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两当兵变”90周年】王继：“两当兵变”基本史实辨析

今年4月2日是“两当兵变”发生90周年，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两当兵变”研究解禁，至今已经40多年过去了，在各方面的关注和努力下，“两当兵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专著、回忆文集、论文汇编、文艺作品等产出不少。对“两当兵变”的历史定位、经验教训、主要负责人的思想、精神研究都有进一步的深化，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赓续红色基因，无疑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两当兵变”几乎没有留下历史文献资料，现在仅存可供研究参考的资料，也只有上世纪80年代初还健在的几位当事人的片断回忆。所以，关于“两当兵变”许多基本的历史史实是非常模糊的，加之许多研究成果没有认真比对仅存的当事人回忆，也缺乏对当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陕甘游击队活动状况的联系分析，结果造成了“两当兵变”基本史实的研究失真，甚至以讹传讹，贻笑大方。下面，就“两当兵变”基本历史史实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关于“两当兵变”的行动目标

“两当兵变”从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拉出了二三百人，“兵变”后部队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这是关乎到“两当兵变”后部队的行动目标，如果一开始没有确定明确的目标，“兵变”之后就无法确定前进方向和行军路线。我们认为，“两当兵变”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北上当红军与陕甘游击队会合，而不是去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理由如下:

其一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左文辉、张子敬等人在回忆“两当兵变”时，都提到省委特派员、“兵变”总负责人刘林圃，在4月1日晚上部队到达两当后，在骡马店召开的营党委扩大会议和第二天在太阳寺召开的“兵变”全体人员会议上讲话时，明确讲过，我们就是要去陕北当红军，和刘志丹的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合。为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刘林圃代表省委的两次讲话中并没有说是要去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

其二是根据刘林圃与陕甘游击队的关系。刘林圃是陕西耀县下高埝乡刘家河人，1909年生，1927年初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刘林圃被派往直隶省的滦县和唐山等地，以在军阀唐生智部担任军官俱乐部委员的合法身份，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任中共天津市军委书记，在此间他认识了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之一谢子长，和谢子长建立了革命情谊。此后，由于领导和组织了平津地区城市革命群众暴动和游行示威活动，不幸被捕。入狱后，他宁死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同年后，经友人营救获释。获释后回到家乡的刘林圃，在张仲良和杨再泉的介绍下，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因同谢子长建立的友情，1932年1月，他冒着严寒到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驻地正宁县的三嘉塬拜访了总指挥谢子长。他们在凛冽的寒夜里彻夜促膝交谈，同志间的了解和信任，使他了解到了这支部队的很多情况。刘林圃回到家乡耀县后，出于高度的责任感，他立即给陕西省委写信，提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旗帜称谓不够鲜明，而且游击队里存在着很多旧式军队的不良习惯，建议省委改造这支队伍，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而有效地吸引和号召广大穷苦百姓参加革命。陕西省委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于当年2月下旬将他调到了省委，先后担任省委军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部长等职务。他以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积极协助省委派党员干部去充实陕甘游击队，还多次派人为游击队送去文件、情报和物资。同时，在西安热情接待了向省委和军委汇报工作的游击队负责人刘志丹和谢子长等，积极解决了游击队伤病员的医疗困难等问题，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此，陕西省委决定由他作为特派员全面负责领导“两当兵变”，也正是因为他熟悉陕甘游击队的情况和活动区域，所以决定“两当兵变”后的目标是，北上当红军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

其三是根据当时陕西党组织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尚未达到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阶段，所以不可能确定“两当兵变”的目标是去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有研究论文以杜衡1932年6月2日在中央召开的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期间的汇报材料第三部分中的只言片语为依据，试图证明“两当兵变”的目标是去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这是不成立的。一是因为杜衡在此谈及到“两当兵变”时，完全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不是积极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嘲讽、挖苦、责怪。二是原文为“兵变”后的发展方向，要由凤县到西路麟游，约四天路程。以麟游为根据地，开展西路灾荒区域内的游击战争，以与陕甘边境汇合”。这句引文首先把出发地搞错了，“兵变”应该是从两当县出发北上，而不是从凤县出发；其次引文里只是说以麟游为根据地，并没有提出在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最重要的是，引文的落脚点是与陕甘边境汇合，也就是说“两当兵变”的最终目标是去陕甘边境与陕甘游击队会合。

