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一部团结各方面爱国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明:坚持统一战线,是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新的发展并深具中国特色,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作为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习仲勋在统一战线方面有着不凡的领导才能,多次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赞扬,为全党树立了统战工作的光辉典范,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与成熟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习仲勋统一战线思想的主要特点进行梳理,以为新时代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一、以坚定党性贯彻党的统战路线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性,客观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特点。但无论条件多么艰难,习仲勋始终秉持“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宗旨,不断加强理论修养,筑牢信仰之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始终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在党爱党,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两当起义是习仲勋革命斗争生涯的重要历史节点。尽管两当起义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最终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和斗争的经验却保留了下来。后来他在总结两当起义失败的最主要经验教训时指出,两当起义没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行游击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就是一部统一战线史,是一部“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两当起义的失败虽然一度使习仲勋比较失落,但坚定的信仰又一次激发了他奋斗的勇气。在刘志丹、谢子长等的鼓励支持下,他继续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参与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坚决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农民,组织农会和游击队,有效地巩固了根据地。此后,当有人谈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和作风符合毛泽东思想时,习仲勋总是说:“我们只是朴素的唯物论和其他根据地一样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走了井冈山的道路。”
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是指示全党和全国人民要走的路。无论是在关中分区、绥德分区或者西北局担任领导期间,习仲勋始终以坚定党性贯彻党的统战路线,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有关党的群众、民族政策,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贯彻“三三制”原则呕心沥血。
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是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统战关系的特殊形式。必须在坚持和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的前提下,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必须以坚强党性坚持党的政治路线,讲究正确的斗争策略,分析和区别对待顽固势力、中间势力和进步势力,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斗争并重,从而赢得反磨擦斗争的不断胜利。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关中分区战略地位重要,处于反磨擦斗争的风口浪尖。国民党顽固派把它作为军事进攻和吞并边区的首要目标,对关中分区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从未停止。据统计,1939年至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在关中分区蓄意制造反共磨擦64起。复杂的斗争形势,并没有吓倒习仲勋。他一方面带领广大军民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另一方面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统战原则,指出“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因为我们坚持反磨擦斗争,就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反磨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原则下进行的”。为此,他要求“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及进步人士围绕在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口号周围,使其现在能间接帮助我们,于某种情况下可直接帮助我们。对于其中的观望者、怀疑者、动摇者,则争取之,帮助之,教育之,至少使其守善意的中立。同时要利用顽固派内部存在的矛盾,促其行动难于一致”。习仲勋要求关中分区的党政干部必须下沉到乡村深入开展统战工作,还要印发大量传单、标语,设法张贴或寄到国民党统治区,以达到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统战目的。同时,他还要求《关中报》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敌报道,并对国民党军中的爱国进步将领和下层官兵做了积极地统战和争取工作,收到了良好成效。总体而言,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是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统战政策和策略指导下进行的。在反磨擦斗争中,习仲勋始终以坚定党性贯彻党的统战路线,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以后坚持同顽固派作斗争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实事求是地运用党的统战理论
习仲勋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基础上,即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和中共统战理论框架下孕育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社会现实这一客观世界的必然性认识过程,就是对中国革命胜利规律的探索过程和改造中国现实的实践过程,并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发展过程。习仲勋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统一战线工作,他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思考源于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一切统战实践与理论概括。
人是实践的存在,是辩证法的客观基础。辩证法基于人的现实性实践活动及其目的与规律来认识与看待联系。统一战线概念最早由恩格斯提出,但列宁对其内涵做了较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积累着对自身、中国革命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同时也不断地纠正、修改着以前的不正确认识。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实现重大历史转折的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共统一战线理论日趋成熟的重要阶段。在丰富的统战工作实践基础上与党的统战理论指引下,习仲勋逐渐形成了统一战线是党的基本政策的思想——共产党员应该“和各方面的党外人士密切地互相团结起来”,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统一战线可有可无”的错误思想,要求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有民主作风,搞五湖四海”。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必须指明的是,并非先有毛泽东思想的统战理论后有习仲勋的统战思想,二者之间并不是前后相继的不同理论体系。因为,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并不是由毛泽东一个人独自创立的,它也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共的许多卓越领导人都为它的发展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聪明才智,是党和人民群众进行伟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
正因为习仲勋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他才能够将党的统战理论和具体政策贯彻落实到革命工作各方面。在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中,习仲勋意识到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还必须讲究斗争的灵活性、艺术性。反磨擦斗争是阶级矛盾在民族解放运动背景下在局部区域的特殊表现,曲折复杂,各种关系纵横交错。当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惨案,强占旬邑县城时,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委及时向根据地军民讲明抗日救国大义,并从大局出发请求上级出面与国民党方面进行政治交涉,将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以避免因更大规模武装冲突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侵占,习仲勋制定的斗争策略是:在有国民党武装驻守的地方,暗中发动人民,保证将品质好的群众选入保甲,以保障民众利益,并暗中为中共工作;在没有国民党武装驻守的地方,通过各种斗争手段迫使其保甲无法巩固。正因这些灵活多变的统战策略和斗争手段,为反磨擦斗争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实际工作中,习仲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将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表彰生产英雄期间,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习仲勋题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奖状。《解放日报》社论指出,习仲勋等同志之所以获得嘉奖,“主要并不是客观条件特殊有利,而是因为他们能辨清经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寻出当时当地和自身的具体特点,一切经过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并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来组织工作的进行。他们的这种精神就是我党整风运动中所提倡的正确精神,就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精神”。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在此期间,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习仲勋实事求是地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大批干部和群众。
