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在陕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

□  孙应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在毛泽东“复电”精神鼓舞下，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积极团结带领全省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从而揭开了陕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篇章。

当家作主，揭开革命建设新篇章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中共陕西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建立和巩固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在此基础上，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省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

一、建立新生政权，实现经济好转。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彭德怀的领导下进军西北，从而拉开解放陕西国统区的帷幕。陕西境内国统区从1945年10月解放三边开始，除少数地方是和平解放的以外，其余都是经过人民军队激烈战争夺取的，有的县城反复多次才获得解放。到1950年1月11日，陕南地方部队解放了国民党在陕西的最后一个据点——镇坪旧城。至此，陕西全境共历时四年三个月全部解放。

在解放陕西国统区进程中，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相继成立，并在大中城市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农村建立基层人民政权，摧毁旧政权体系，建立新社会秩序。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先后成立。由于当时还不具备普选产生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从1949年7月到1952年11月之前，全省先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府。1953年4月起，全省实施基层普选，从而结束了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过渡组织形式。

国民党政府留给陕西人民的是一个烂摊子。人民政权成立后，立即进行城市接管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1950年7月，中共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西安召开，大会把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全省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作为重要任务进行部署。为了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各级人民政府一建立就接管、没收和改组了国民党政府在陕西建立的工厂、铁路、邮政、银行等单位，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严禁银元、铜元自由流通，严厉打击不法商人囤积居奇、扰乱金融秩序等行为，从而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还通过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实现了全省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

二、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

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在溃退之前，曾有计划地布置土匪、特务潜伏下来，开展对人民政权的破坏活动。1949年底，全省有股匪3万余人，大部分活动在巴山、秦岭和麟游山区，少数活动于关中平原和陕北的黄龙、榆林地区。从1949年底开始到1953年底，省委、省政府和陕西军区组织第19军等部队和地方武装分阶段实施了剿匪斗争。在4年中共击毙、俘虏和瓦解土匪3.16万人，破获匪特案件1502起，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在全省基本上消除了匪患。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0年10月，省委决定重点对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等反革命进行全面清理。各地积极教育和启发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控诉反革命罪行，公开宣判、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在镇反后期，开展了以清理内部为中心的肃反运动，关押、管制了一批反革命罪犯，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全省从1950年10月至1952年5月，在关中新区和榆林新区、陕南的农村分批进行了土地改革。各级重点放手发动群众，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打垮地主阶级。临潼县外号“秦桧”的大地主恶霸秦颂臣，勾结土匪、霸占土地、镇压农民、强占民女被依法处决。经过土改，全省有780万农民分到土地1080万亩、粮食1.1亿斤。随后，全省分期分批进行查田定产工作，总结经验，处理土改遗留问题。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愿望，使农民真正翻身作了主人，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朝鲜战争爆发后，面对国家安危，陕西人民义愤填膺，很快掀起抗美援朝热潮。城乡人民积极捐献飞机大炮、订立爱国公约、开展拥军优属工作。爱国艺人常香玉通过在全国义演捐献一架战斗机，全省人民共捐出战斗机41架。在前线，陕西籍志愿军将士奋勇杀敌、不怕牺牲，共有3482名优秀儿女为国捐躯，涌现出特等功臣杨育才、蔡兴海、郝兴文等一大批战斗英雄。抗美援朝运动鼓舞了全省人民的爱国热情，政治觉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由此激发出的爱国主义热情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

三、加强党的领导，开展“三反”“五反”。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省委、省人民政府在领导全省人民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及时建立健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监察机构和群团组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障中心任务完成。根据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定和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省委从1951年至1954年对全省4162个党支部、97543名党员进行整顿和审查，积极慎重地建设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通过整党建党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增强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力，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壮大了党的队伍。

为了给国家积累财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全省于1951年12月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在运动中逐渐暴露出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内，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从1951年12月上旬到1952年5月底，全省和西安市在县级以上机关、学校、团体、国营与厂矿企业内部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的“三反”运动。各地群众积极揭露贪污和浪费现象，痛击官僚主义。经过打“老虎”，共查出贪污款720万元、追回270万元，处理了一批不法分子。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发现很多贪污分子是被奸商拉下泥坑的。还有少数不法资本家甚至制造假药，伤害中国人民志愿军。于是从1952年2月到8月，又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各城市依靠工人、店员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通过“三反”“五反”，清除了严重的贪污腐化分子，挽救了同志，教育了干部，纯洁了国家机关，清洗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保证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

