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人物】潜伏在十七路军中的共产党人成子慎

□ 余 文

我的外公成子慎已经去世六十多年了，我和他未曾谋面，他在我心中形象是高大的、崇敬的，但却又是神秘的、模糊的。最近几年，在协助八十多岁的母亲收集整理外公生前资料过程中，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1931年至1937年，成子慎潜伏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担任过各级参谋、主任、教官、课长、处长、少将参谋等职，做党的地下工作，吸收了众多青年加入共产党，扩大了党的组织规模和影响，搜集了敌军的有关编制、主官姓名、装备、驻地及当时的兵力动态和对我军的作战部署等，在西安事变前还担任了白区和苏区交通站掩护同志的工作。

少小离家  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子慎，1907年出生在山西洪洞县郭盆村一个小康之家。当时，农民深受地方土豪劣绅的欺诈劣夺，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他的父亲总抱怨自己缺少文化，一门心思让子孙们上学读书，以便改换门庭，不再受欺辱。成子慎七岁时，被送到本村的国民小学上学，三年后即考入高等小学，继之又升入中学。1923年初中毕业后，受一位在苏州做生意的亲戚影响，他考入了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学习。1926年高中毕业后，为了争取津贴解决学费问题，19岁的他在上海参加了北平国立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考取了政治经济学专业。

在校期间，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新思想。1929年10月，经同学裴毓华（丽生）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做学运工作。由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推崇三民主义，在清华大学发展国民党党员，严厉抵制共产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想，并实行军事化管理，强调军事训练，导致民怨沸腾。1930年，他曾参与了“倒罗家伦”学生运动。因在“倒罗”运动中暴露，他离开了北平。

进入十七路军　开展党的活动

1931年，成子慎经洪洞老乡，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王世英两位同志介绍进入驻防兰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孙蔚如部工作。组织上与孙作宾（中共地下党员）建立关系，在十七师内进行兵运及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32年4月，第十七师扩编为第三十八军。1933年，三十八军由甘肃移防陕南汉中。

在汉中时，成子慎与王鸣霜、老卫、梁鲁等同志先后进行组织联系，担任军队中联络、情报及反帝统一战线工作。据地下党员毛云鹏回忆：1934年春，他在陕南民团干部考察所一大队二区队当队长。某天，国民党特务突然以所谓“赤化分子”的罪名把他逮捕了，被关进一个黑暗的牢房里。在军事法庭上，毛云鹏拒不承认，反驳证人证言，与法官斗智斗勇，法官难以拿出过硬证据。过了一段时间后，毛云鹏被无罪释放。毛云鹏出狱后获知，他被关押期间，陕南民团考察所地下党领导人成子慎（公开身份是该所教育科长）和刘益民（中共地下党员）采取转移视线的办法进行营救，他们安排地下党员葛寿荣同志逃走，然后大造舆论说赤色标语是葛寿荣贴的，把毛云鹏搞错了。就这样，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毛云鹏被无罪释放。毛云鹏说，这件往事，他终生难忘。

1934年，中央红军北上长征。1935年春，在川北通江、南江、巴中等县的红四方面军，经巴山北麓之宁强、勉县、汉中等地向西运动，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和孙蔚如部有互不交锋的“默契”，有“红色交通线”的设置，在“红色交通线”上还有多次物资支援。在沔县（今勉县）作战时，成子慎曾让地下党员贺修之给红四方面军送过作战情报。但是，当红四方面军为配合党中央向西北挺进，向陕南进行佯攻时，陕南党组织因通讯不畅，红四方面军经过宁强、勉县、汉中时，和孙蔚如部开了仗，孙部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这时，孙蔚如部内的极右分子乘机搞阴谋，主张清理内部，汉中城内有些党的地下组织因此遭到破坏，崔尽善同志等10余人牺牲。据成子慎好友于景祺回忆：一天夜间，与他同住一室的崔尽善（地下党组织支部书记）同志突然被捕，押在军法处。第二天黎明时，于景祺乘警卫不注意，秘密接近崔尽善被押的栅栏边询问。崔说：“这是我箱子的钥匙，你快拿去，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速离开这里！”于景祺即回办公室打开崔尽善的公文箱，当即发现了一些用油印机印刷的《破坏碉堡计划》，有60多份。当时，蒋介石推行碉堡政策，步步为营，以对付苏区和共产党。这样一个指挥秘密行动的党内重要文件，一旦落入敌手，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景祺立即告诉成子慎，他立刻将“计划”全部焚毁，并设法营救崔尽善同志。敌人对崔尽善用尽各种酷刑，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秘密地把他杀害了。崔尽善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壮烈牺牲，年仅25岁。成子慎对于景祺说：“崔尽善这个同志太好了，没有说出党组织的任何情况，烧掉那个文件，对保护党组织有重大意义，若这个证据被敌搜出，不知有多少同志会被牵连进去，党组织还要受到更大破坏。你为我们党做了一件重要工作，应该赞扬你，感谢你！”这次，10余人英勇牺牲，惟组织方面诸负责人幸免。事后，组织方面随即将所有机密文件交成子慎保管。没有暴露目标的几位同志暂行设法安置（成子慎当时任孙部参谋处科长，尚可掩护），孙作宾等被怀疑的同志，由成子慎设法开路证并介绍三十八军运输队由汉中出山。

