并很快转入了对经典理论著作的翻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译作《政治经济学教程》，曾风靡一时。他翻译的苏联文学顾问会编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在《时事类编》杂志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张仲实这一时期的著译工作，尤其是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对国际问题所作的深刻的理论分析，引起了进步文化界的注意。

1935年初，上海文化界的著名进步人士、中共特科党员胡愈之介绍张仲实到生活书店，接替他担任重要时事政治刊物《世界知识》的主编。利用这一阵地，张仲实组织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撰写评述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文章，他自己则每期必然写稿，帮助广大读者正确地分析认识纷纭变幻的世界形势。1935年底，他参加了又一重要刊物《大众生活》编辑组的工作。该刊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勇敢地擎起“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大旗，很快成为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机关刊物，一时发行量达到20多万份，但出满16期时，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无理查封，主编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1936年2月，受邹韬奋安排，张仲实接替他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并在第二次社员大会上被推选为书店临时委员会主席。

主持书店编辑工作后，张仲实又及时创办了《永生》周刊以代替《大众生活》，并坚持出版了一大批在当时影响很大的进步刊物，如：《世界知识》（钱亦石主编）《文学周刊》（傅东华主编）《文艺阵地》（茅盾主编）《译文》（黄源编辑，实为鲁迅主编）《太白》（陈望道主编）《妇女生活》（沈兹九主编）《国民公论》（张仲实主编）《读书与出版》（张仲实、林默涵编辑）。这些刊物在当时国统区进步思想文化战线上居于领导地位，团结了大批作家、读者，起到了宣传、教育和组织作用，成为抗击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政策的坚强阵地。

与此同时，张仲实还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适时改变生活书店的出版方向，努力扩大出书范围，有计划有组织地出版了世界学术名著译丛、青年自学丛书、救亡丛书、世界文库、百科小译丛等影响很大的系列丛书。尤其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实际上是由他主编的一套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著丛书。据初步统计，从1936年至1938年，在他主持下，在该套丛书下共出版马恩列斯著作20多种，计有《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德国的农民战争》《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马恩论中国》《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列宁主义问题》《论民族问题》《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重要经典著作。另外，还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

“青年自学丛书”也是由他主编，主要由上海一批革命文化工作者撰稿的重要丛书，共出版二辑20种，其中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著名史学家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著名社会科学家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著名理论家柳湜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张仲实的《怎样研究世界经济》等，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丛书出版后，人们争相购阅，许多人从书中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启蒙和马列主义理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熊复在《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导师》一文中就曾写到：“而教育整个一代青年，引导他们由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是，由邹韬奋同志创办而由仲实同志担任总编辑的生活书店，它出版了一系列进步读物……我自己就是受这种教育而走上这条道路的见证人。正是这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读物，使我得以从中含英咀华，最终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2]这些系列丛书的出版，使生活书店也声誉大振。邹韬奋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在他出国后，由于诸位同事的努力，书店“不但不衰落，而且有着长足的发展”“为本店发展史上造成最灿烂的一页”[3]。