四、完成各项改造，确立根本制度。

1953年9月，党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下发后，全省各地掀起学习宣传的高潮。经过宣传教育，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步骤，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信心。在1954年7月召开的中共陕西省首次代表大会上，省委积极适应国家大区机构撤销和西安市划归省管辖的实际，对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做好“一五”计划等工作做出了部署。在12月召开的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根据国家宪法的关规定，将省人民政府改称为陕西省人民委员会。

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全省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通过建立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底全省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土地私有制变为劳动农民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在“积极引导、稳步前进”方针指导下，各级采取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逐步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通过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登记、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13日，西安市继北京、沈阳之后，在全国第三个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

党和政府在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清除了特务、恶霸、封建把头、帮派会道门头子等反动势力和反动封建迷信组织。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帝国主义分子，使之成为独立自办、自选自治、自传自养的爱国组织。对旧社会的毒瘤——吸毒和卖淫进行彻底查禁，没收毒品，打击毒贩，查封妓院，改造妓女，扫除了社会丑恶现象。认真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禁止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陋习，提高了妇女社会地位，推动了妇女大解放。

1956年6月，中共陕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发展各项事业，不断改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到当年底，全省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各项事业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人民的精神面貌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产生了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凝聚力。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在陕西牢固建立，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逐步健全起来，全省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开端良好，道路探索取得新成果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之后，党开始在探索中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受“左”的影响，八大制定的路线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接连发生的反右派扩大化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反右倾斗争的失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曲折。党在实践中对错误进行了纠正，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较大成就。

一、贯彻八大精神，实施工业建设。

1956年9日，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大会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召开后，省委通知要求全省认真学习会议精神，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检查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文件、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传达讲解会议精神，推动了全省学习贯彻活动的深入开展。

从1953年起，陕西和全国一样，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对我国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安排在陕西的有24个，居全国第二位。与此同时，还安排建设了一批地方项目。陕西人民像当年支援革命战争一样，全力以赴支援工业建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省人民共同努力，到1957年“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全省先后建成大中型工业企业28个，其中国家重点工程项目10项。这些项目的建成，奠定了陕西新型工业基地雏形，建成了以西安和咸阳为中心的纺织工业基地和包括航空、兵器、电子工业在内的新兴机械工业基地框架。全省在农业生产、水利建设、交通运输、商业流通、文化教育及医疗卫生等方面有了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上海、天津、武汉、东北等地许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为陕西和西部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交通大学等一批高校的迁入，使陕西的教育事业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在西迁洪流中，无数西迁人胸怀大局、自力更生、无私奉献，从而铸就了伟大的“西迁精神”。

二、探索出现失误，及时纠正偏差。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由于多种原因，在整风开始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根据中央部署，陕西省自6月8日起转入反右派斗争，并逐步扩大到基层。到11月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全省共划定右派分子8476人。由于犯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严重内伤，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在当时发动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斗争的扩大化却是错误的。

1957年全省由于干旱造成农业减产。省委认为国民经济要发展，农业非上去不可，而农业要上去，首先必须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于是决定把水利建设作为主攻方向，全省很快出现了兴修水利高潮。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次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在实践中急于求成，助长了各行业浮夸之风，使“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全省全民大炼钢铁，人人齐上阵，土法炼铁炼钢，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资源。经过三年“大跃进”，由于各项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减产，日用品减少，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与损失。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陕西各地随之开展了并社工作。8月，在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布后，全省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后来又进行小社并大社，一县一社，在公社内大办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共产风”一度盛行。在大炼钢铁中各地抽调了大量农村劳力，致使秋粮和棉花来不及收割，损失惨重，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主要是对省情认识不足，从主观愿望出发，急于过渡，想很快改变穷困落后面貌，却忽视了客观规律。加之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一五计划时期各项建设进展比较顺利，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作用，好心办了蠢事。