红四方面军逼近汉中时，汉中城内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恰在这时，西安党组织派联络员王杰同志来到汉中，随即被特务发现，下令紧闭城门进行搜查，王杰想走不得出城，想藏不得容身，情况万分紧急。在成子慎的策划下，地下党同志巧妙地获取了三十八军督办处处长王参议的通行证，又给王杰同志弄来长袍礼帽，将其伪装成王参议，在我党同志的护送下出了城，安全回到西安。

秘密发展党员  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传递情报

1935年秋，三十八军奉命换防渭北三原一带。到三原后，成子慎仍负责军运、情报及发展党员的工作，并建立了三十八军党支部，他任支书。当时，发展党员以军师参谋处进步分子及军部教导队学生为主，成子慎先后发展党员近20多人，如蒙定军同志。这些同志在西安事变中经受了考验，在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6年9月，毛主席给三十八军孙蔚如军长写了一封绝密信，交孙作宾执行任务时面递。孙作宾携带毛主席给孙蔚如的信回到三原，得知孙蔚如去西安了，他带上信怕出意外，就找到99团副官毛云鹏同志，把情况告诉了他，并将信交毛暂为保存，以备安全。毛云鹏十分小心地揣在怀里，并说：“你放心，这么大的事，我一定保管好。”这时，孙作宾又找了三十八军参谋处中校参谋成子慎告知此事，成子慎以特殊身份立即设法协助孙作宾向孙蔚如递交了毛主席的信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193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撤销了西安绥靖公署及十七路军总部，所属部队缩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三十八军军长，辖17师（师长赵寿山）、177师（师长李兴中）、陕西警备一旅（旅长王俊）、二旅（旅长孔从周）、三旅（旅长王镇华），以及教导团等，共计官兵3万余名，十七路军番号从此被撤销。1937年秋，组织上将成子慎的关系转到中央统战部，与当时在西安市负责的吴铁铮（吴德峰）、王一东、曾子安等同志取得联系，并与当时西安市政界各要人进行联系（当时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成子慎随孙在省政府机要室工作，并任随从秘书），在军队和地方开展联络、情报及统战等工作。

参与策划抗日战役计划  保护三十八军中的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下旬起，三十八军17师、177师和军部教导团，先后开赴华北前线，177师到韩城、潼关一带担任河防。1938年7月，蒋介石又将三十八军改编为三十一军团，孙蔚如任军团长，下辖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在陕部队全部东渡，开赴晋西南抗日前线。1938年11月，三十一军团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成子慎先后任军团和总部上校作战科长。从此，他奉令由陕东渡黄河正式参加抗战，直至1944年冬。这一阶段，他始终肩负统战任务，与下辖三十八军党组织密切联系。赵寿山领导的三十八军在山西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西北。在中条山地区，1938年8月至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运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先后粉碎了日军的十一次大扫荡，守住了中条山，使敌人不敢西窥关中，南向河洛，使日军视中条山为“中国战区的盲肠”。卫立煌赞第四集团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在中条山和巩洛地区战役中，成子慎参加与日寇作战的大战役15次，小战斗500多次。作为第四集团军总部作战科长，参与了各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其中，1940年春的“四·一二”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日军遭到惨重损失，他被孙蔚如报请军委会授予一枚“陆海空军干城”奖章，奖励法币二百元。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极为仇视，千方百计企图消灭这支队伍。在极其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地下党和进步力量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种种阴谋。蒋介石为了防止三十八军变成共产党的军队，于1940年10月，将整个第四集团军调离中条山，置于洛阳至郑州一线守卫河防，处于日伪军及汤恩伯的十万中央军包围之中。