其四是根据“两当兵变”队伍在蔡家河会议后确定的行动方向。有研究论文以陕西省委没有及时安排陕甘游击队前往乾县、礼泉一带接应“两当兵变”部队为由，否认会合目标，这也是不成立的。当时几乎没有通信联络手段，陕西省委既不了解“两当兵变”后队伍的去向，也不清楚陕甘游击队的活动轨迹，丝毫没有办法及时安排陕甘游击队前往接应。“兵变”队伍4月2日从太阳寺出发，第二日晚到达天水麦积区东岔乡渡过渭河，经过土寨遇阻、通洞峪突围、八渡镇出山、宿营草碧、袭取高崖，由麟游花花庙进入甘肃灵台县境，沿蔡家河小路东进，准备穿过公路，由长武县亭口渡过泾河，前往旬邑、正宁寻找陕甘游击队。在页岭突然遭遇到国民党正规军杨子恒部的阻拦，激战后无力突破，遂撤出战斗，在蔡家河堡召开了支队领导会议决定，一是停止攻击蔡家河东梁，绕道麟游北部崔木东进；二是派习仲勋、左文辉去亭口打探敌情，找旧关系，准备渡泾河的船只；三是派刘林圃、吕剑人去乾县找社会关系同刘文伯谈判佯装受编，争取时间作好渡河准备；四是部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领到永寿岳御寺村待命。由以上几项决定可以看出，“两当兵变”后所改编的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仍然是把渡过泾河前往旬邑、正宁与刘志丹的陕甘游击队会合，作为前进方向和行动目标。

二、关于“两当兵变”失败的时间

“两当兵变”从1932年4月2日凌晨爆发，到永寿县岳御寺村被土匪王结子部包围缴械而失败，总共经历了多长时间？现存的当事人回忆里几乎都没有提到岳御寺村失败的具体时间，后来的研究者有几种看法，有人认为是经历了十多天，有人认为是半个多月，甚至还有认为经历了一个多月。这是研究“两当兵变”史实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问题，必须进行科学辨析。我认为，“两当兵变”从爆发到失败所经历的时间应该是11天左右，也就是说岳御寺村兵败是发生在1932年的4月12日前后，理由如下：

其一是根据行军路线的时间推算。“两当兵变”4月2日凌晨爆发后，部队即从两当县城连夜出发，沿广香河北上，上午八九点钟到达太阳寺，在此休整改编，宣布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目标是去陕甘边境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天黑时分，从太阳寺出发继续北进，据习仲勋回忆，“连夜军行三岔，第二天早上过渭河”。三岔是指今甘肃天水市麦积区渭河边上的三岔乡，这里距太阳寺约70公里路程。4月3日部队渡过渭河便进入到陕西宝鸡地区，接下来的行军、战斗基本上都是在宝鸡地区进行。期间经过4月4日在土寨与地方民团遭遇的战斗后，“为了避免损失，部队改从小溪边上到沟沿，绕道前进，再未接触”。从新民乡（城隍庙）往东北，是今宝鸡陈仓区县功镇，从县功镇出千阳、凤翔方向，即可进入麟游山区，无疑这是一条通往陕甘边境的捷径。部队摆脱土寨民团后，穿越著名关隘灵宝峡，从三寺村、张家山、上马头梁一线西行，于当晚（4月4日晚），宿营通洞峪，但“兵变”部队的行踪已经暴露，引来了赤沙、香泉、城隍庙（即新民）等地民团的围追堵截。等到第二天早上（即4月5日）集合时，发现“兵变”部队已经被敌人埋伏包围。第五支队经过顽强战斗，突破了敌人的包围，撤向关山（即南陇山)。通洞峪突围战，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渡过渭河进入陕西境内的一次大规模战斗，习仲勋在给虎志道回信中说，“第二天早上过渭河至通洞峪与驻在赤沙、香泉、城隍庙等地强力之民团激战，将敌击退，突围前进”。突围后第五支队继续向北行进，进入关山，在山林中艰难行军大约五天左右（根据1988年7月，吕剑人在三原西关景家巷张子敬家，与张子敬的一次谈话，笔者有幸陪同在场），经过陇县东风镇（娘娘庙），到达千阳县的草碧镇宿营，在此了解到千阳高崖镇敌人防守薄弱，于是组织了突袭高崖战斗，一举成功，鼓舞了斗志。占领高崖后，休息半天，“于黄昏时候，向东北方向出发”，晚上到达麟游县花花庙乡，第二天中午继续北行，到达甘肃灵台县页岭蔡家河村东梁，在此遭到国民党正规军杨子恒部的阻击，无法东进过泾河，支队党委即在蔡家河堡召开会议，作出四项决定后，部队转头南下至麟游崔木镇，按照蔡家河堡会议决定，五支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领向东，前往永寿县岳御寺村候命。这里距岳御寺村约30多里路，当晚即到达，第二天早上被土匪王结子部包围，几经奋力反抗，终因兵力单薄，弹尽粮绝而被缴械，“两当兵变”遂告失败。

从上述过程可见，“两当兵变”从4月2日开始到岳御寺村兵败，大约经过了11天左右的时间，岳御寺村兵败应该发生在4月12日前后，“兵变”总行程约为300多公里。

其二是根据1932年4月18日杜衡在旬邑县马家堡召开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会议。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于1932年2月12日，主要转战于陕甘边境的正宁、合水、旬邑、耀县照金和三原渭北根据地一带。1932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来到旬邑巡视陕甘游击队的工作，他无端指责游击队负责人“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并于4月18日在旬邑马家堡召开会议，宣布撤销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又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中共队委会也随之解体。原来的4 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志丹，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关于4月18日杜衡在旬邑马家堡开会，对陕甘游击队进行改编的史实，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一书第6页，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由姚文琦、姬乃军主编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一书第140页都有详细记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4月18日这个时间点和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这个部队番号。作为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他清楚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这个部队番号，是在3月下旬派刘林圃作为省委特派员，负责领导“两当兵变”时给予“两当兵变”部队的，所以“兵变”后在太阳寺改编时刘林圃代表省委宣布“兵变”部队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那么，4月18日杜衡之所以把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这个部队番号又授予阎红彦带领的这部分游击队，肯定是因为杜衡已经知道“两当兵变”失败，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已经不复存在。杜衡从西安出发到旬邑马家堡至少需要两三天时间，也就是说他4月15号左右离开西安时已经得到了“两当兵变”失败的消息，由此可以推论，岳御寺村兵败应该发生在4月12日前后。