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从1958年底开始，全省努力纠正“左”倾错误，重点是调整降低粮食、棉花、油料等作物的高指标，明确人民公社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宣布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允许私人发展多种经营，进一步活跃初级市场。

从1959年到1961年，全省由于农田连续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陕西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使党开始认识到工作中的失误，并采取措施进行初步纠正。1961年6月到1963年2月，全省对受处理的人员进行了甄别。甄别重点是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戴了帽子、受了处分和重点批判的党员和干部。全省共甄别28.41万余人，占应甄别数的97.9%。

三、调整国民经济，开展社教运动。

1960年7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国民经济调整问题。11月8日，省委召开中共陕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检查了“共产风”，并制定落实中央政策的措施。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相继制定了关于农业、手工业、商业、工业、科学、高教、文艺等方针政策。遵照中央部署，全省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调整。先后调整了人民公社和县区行政规模，恢复了3个专区建制，压缩厂矿企业，减少吃商品粮人口，增加农业战线劳动力，还调整了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使国民经济持续下降的趋势得到缓解。在1963年11月，中共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确定陕西的工作重点是“解决吃穿用”问题。到1965年全省市场货源充足、物价稳中有降，国民经济实现了全面好转。

1963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省委及时成立社教组织，并在临潼县行者公社进行社教试点。随着运动的发展，城乡社教运动内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1964年11月至1966年3月，全省从点到面先后开展了二期农村社教运动。在运动中由于康生等人错误地提出“陕西土改、镇反不彻底”的估计，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全省60个县和13个厅局被列为问题较多单位。1964年11月胡耀邦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后，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随后被停止执行。城乡社教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误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

这一时期，全省人民在雷锋、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模范人物和群体精神感召下，涌现出赵梦桃及其小组、赵洪璋、徐永基、张秋香、柳青、王老九、李瑞芳等大批先进模范。他们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行动，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塑造了时代风尚，产生了深刻而久远影响。

四、十年全面建设，成效突出显著。

从1956年6月到1966年4月的十年探索中，陕西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受了严重挫折，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但是党的各项事业仍然在曲折中继续前进，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业基础有所加强。全省用于农业和水利建设的投资、农田灌溉、农村用电、农业机具、化肥施用量等均比“一五”时期大幅增长。小麦、玉米、棉花等良种推广成效显著。二是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基建投资29.5亿元，建成30多个大中型项目。固定资产比1957年增长3倍。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加。三是形成了以机械、纺织、煤炭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建成了西安西郊“电工城”、东郊“纺织城”、以西安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和渭北煤炭生产基地。陇海铁路沿线各具特色的工业城市已基本形成。四是宝成铁路建成通车。公路建设发展较快，交通状况开始好转。五是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科研、高等教育基地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物质技术基础，积累起来的建设骨干力量和工作经验，为陕西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艰难前行，排除干扰依然有进展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给陕西党的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重点开展三线建设，加上人民群众对“左”倾错误的反对和抵制，陕西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遭到严重挫折，留下深刻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在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发动的，其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在长达十年的内乱中，全省经济发展缓慢，党的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社会风气均遭到严重破坏。

在党的建设方面，由于极左思潮泛滥，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阴谋集团的操纵和唆使，一些造反派公开将矛头指向各级党组织，全省大批干部受到迫害和打击，各级党组织难以正常工作。1971年2月至3月，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由于各种帮派势力趁机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协商选举”，造成一些党组织和领导班子的严重不纯，党的领导依然处在被弱化的状态；在经济工作方面，“文化大革命”使全省经济出现了三次大倒退。从造反派组织武斗夺权，到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再次大泛滥，再到“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加剧了全省经济与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在文教科技工作方面，“文化大革命”对17年来陕西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全盘加以否定，致使数百名作家、艺术家受到打击迫害，全省艺术团体、机构等数量逐年减少下降。教育战线由于“停课闹革命”，大量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批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劳动，直接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在科技战线许多科研院所被迫中止工作，科研工作处于无计划状态。