1941年元月上旬，国民党在制造皖南事变的同时，又把魔爪伸到三十八军。蒋介石以委员长侍从室的名义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给孙蔚如发来电令，指名三十八军蒙定军（误为孟鼎均）、郝克勇（误为贺克用）等37名军官为“共党嫌疑分子”，其中上校以上者，一律送重庆受审；中校以下者，一律送洛阳劳动营受审。所幸这封电报首先由在总部工作的地下党员、情报处长成子慎接到了。他看了内容，大吃一惊。马上拿着电报找孙蔚如的少校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姚警尘商量。姚一看，也感到问题非常严重紧迫。他俩认为，此时孙蔚如和我党还有一定距离，仍在摇摆阶段。因此，立即将电报抄送工委，首先找的是蒙定军（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郝克勇（赵寿山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络人）。这个名单，传到赵寿山手里已经转了很多手。三十八军工委对这封电报进行了认真研究。当即作出两条决定：第一，动员党内外有影响的人士对孙蔚如做说服工作，鼓励他与蒋介石进行斗争，建议他将此案批交赵寿山军长处理；第二，为安全起见，将在总部干训班工作的郝克勇连夜送回三十八军教育连隐蔽起来，继续负责工委与赵寿山的联络工作。

赵寿山看罢电报，愤愤地自语道：“陷害，陷害。”这37人中，包括了3名工委成员，以及2名旅长、5名团长、6名营长和一批连长、科长、参谋等人，都是赵的军事政治骨干，这显然想“抽梁换柱”。赵寿山强烈地意识到，这是关系他和三十八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必须马上找工委的同志寻求对策。

在赵寿山和工委的推动下，党内外上层力量如孔从洲、耿景惠、宋绮云、姚警尘等都对孙蔚如进行了说服工作。与此同时，赵寿山也亲赴总部，以保存杨虎城部队的实力为理由，反复向孙蔚如表明利害。在众人的劝说鼓励下，孙蔚如接受了大家的建议，逐将处理此案的权力，采用国民党“等因奉此”惯例，把电令转给赵寿山去办。赵寿山以军长名义复电蒋介石，用工委提出的“软磨硬顶”的方式，借电文中错写姓名称查无此人，又以所谓受审官佐皆是跟随他多年的“袍泽”，过去“剿匪”有功，现在抗日有功，根本不是共产党等理由，请求免予调审。经多次反复和拖延，蒋介石最后来电严厉质问赵寿山可否以身家性命担保，赵寿山为了保全三十八军实力，掩护地下党组织，出具甘结，以身家性命作保，蒋只好准予备案。三十八军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引起党中央、毛主席的密切关注，毛主席高度赞扬“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策反部队起义  为西安和平解放献力

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中条山担任河防后，蒋介石更进一步加紧对其控制、分化瓦解，甚至吞并或消灭。1943年10月，三十八军奉命撤离前线进行集中整训。1944年春，蒋介石以调虎离山之计，将赵寿山调离三十八军，派其亲信张耀明接任该军军长。1945年6月，蒋介石为彻底搞垮这支部队，在调离赵寿山后，将孙蔚如调离第四集团军，明升暗降，到湖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于1945年10月调集大批部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此时，第四集团军只剩下三十八军所辖的17师、55师和177师了，处境极为困难，但是地下党不畏艰险，坚决以中央的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发挥我党情报人员特殊作用，同蒋派来的特务顽强斗争，终于粉碎了他们分化瓦解这支部队的阴谋。17师、55师，以及177师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削弱的环境中先后起义。

1946年夏，成子慎以宿疾（支气管哮喘）退伍至陕西凤翔，组织关系由中央转到西北局。他以中学、大学教师公开身份做掩护，利用军队原有的关系进行策反、情报、党内外联络及发展党的工作，曾策反了国民党千山警卫部队和渭南警卫部队的起义，搜集了敌军有关渭河船舶、渡口运输设施及部署的材料、图表、保安团编制、装备、战斗力等情报。

1949年，成子慎通过爱国人士李俊彦，携其友张炳武策划渭南警卫部队起义，组成三个支队，在渭南周围阻击国军，追击胡宗南部队，为西安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当时交通条件有限，由于策反渭南警卫部队任务紧迫，成子慎抱病连夜乘压路机前往。与此同时，他还联系并策动了国民党中央银行西安分行负责人，将该行财产、物品妥善保管，为解放军进城后接受工作做了准备。

据地下党员刘国佐回忆：1948年，他曾任国民党咸阳沣桥乡乡长。一次他到西安，成子慎指示他准备些枪，迎接咸阳解放，他按要求做了准备。

西安解放后，成子慎奉组织命令，调至西安市人民政府、西安市文史研究馆工作，任秘书主任等职，仍进行统战及文史研究工作。1954年8月26日，成子慎终因长期劳累，积劳成疾，支气管哮喘复发，抢救无效在西安去世，享年47岁。国家民政部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并安葬于“西安烈士陵园”。

（作者为陕西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