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页】张立丽：榆林治沙历程

榆林市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毛乌素沙地属于我国十二大沙区之一，其中流动沙丘862万亩。在近代历史上，剧烈的风蚀沙化，给榆林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据调查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时间里，流沙越过长城，向南推移了50多公里，吞没了榆林农田、牧场210万亩，近400万亩牧场沙化、盐渍化，有6个县城和412个村镇被风沙压埋，每年输入黄河泥沙多达几亿吨，形成了“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榆林城北百里之内，一望黄沙，多系不毛之地。“山高尽秃头，滩地无树林。黄沙滚滚流，十耕九不收”是当时榆林大地的真实写照。“风刮黄沙难睁眼，庄稼苗苗出不全，黄沙压地又埋房，沙进人退走他乡”是当时榆林人民生活的真实再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榆林每年都要发生60次“飞沙为堆、昼晦如夜”的沙暴。

1940年，陕甘宁边区中共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深入沙漠地带调查研究，访问有经验的老农，提出“多种一棵树，多养一只羊，多积一斤粪，多打一斤粮”的口号，在全县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发动农民在杨桥畔引洪拉沙，造出良田1000多宙，促进了全县农业生产发展。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他又发动农民种植首蓉2000亩，开出沙滩草地4000亩，种上柳树、沙柳、柠条等。当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靖边解决牧草，发展畜牧业，促进农业的工作。毛泽东还特地接见了惠中权，赠他以“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题词。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治理荒漠的前沿阵地，榆林的防沙治沙工作得到高度重视，被提上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

1950年4月，陕西省政府制定规划，提出“沿古长城线，东自府谷大昌汉，西到定边盐场堡，营造陕北防沙林带”。5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在榆林成立陕北防沙林场。6月，陕北防沙林业委员会成立，李子川为主任，师儒清、蔡学周为副主任。陕北防沙林业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在靖边、神木、镇川等地设立陕北防沙林场分场。同时，派出13名工作人员，分东、西两段进行实地勘察，用时3个月。东段为榆林、神木、府谷及伊盟的十里长滩一带，总面积为1260万亩；西段为横山、靖边、定边、盐池一带，总面积为1125万亩。按照勘察结果，在定边、安边、响水、鱼河、高家堡、庙沟门等地设立了6个分站，在神木瑶镇、靖边杨桥畔、榆林古城滩等地办起3个苗圃，榆林初步形成由总场、分场、分站、苗圃构成的国家造林网络基地。

从1950年开始，榆林县就组织开展群众性造林工作。在城郊榆溪河两岸的七里沙、西门外开展“合作造林”“兵工造林”及机关义务植树活动。1951年，各县开始在零星的地块上植树。1952年6月，西北农林部组织专家、教授、林业工作者进行实地勘察，10月份形成《陕北防护林带造林计划（草案）》，全面规划榆林防沙造林工作，提出重点营造东起府谷黄太沟掌，西越神木、榆林、横山、靖边，直到定边孟沙窝，全长515公里、宽1.5公里，阻断西北风、扼制沙漠南侵的一条绿色长城——基干林带，并将此作为未来进一步绿化大沙漠的基点。

1953年春，国家林业部部长梁希和苏联专家聂纳洛阔莫夫到榆林视察，提出先搞试验，再寻找治理沙漠的办法。到1953年底，榆林完成了2862万亩风沙区综合考察，并设计了3条大型基干林带。即，第一条沿陕蒙边界，东起神木县大柳塔三不拉村，西至靖边张家畔，全长561公里，称北绿林带；第二条东起府谷大昌汉，西至定边盐场堡，全长650公里，称长城林带；第三条东起靖边张家畔，西至定边红柳沟，全长349公里，称环山林带。1954年林业部营林调查队在榆林进行了两年多时间的实地调查，形成《陕北内蒙沙荒调查报告》《陕北防沙造林规划设计》两份材料，对长城防沙林带作出详细规划设计。这一年榆林沙区第一个国营林场神木县公草湾林场成立，到1961年，沙区共建立了23个国营林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国营林场的带动下，群众性的造林绿化在村庄周围和农家田边逐渐开展起来。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沙漠还在扩大，秃岭仍在蔓延，绿化赶不上沙化，沙进人退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当时邀请了苏联专家在榆河堡南设立挡沙板，几场大风后，挡沙板被压弯或被沙埋，实验以失败告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榆林人民确立推广了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技术方案和“密集式造林”及“一次性全面固定沙丘”等实用治沙造林技术，使得大规模造林绿化成为可能。1963年10月7日，《陕西日报》第一版载文称:“沙漠停止南移，榆林城解除风沙威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榆林造林绿化工作也得到相应发展，几项基建大工程如榆高渠、西沙渠开始修建，北部风沙地区农田基建和林网建设全面铺开。以集体为组织，开展森林大会战，逐渐由点连片，向沙漠腹地推进，扩大治理面积，治沙成效日益显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榆林造林绿化工作真正开始大踏步发展，特别是1978年国家决定在“三北”地区建设防护林体系工程，榆林被列为重点。由于放宽了政策，落实了生产责任制，广大群众造林种草的积极性被进一步激发出来，治理流沙效果突出。