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深刻教训。“文化大革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采取了似乎非常革命的手段，但实际上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没有也绝不可能带来任何的社会进步。它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实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化和法律化，否则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二、实施发展规划，加强三线建设。

1966年到1970年全省实施了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三五”计划没有完成。但这一时期国家在陕西的投入比较集中，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陕西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1971年到1975年，全省实施了“四五”计划，重点把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开展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在工业方面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增强了陕西的工业实力。

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动荡，我国周边形势逐渐紧张，全国经济建设战略由此发生了向战备倾斜的重大转变。为此，党中央确定了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外敌入侵，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从1964年到1980年的16年间，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西南、西北的大山中安排建设了近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其中在陕西的投资与建设规模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共新建400多个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尽管遇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全省人民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保障这些项目得到实施。为了加快建设步伐，国家从上海、北京、天津等省市调集了大批技术力量、设备和物资支援陕西三线建设。驻陕人民解放军先后有20多万人也投入到建设之中。广大建设者大力发扬延安精神，风餐露宿，历尽艰险，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

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加强了国防安全和国土纵深防御。也改善了陕西工业布局，使全省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及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较大发展，不少行业和领域的技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风采，虽历经岁月流逝、沧海桑田，但仍历久弥新，激励着我们继续奋勇前行。

三、抵制错误思潮，进行全面整顿。

为了尽快结束混乱局面，针对陕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召集省委、省革委会和驻陕部队主要领导到北京汇报陕西工作。1971年8月25日至9月5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和兰州军区领导听取了陕西和驻陕部队的汇报。在周恩来主持下，制定了《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提纲》指出，陕西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与兄弟省、市、区相比落后了。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作怪。为此，省委号召全省人民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积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加快老区建设。从1971年9月到1973年，《传达提纲》一直作为陕西工作的重要指导文件来贯彻执行，对稳定局势、促进经济社会向好的方面转化起到重要作用。这期间，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毁灭，加快了陕西干部解放和政治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变。但由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当时条件下，未能彻底解决陕西问题。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接连召开交通、工业、农业等方面的会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省委、省革委会及时布置全面整顿工作，重点抓了73个单位，取得显著成效，当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1975年11月，毛泽东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停止了他大部分工作，不久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陕西的党羽，立即点名批评各级领导干部，任意给他们戴上各种帽子，迫使他们无法工作，政治形势由相对稳定又走向混乱，全省经济再次遭受严重挫折。

四、排除各种干扰，努力抗争前行。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省经济虽然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由于在党内正确力量的推动下，经过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抵制与斗争，在某些领域仍然取得进展。主要表现在：

一是工业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能力明显提高。1975年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职工比10年前增加44.74万人，工业总产值比10年前增加3.23倍；二是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1975年底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比10年前增加229.88万马力，有效灌溉面积增长87.5%以上。农业总产值增长15.1%，粮食总产量增长33.4%；三是交通运输取得重大进展。全省铁路累计正线延长469公里，建成电气化铁路510公里，公路通车里程为10年前的2.24倍；四是商业有了一定发展。1975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0年前增长114%，商品购进总额增长98.7%；五是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事业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取得了一定成就。迁建、新建了16所大专院校，中小学的数量和在校学生有较大增加。新建20多个科研院所，完成一批重要科研项目，群众卫生事业、计划生育事业、群众性体育活动等取得了可喜成果。这一时期，各条战线群众排除干扰，努力工作，涌现出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国测一大队以及某研究所工程师罗健夫、周天孝、铜川矿务局煤矿工人冯玉萍等先进群体和个人。

应当特别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陕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消息传来，全省军民集会游行，欢庆鼓舞。从此，陕西同全国一起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和严重挫折后，我们的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这场内乱，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义无反顾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伟大制度。

春潮涌动，踏上伟大转折新征程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陕西开始了以实行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古老的三秦大地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一、积极拨乱反正，恢复发展经济。

粉碎“四人帮”后，全省人民的迫切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彻底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1976年11月，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开展揭批“四人帮”，清查与他们有牵连的人和事。