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土改出现了“左”的倾向。针对当时的一些严重问题,习仲勋实事求是地提出,应将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因为“今天统一战线的范围比过去更为广泛,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及中间分子更靠近了我们,因为蒋介石的法西斯政策、卖国政策,使他们都破产了,比如天津、上海、南京好多大工厂今天都倒闭了,使他们都靠近了我们。所以,土地改革是团结农民的基本,是打倒蒋介石的基本,是壮大我们的基本。如果没有土地政策。这次边区的战争就支持不下来。蒋介石有美国援助,我们没有美国援助,我们就要靠四万万多农民援助”。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孤立敌人、巩固自己,要划清敌我战线——谁是斗争对象,谁是联合对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结合得不够好,尤其是苏维埃革命后期过“左”的政策,“结果把乡村、城市都搞垮了”“这次土改如果不纠正,再过半个月就会搞得一塌糊涂。这样‘左’下去,会把自己孤立起来,一定会失败”。所以,必须恢复和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土改中有些地方侵犯了工商业,必须改正,退偿损失,并帮助工商业者将作坊、工厂和商店恢复起来……在公营经济、合作经济之外,我们还要发展私人经济,使这三者结合起来向前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组织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纲领强调,凡赞成打倒蒋介石,赞成土地改革的,我们都要联合。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和这些赞同打倒蒋介石、赞成土地改革的爱国人士合作。边区人民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要愈加团结。边区人民更加团结,我们是无敌的”。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和不断地向上反映,习仲勋关于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土改政策和纠正“左”倾偏向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有力推动了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牢牢扎根群众扩大党的统一战线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根本任务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中国共产是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必须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毛泽东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若要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就必须牢牢扎根群众,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每位党员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就是对党不负责。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的习仲勋,之所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赢得群众拥护和爱戴,成为了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就在于他牢牢扎根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党组织的一份鉴定指明:习仲勋“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譬如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假话的。这倒不是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1934年九、十月间,时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勋担负筹备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主要责任。当有人提出根据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难以实行民主选举时,他解释说:“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后来的选举执行了普遍的、重视基层的原则,即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委员。这一明显区别于以往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由群众团体推选产生的间接民主,因而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纷纷赞扬“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11月1日至7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即是牢牢扎根群众、夯实统一战线基础,真心实行革命民主的体现。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随后主持制定了陕甘边“十大政策”。其中,有七个属于统战工作范畴,包括“对民团政策”“对待土匪的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等。统战政策的实施,使陕甘边区不断发展壮大,群众根基越来越扎实。陕甘边的统战政策,体现了习仲勋牢牢扎根群众,抓统战工作善于牵“牛鼻子”的政治智慧,展示出既斗争又联合的基本思路。
1943年2月,习仲勋就任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为兼顾全局、抓好全盘工作,他开展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很快对绥德分区的历史和现实有了全面了解。针对绥德分区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干部成分复杂思想认识比较模糊、部分群众对中共缺乏认识政治觉悟较低的情况,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宣传教育干部群众。实践证明,他在绥德的统战思想和举措是符合实际的,对于调动全分区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抗日热情,团结各方人士,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是习仲勋在绥德工作时经常用以告诫自己、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句话。建设真正的既适合抗战需要又服务人民群众并兼顾各阶层利益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绥德地委常抓不懈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经常要求各级党政组织、党员干部,与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交朋友,注意听取他们关于党和政府的建议,以不断巩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加强民主政权建设;并要求党政工作人员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革命的初心使命,在一切工作中站稳群众立场。1944年春,习仲勋在绥德地委宣传部组织召开的文工团领导和业务骨干会上强调,绥德文工团就是要为全地区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文工团要利用群众逛庙会的习俗,在庙会上开展宣传演出,用积极向上的新文艺、新剧目“占领”和改造旧庙会。同年11月5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指出,党的司法工作人员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方面”“不当‘官’和‘老爷’”“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司法工作如果不注意团结、教育群众,只会断官司、写判决书,即使官司断得清楚、判决书写得漂亮,从群众工作的角度看仍将是失败的,因为这和多数人民的要求相差很远。若要达到司法工作团结教育群众的目的,必须普及民间调解运动,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深入群众的决心。唯有如此,才能把司法政策贯彻好,才能使司法工作同人民取得密切联系,才能把像王德彪、郭维德、刘玉厚、马相明等调解模范团结在党的周围,才能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1946年4月1日,在给《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的贺信中,习仲勋高度评价该报是一张好报纸,因为“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它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这样做”。1947年,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稳住了陕北战局。5月14日,习仲勋在真武洞祝捷大会上指出,“边区人民离不开他们的民主政府,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边区人民已经是血肉相连。边区的党和政府统统始终在这里和边区人民共同奋斗”。在陕甘宁边区的土改中,正是由于习仲勋深入调查研究,牢牢扎根群众,才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损害群众利益的“左”的偏差,使土地改革取得很大成绩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经济,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统一战线工作贯穿习仲勋的一生。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战思想,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在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中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在新的奋进路上,我们必须坚持坚持人民至上、理论创新和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唯有如此,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