三、关于“两当兵变”失败的原因

具有重要影响和历史意义的“两当兵变”最终失败了，但是它留下的深刻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总结。在探讨“两当兵变”失败原因时，因受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影响而产生过几种不恰当的看法，有必要加以辨析。

第一，不能把“两当兵变”看作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产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党组织在国民党部队中先后举行过许多次“兵变”，这是贯彻执行中共六大路线的结果。党的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因此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几百万的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这乃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严重的任务”。同时还规定，“除在军阀军队工作以外，我们还应对于各地豪绅资产阶级的武装组织如警察保安队民团商团以至土匪中，实行破坏工作以夺取其群众加入革命的方面”。中共陕西省委积极贯彻了党的六大路线，先后组织领导了七十多次兵运工作，虽然都失败了，但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国民党在陕甘的武装力量，为陕甘边、陕北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准备了干部，积累了经验。“两当兵变”也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举行的，所以不能看作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产物。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的决定，直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才做出了改变。

第二，不能把去乾县寻找刘文伯谈判佯装受编，争取时间做好渡河准备的决定，看作是个别人动摇的表现。首先，这个决定是支队党委在蔡家河堡开会做出的，而且刘林圃是陕西省委的特派员，是“两当兵变”的总负责人，他的身份和行为，代表着中共陕西省委的立场、态度。况且，派他和吕剑人去乾县通过社会关系找地方军阀刘文伯谈判，佯装受编，目的是为了让第五支队在困境中得到休整补充，以便等待恰当时机开往长武亭口渡过泾河，在陕甘边境的旬邑、正宁一带寻找陕甘游击队会合。其次，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在特殊情况下，暂时栖身于地方军阀，以图发展的事例，在中共党史中并不罕见。最著名的成功范例，就是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南下三河坝失败后，在走投无路，弹尽粮绝的困境中，通过朱德的老朋友关系，主动联系到驻扎在湘南汝州的地方军阀范石生，接受收编。数月后，朱德、陈毅在此组织领导了湘南年关暴动，随后即把暴动部队拉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了红四军，巩固并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第三，不能把“两当兵变”部队仍然身穿国民党部队服装，打着国民党部队的旗帜，作为“兵变”失败的原因。“两当兵变”从酝酿到爆发，一直由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指挥，“兵变”后部队中依然有中共营党委，习仲勋担任营党委书记，各连都有中共党员为骨干，所以太阳寺改编后成立的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其性质是明确的，毫无疑问是直接由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责怪五支队没有换上红军的服装，完全是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的空想。且不说当时谁也不清楚红军的服装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式，即便是知道，也不可能在那样的危难紧急时刻，找人临时赶制出200多套军服。假如“两当兵变”的部队一路打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穿着红军的服装，大摇大摆的从两当出发北上，恐怕过不了渭河就会被国民党军队围歼。所以，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必须站在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中考量，且不可用当下的标准去衡量、判断。

导致“两当兵变”失败的基本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大环境，无疑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而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所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陕甘地区先后领导的70多次兵运活动都相继失败。如果必须分析“两当兵变”失败的具体原因，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总结：

一是行军途中缺乏事先派出侦察人员了解敌情。例如，部队渡过渭河在土寨遭遇地方民团袭击、在通洞峪被围和在岳御寺村遭土匪王结子围歼缴械，都是因为事先没有派出人员仔细侦察敌情所致。

二是对行军路线事先准备不够了解不清。“两当兵变”前，对部队的前进方向和行动目标省委和特派员刘林圃都是清楚的，就是要拉出部队去陕甘边境与陕甘游击队会合。然而，如何从凤县、两当到达旬邑、正宁，没有做出一个周详的行动规划，仅凭一张从课本上撕下的小地图指挥部队行动，显然是准备不足。因此，很难避免在北上行军过程中的盲目与被动。

三是没有及时派出人员与陕甘游击队联系以便接应。省委特派员刘林圃之前不仅去过正宁三嘉塬，而且在省委军委工作时与陕甘游击队领导有过多次接触，对于陕甘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大致清楚。所以，在部队到达麟游时，应该提前派人去陕甘边境旬邑、正宁一带联系陕甘游击队，以便安排接应，也不知道为什么五支队党委没有这样做，结果错过了接应的最佳时机。

“两当兵变”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其光辉历史和彰显出的革命精神，依然是我们今天必须继承和学习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