在尽力主持书店编辑工作的同时，张仲实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作为发起人，他被推选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参加了救国会组织的许多重要活动，紧密配合邹韬奋，使生活书店成为救国会重要活动机关和主要宣传阵地。1936年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悍然逮捕，张仲实同胡愈之等救国会其他执委坚持斗争。他们利用自己主办的报刊并动员全国舆论界，大造“爱国无罪”的舆论，宣传宋庆龄、马相伯和爱因斯坦、杜威等国内外知名人士营救“七君子”的言论。张仲实还多次去法院旁听对“七君子”的审讯，为他们招聘律师，及时向新闻界披露他们在监狱和法庭上斗争的情况。1937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出版和经营的书籍内容左倾”为借口，训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政府派员向生活书店提出警告，身为总编辑的张仲实，不为所动。七七事变后，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开始。此时的张仲实极为振奋，立即与刚刚出狱的邹韬奋筹办了新的抗战刊物。9月1日，张仲实与金仲华、郑振铎等主持创办了由《世界知识》、《中华公论》、《国民》周刊、《妇女生活》等联办的《战时联合旬刊》，在第一期上他发表了《敌我军队作战能力的对照》，以大量事实为据对敌我双方的士气和战斗力作出了对比分析，有力地驳斥了“恐日病”患者和亲日派“日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可以灭亡中国”的“亡国论”谬言。[4]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张仲实在《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等刊物发表的有关抗战和国际问题的文章达90余篇，编著有关抗战读物《现代十国论》《抗战一周年》《救亡手册》《国际现势读本》《俄国怎样打败了拿破仑》等。这些论著理论联系实际，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战略、路线、政策等重大问题，其见解为党形成正确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生活书店时期，也是张仲实翻译、研究马列经典著作和理论著述的高产时期。当时在工作繁重、社会活动频繁不断的情况下，他给自己“作了每天至少翻译两个小时的规定”[5]。当时的他年富力强，下班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翻译，几年里坚持不懈地译出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理论名著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哲学”条目等等。这些译著的翻译出版，对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青年因阅读它们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9年初，经党组织同意，张仲实与茅盾应著名爱国民主战士杜重远邀请赴新疆学院担任政治经济系主任，并任我党指导下的新疆文化协会副委员长兼编译部部长。在那里，他向学生及民族文化干部训练班学员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课程，并在《反帝战线》等进步报刊上发表了十数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作和论文，为他负责编辑的“新新疆丛书”翻译了《新哲学读本》等。由于他们辛勤努力的工作，马列主义在新疆各族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当时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一时间形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良好风尚，书店里销售的马列主义书籍和内地进步书刊常常供不应求；有时人们为买一本马列主义的书籍，甚至需要连夜排队[6]。1939年暑假，张仲实作为副团长协助杜重远带领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赴伊犁及沿途各地宣传抗日，引起军阀盛世才的忌恨，不久杜重远遭受软禁，张仲实和同在新疆学院任教的茅盾也被盯梢和跟踪，处境极为险恶。次年春天，经去苏联治病路过乌鲁木齐的周恩来副主席的安排和中共新疆党组织的帮助，他和茅盾一家才终于逃离了虎口。

三、从延安到西柏坡编译经典、传播马列理论

1940年5月，张仲实与茅盾一家搭乘朱总司令车队的汽车到达延安，各界群众齐集南门外隆重热烈地欢迎朱总司令和他们，朱总司令、茅盾和张仲实在集会上先后发表讲话。毛泽东和张闻天分别到住地看望他们，毛泽东还给他们亲笔题赠了《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两本著作。张仲实“由衷地感到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幸福感和安全感”[7]。

延安是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中心。这一时期，我们党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延安及各革命根据地迅速地掀起了提高文化、刻苦攻读马列的学习运动。在这一时期，张仲实先后在我党第一个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马列学院编译部任主任，校订从英文译出的20卷本《列宁选集》的译稿；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组担任组长、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担任主任，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并在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院校讲授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尔后，长时间担任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主管解放社工作，负责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曾为中央制订翻译经典著作的计划，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质量较高的重要马列著作。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不久毛泽东主席主持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张仲实与艾思奇、吴亮平等负责翻阅了大量书籍，搜集了丰富的资料，为完成这一任务做了重要工作。这本书长时期内对教育全党学会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发挥了很大作用。

延安时期，是张仲实研究、传播马列主义的黄金期。这一时期，他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尤为刻苦勤奋，他在中央机关报刊《解放》周刊、《解放日报》以及《中国文化》等发表的多篇重要论文，反映出他马克思主义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里，他旗帜鲜明地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口头上的、书本上的、教条式的；另一种则是革命的、实践的、创造性的。”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20年来的革命斗争中，不仅已经正确地掌握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中国的环境，“而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上，已经向前推进了马列主义，已经给马列主义的‘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的贡献，添加了许多新的珍贵东西。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七大召开后，他还撰写了《毛泽东传》《朱德传》，对两位革命领袖的革命经历和贡献、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初步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他在《毛泽东传》中提出：毛泽东“是从近代中国四次伟大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杰出的领袖”。他首先是一个“大革命家、大组织家、大行动家”，又“是一个大思想家、大理论家，是一个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8]他特别指出，毛泽东在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党的建设的理论与政策等等方面，“都发展了、丰富了、补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是我党关于毛泽东生平及思想的较早较全面也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是对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阐述和发挥，对我党此后进一步科学全面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具有参考价值。