进入新时期，通过封山禁牧、退耕还林、“三年植绿大行动”以及“生态建设五年大提升”等举措，榆林的地貌植被发生了极大改变，治沙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2020年，榆林市的林木保存面积达到2248万亩，林木覆盖率达到36%，沙化土地治理率达93.24%。如今，绿色已经成为榆林大地的主色调，浩瀚的毛乌素沙地也披上了绿装，“绿色榆林”已经成为榆林一张新的生态名片。年均入黄泥沙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13亿吨减少到2.1亿吨，为保障黄河中下游岁岁安澜作出了贡献。

在多年的治沙实践过程中，榆林总结出了较为系统的治沙经验，如引水拉沙、网格造林、飞播种草等。引水拉沙是利用水流的力量将沙丘拉平，改造成田地，降低风蚀危害；网格造林是用榆林当地的蒿草、麦草等设置防沙格，防止沙移，再在格子里种植树木；飞播种草是用飞机播种造林种草，把种子均匀地撒播在适宜造林种草的荒山荒沙上，达到防沙治沙的目的。榆林是全国最早通过飞播治沙的地区，它把榆林的治沙进程向前推进了20年。飞播造林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哪些种子容易发芽，在什么时候播等都要掌握好，200米高空播种，面临很多挑战。此外，榆林市积极动员企业、青少年等力量参与治沙，如今已经建成16个森林公园，6个自然保护区。2019年，榆林被评为“国家森林城市”。

榆林的治沙成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家高度称赞榆林北部风沙草滩区大面积造林种草，称之为“具有世界借鉴意义的绿色长城工程”。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等30多个国家的官员、专家学者相继前来考察访问，学习榆林荒漠化治理经验。

榆林的治沙成效是继承和发展延安精神的胜利成果。榆林是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榆林人民积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开启了防沙治沙的综合治理运动。在此过程中，榆林的广大群众无偿投工投劳，组织一系列植树造林运动。伴随着国家各类治沙造林政策的逐步落实，榆林的治沙事业也在不断向前推进，创造了退耕还林、保护生态的新篇章。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弘扬延安精神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治沙过程中，榆林市领导明确提出坚持自力更生，把治沙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积极倡导广大群众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推动治沙进程不断向前。被誉为“绿圣”的朱序弼老人曾指出:“植树造林，不怕没钱，就怕没人，靠的就是延安精神。”

榆林的治沙成效是坚持生态建设战略的实践成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治沙历程中，榆林依靠自身的努力探索出了一条治沙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不仅注重治理，而且注重开发，将治沙与致富相结合，将个人奋斗与集体的力量结合起来，还将防沙治沙与爱沙护沙结合起来。榆林的治沙史是榆林人民在榆林历届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与恶劣自然环境做斗争、争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榆林各届党委、政府从未停下生态建设的脚步，每一届领导干部都以极强的责任心在这场治沙接力赛中跑出了好成绩。坚持尊重自然规律治沙的科学理念，探索更为先进的治理模式，将简单的栽树变为立体的生态恢复，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影响显著。石光银、李守林、牛玉琴等一批共产党员带头人，带领广大群众坚持同沙漠作斗争几十年，创造出了“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

榆林的治沙成效是榆林人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陕北是一块热土，在这片土地的滋养下培育出了榆林人忠勇、坚毅、大气、精细、包容等优秀品格，这些优秀品格已经融入榆林人的血液，根植于榆林人的内心。榆林治沙事业是榆林人优秀品格最集中的体现，它深刻凸显了榆林人为改变艰苦生存环境而砥砺前行的优秀品格。各行各业都有类似石光银等治沙英雄这样的人，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榆林人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作出了巨大贡献。

榆林70多年的治沙历程是榆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风沙奋力抗争的曲折历程，也是持之以恒、艰苦奋斗的坚守历程。70多年来，榆林各届党委、政府带领榆林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将一片片黄沙地覆盖上绿色。经过70多年的努力，风沙挡住了，榆林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空气更清新了，为榆林谋求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作者为中共榆林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室讲师、教务科副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