1978年7月15日至8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陕西工作汇报会议。会后形成《陕西汇报会议纪要》的批示。会议提出“拨乱反正、抓纲治陕”的任务和工作方针。中央对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讨论了尽快改变陕西面貌、把全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搞上去等重大问题。随后，全省各领域各行业进行拨乱反正、开展“揭、批、查”斗争。到1979年9月，基本查清了“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发生的重大事件，调整整顿了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党纪处分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使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陆续得到解决。

积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粉碎“四人帮”后全省人民面临的又一项急迫任务。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之后，省委带领全省人民投入生产建设，开展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努力改变混乱和经济发展滞后的局面。这期间国民经济处于全面调整时期，陕西省“五五”计划的指标及时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使社会经济仍有一定的发展。建成投产了韩城电厂、石门水电站、陕西汽车制造厂等一批重要建设项目，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为国民经济发展打下较好基础。特别是高考制度的恢复，让被迫中断求学的学生看到希望，重新燃起学习科学知识、报效国家的愿望。

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

1978年9月，全省冤假错案审查和平反工作全面启动。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首先从一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入手，省委直接为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昭雪。如为国营红安公司“特务集团”假案、麟游县“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假案等平反，对西安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彭康等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领导干部平反，恢复名誉。9月26日，省委决定，对1976年清明节前后，因悼念周恩来总理和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31名群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1979年1月，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提出坚决果断地实行全省工作重点的转移，解决陕西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省委决定对胡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受到的一些批判是错误的，对受牵连的赵守一、李启明等同志平反。对“文化大革命”中以“集训班”名义把一批同志打成“黑帮”“反党分子”等长期隔离审查是极其错误的，予以平反。对“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开展的民主革命补课造成严重后果是完全错误的。对解放前陕西地下党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由此受到打击迫害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应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省委的领导下，全省纠正冤、假、错案工作进展顺利。到1979年9月底，全省已复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种案件33.56万件，约占需复查案件总数的90%以上。在加快平反工作的同时，省委还处理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右派分子的摘帽问题。全省被划为右派分子8476名，在1978年中央十一号文件下达前全省已摘帽4306名，文件下达后为右派分子全部摘帽。与此同时，省委还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民族、宗教和侨务等方面政策，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

三、坚持真理标准，开启新的征程。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次会议标志着科技工作迎来了科学的春天。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10月，省委召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座谈会，省委要求冲破束缚，大胆拨乱反正，真正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此后，省委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全省。这次大讨论，增强了各级领导和党员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自觉性，为打破多年来形成的“左”的禁锢、深入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从根本上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全会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我国改革开放由此揭开序幕。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工农业生产，积极探索改革开放道路，踏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新征程。

陕西29年的沧桑巨变是全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生动缩影，是省委带领全省干部群众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的生动实践。虽然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走过弯路犯过错误，甚至付出沉痛代价，但从总体上看，成绩是主要的，成就是辉煌的。历史实践表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和强大中国。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多有益启示：

第一，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昭示我们，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主动适应世情国情和省情的发展变化，着力解决陕西南北发展差异、关中城市群发展“一枝独秀”、不平衡的问题，才能不断提高全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第二，必须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在29年的历史岁月中，陕西取得的每项重大成就都离不开党中央的领导和帮助，每次经历的风浪都离不开党中央的指导和关怀。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积极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努力办好陕西的事情。

第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力破除“城墙”思维和封建残余，因地制宜化解难题，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关键。29年的实践昭示我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陕西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抓住机遇、谋求发展，才能谱写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第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由于受“左”倾错误干扰，全省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严重践踏。在新的时代，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机遇和新挑战，必须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

第五，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省积极进行各项改革，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加强荒山治理，努力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历史启示我们，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才能加快改变陕西的面貌，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第六，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动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键在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害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推动陕西各项建设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党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智慧，为我们新时代开拓奋进提供了丰厚营养。我们要认真学习、牢牢把握、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结论精神，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如今，陕西已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发展到繁荣兴盛、从内陆腹地发展到开放高地、从温饱不足发展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黄土飞扬发展到满目葱茏，从粗放式生长发展到高质量发展，全省各项事业已经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五个扎实”，落实“五项要求”，奋力追赶超越，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不断汲取信仰的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谱写出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