在延安，张仲实还撰写了《列宁的著作遗产》《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怎样研究〈资本论〉》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等论文，对帮助延安和各根据地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产生了影响。他选译的苏联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动力矛盾问题的一组讨论文章《社会主义时代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矛盾问题》等，对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研究社会主义阶段一些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延安整风期间，张仲实响应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号召，利用业余时间深入杨家岭中央机关运输队做群众工作，给队员讲抗日形势、教识字、谈思想、帮记账、教唱革命歌曲，提高了队员的政治觉悟，使运输队成了全延安的模范运输队。张仲实因此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出席了劳模大会，并被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提名表扬。

解放战争初期，王震和陈赓部队在山西晋中一带击溃了阎锡山的主力军，取得了汾孝战役的重大胜利。在文水县他发现了刘胡兰在敌人铡刀下大义凛然、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及时报告党中央，受到重视，毛泽东主席亲笔为这位年轻的女英雄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从而学习刘胡兰烈士的热潮得以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9]

1947年，党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这一鼓舞人心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张仲实积极投身于这一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配合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他遵照中央工委的指示，日夜奋战，在条件十分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搜集资料，及时编选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在《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民》《无产阶级与农民》等专题里精心选辑了大量重要论述，说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只有正确解决这个同盟军的问题，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这本书为广大解放区参加土改工作和研究土地问题的同志及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他还负责整理编辑《土地调查报告》10种。会议之后，他接连参加了晋察冀土地工作会议，担任大会秘书，受大会主席团委托选编了《整党问题参考资料》，在《论党的性质》《论群众路线》《论党与群众之关系、党员的义务、干部及干部团结、党的严肃性和灵活性》等10个专辑中选录了马恩列斯毛及中央有关文件的重要论述，是一部珍贵的党建理论著作。这一阶段，他还在陈南庄附近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迎接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指示张仲实负责提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计划。他和有关同志商议拟定了“干部必读”12种书，经中央审批作为全党理论学习的教材。在12种书中，张仲实负责编译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下册）和《社会发展简史》三种。[10]这套丛书自1949年6月开始出书至1950年6月全部出齐，印行总数达300多万册，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读物，对培养干部、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中央编译局三十余年矢志马列编译与研究

全国解放后，张仲实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处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任副部长，主管理论宣传工作。1954年，调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任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从此，他的全部精力投入了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这一宏伟重大的理论建设工程上。既是组织领导者，又亲自审订译编。由始至终，勤勤恳恳，孜孜矻矻，为全部翻译出齐卷帙浩繁、内容赅博的三大全集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的30多年，是张仲实研究、传播马列主义的辉煌期。这一时期他努力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出发，有选择地翻译了一批马列经典著作。他翻译的列宁的《论民族殖民地问题》《论东方各族人民的觉醒》《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等，为建国初期党的理论建设乃至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对有关重要马列著作作了系统地研究和阐释，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有广泛影响的论作。其中《〈神圣家族〉一书对历史唯物主义若干基本原理的初步阐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巴黎公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发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等，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曾在党内和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影响。

张仲实从自己一生理论翻译和理论研究的生涯中深深认识到，翻译必须和研究相结合。他一贯主张，翻译工作者只有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才能把马列著作准确地译成中文。在60多年的理论翻译和研究工作中，他身体力行，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1958年以前，“按劳分配”普遍被译作“各取所值”或“按劳付酬”；“按需分配”被译作“各取所需”。他认为这两个译文都不准确，容易产生误解，从而反复研究探讨，提出以“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代替过去的译法，得到中央的肯定。张仲实从自己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的实践中深深地认识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多次谈到，“研究马列，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老在书本里打圈子没有出路。” [11]。

张仲实在翻译理论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在建国前后，他都曾发表过有关外国语学习和论述翻译工作的文章。他在《我学习俄语的经验》（《语文》1937年1卷2期），《谈外国语学习》（《人民教育》1961年第11期）、《我的编译生涯》（《出版史料》1983年第2辑）等文章中一再强调指出：“我们学会一种外国语，就是掌握一种武器，可用来为我们的革命事业服务。”他认为“在今日，外国语对我们的国家不是不重要了，而是越来越重要了。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仅需要大批懂得外国语的干部，而且需要对外国语有深造的干部。” 张仲实从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深切地懂得了翻译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翻译〉》（《译讯》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著作的翻译》（《新华文摘》1980年第4期）等文中，深刻地说明了翻译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翻译要保持原文的风格，不仅要把原著的意思译得忠实、确切，而且不能忽视文体，要把原著特有的而译者所不习惯的文体表达出来。当然他也一再表示，反对“太拘泥原文”，“逐字逐句的死译”。他反复指出，做好理论著作翻译工作，必须学习、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理沦，必须精通外国语和本国语言，并具有丰富、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造诣。[12]张仲实关于理论翻译的主张，得到了朱光潜等理论界、翻译界同行的赞赏。

十年动乱后期，他虽年愈古稀，仍壮心不已，决心写出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传》，已拟定写作提纲。不幸的是，1974年他身患癌症，当时有人劝说他应该去外地疗养，享享清福。他却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为人民、为社会多作贡献；一个人活着，不干事情，那活得再长又有什么意义呢？手术后不久，他就坚持天天上班[1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仲实精神更加振奋。养病期间，一鼓作气写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传略，其中《马克思思格斯传略》1983年出版，《列宁传略》1984年出版，为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读本，受到各方面广泛欢迎。张仲实一生翻译成果累累，研究论著颇为丰富，现已编成《张仲实文集》12卷14册，670余万字，列入中央编译局文库，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大选题，由中央编译局出版社于2016年正式出版。

1984年3月，首都思想理论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庆祝张仲实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50周年，表彰他在传播马列主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杨尚昆、王震、习仲勋、胡愈之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到会祝贺。国家副主席王震在讲话中热情赞扬说：“张仲实同志是我国理论界、翻译界和出版界一位深受大家尊敬的老同志。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几十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为革命事业工作。革命战争年代，无论在环境十分险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白区，还是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解放区，张仲实同志都在孜孜不倦地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真理。……仲实同志为传播马列主义奋斗了一辈子。”[14]舒同在庆祝会上赠他的条幅“半世纪翻译经典著作，一辈子宣传马列主义”，是对他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奋斗了一生的高度概括。

张仲实逝世以后，党中央对他一生的革命功绩和理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他是“我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说他“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为党的理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对他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作了充分肯定，指出：“60多年来，张仲实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宣传马列主义奋斗不息。他在工作中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他坚持党性原则，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不谋私利。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他作风朴实，密切联系群众。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15][16]

熊复在《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导师》一文的末尾写道：“仲实同志把他一生都奉献给了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国家，我们伟大的人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无愧是中国人民的忠实的儿子，无愧是我们党真正的共产党员。” [17]中共中央编译局《张仲实文集》编辑委员会在《出版说明》中写到：张仲实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和著名文化战线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创作时间跨度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涉及领域广泛，涉及语种丰富”；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新闻出版做出了很多开创性贡献。他为我们留下的翻译成果、理论研究成果和新闻出版成果，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乃至中国现代语言史、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史等方面不可多得的文献。他是一位高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从他的学术成果中我们可以窥见近百年来中国的话语变迁、思想变迁、学术变迁和历史变迁”。[18]这是至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张仲实一生学术理论成就、学术理论贡献和学术理论影响最全面、最中肯的评价。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注释：

[1]崔艳红：《中共留苏学员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2019年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8版。

[2]熊复：《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导师》，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164页。

[3]转引自钱小柏等著：《韬奋与出版》，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4]张仲实：《敌我军队作战能力的对照》，《战时联合旬刊》第1期，1937年9月1日。

[5]张仲实：《我的编译生涯》，载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岩石、王华轶：《拓荒者的足迹——抗战时期新疆的革命文化活动》，1983年9月24日《新疆日报》。

[7]张仲实：《难忘的往事——与茅盾一家辗转新疆的前前后后》，198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8]张仲实：《毛泽东传》，见《张仲实文集》第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

[9]张仲实：《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1983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10]吴殿尧：《张仲实》，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4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295页。

[11]张仲实：《对于“资产阶级法权”一语译法的意见》，1959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12]《张仲实文集》第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1—582页。

[13]李长福、刘明：《把毕生献给马列宣传工作——记马列著作翻译研究专家张仲实》，1984年11月18日《光明日报》。

[14]王震：《在庆祝张仲实翻译研究马列著作50周年会上的讲话》，《翻译通讯》1984年第5期。

[15]《张仲实同志生平》，见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0页。

[16]新华社3月3日电：《我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仲实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1987年3月4日《人民日报》。

[17]熊复：《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导师》，见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164页。

[18]中共中央编译局《张仲实文集》编辑委员会：《出版说明》，见《张仲实文集》第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