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两当兵变”90周年】高子果：从“两当兵变”看党在陕甘地区开展兵运工作的特点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性。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按照中央的指示，在陕甘地区，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创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斗争。其中，开展兵运工作是其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方式。

土地革命初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刘林圃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部队中积极开展了兵运工作，组织了数十次起义和“兵变”，以图通过兵运的方式建立革命武装。虽然这些起义和“兵变”大都失败了，但他们在陕甘地区播撒了革命火种，壮大了革命力量，为陕甘红军的建立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陕甘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两当兵变”就是这一时期由习仲勋同志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这是陕甘共产党人探索“白色”建军模式的一次具体实践，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本文以“两当兵变”为例，阐述共产党早期在陕甘开展兵运工作的特点。

一、兵运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兵运工作得以开展的首要条件。这一时期陕甘边区的“兵变”和起义，都是按照党的兵运方针开展的，每一次“兵变”，从最初的筹划、组织到发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一）中共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理论、方针和策略，为陕甘党组织瓦解敌军，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表明，我们党早期将主要工作放在了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运动上，没有意识到军队和政权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士兵运动工作的思想，即“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使军队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而在党的六大上则确立了开展兵运工作的指导方针：“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很多百万的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会议围绕这一指导方针，制定了开展兵运工作的若干条策略，例如，在士兵中开展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工作，使士兵和广大群众知道党的口号并且接受它，在各军阀部队中普遍成立党领导的支部和形式多样的党团组织，以便逐步扩大党的影响，在危急的时刻能够把军阀的部队吸引到革命这一方面来，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帮助和指导士兵与军官进行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则标志着中共土地革命时期兵运策略基本形成。根据中共六大精神，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成立了专门从事兵运工作的组织机构，如兵士科（后改为破坏部）、白军破坏部和士兵委员会。

此后，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动兵士起义，破坏敌人军队，瓦解敌人武装，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党的重要军事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相继爆发多次士兵起义，拉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兵运工作成为这一时期党的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做出的一项与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并重的战略决策。

（二）陕西党组织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战略决策

中共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理论、方针和策略，正确分析了国民党士兵的性质、特点及作用，阐述了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开展兵运工作的方法，为陕西党组织瓦解敌军，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

陕西是较早开展武装斗争的省份，大革命失败后，在党中央的影响下，陕西党组织先后领导和发动了清涧、渭华等起义和一系列农民围城“交农”斗争，但都相继失败。陕西党组织所掌握的为数不多的、正规的军事力量几乎完全被打散，利用现有正规军事力量来建立红军完全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用开展兵运的办法，先创造和培养出党领导的军事骨干力量，再以此为基础建立游击队、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与敌人统治薄弱的偏远地区的农民运动结合，从而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条道路就成为陕甘共产党人必然的选择。

192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陕北特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工作是：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随后陕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间的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三种颜色——白色、灰色、红色”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为开展兵运工作，并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于是，兵运工作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开展兵运工作中，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多次的具体指导。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临时省委代表团的学习和讨论作出《陕西问题的决议案》，指出：“注意冯玉祥中心部队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办军官学校，拉夫拉差的机会，派同志进去接近士兵群众。”1930年2月26日，《中央通告第70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指出：“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中心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必须深入到一切乡村及敌人军队中。”

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陕西党组织也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制定了具体的落实意见，成为党在陕甘开展兵运工作的具体指导。1930年4月4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给军支函》指出：“主要的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4月7日，又在《省委通告第九号》中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地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

在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兵运方针指导下，陕甘地区党组织陆续派出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武装从事兵运工作，“借水养鱼”来发展党的武装力量，开启了建立正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序幕。“两当兵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三）“两当兵变”是党武装斗争策略在陕甘地区的重要实践，是我党开展兵运工作的成功范例

“两当兵变”从选派共产党员习仲勋等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到策反敌军下层官兵，到决定组织发动“兵变”，以及“兵变”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中共中央、陕西省委按照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兵运工作方针、根据当时形势直接领导进行的。

1930年2月，16岁的习仲勋被党组织派到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该部一支队长王德修跟他是同乡旧识，本来准备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任通讯排长。但是陕西省委要求党员都应设法到基层连队任职，于是习仲勋即刻请求王德修把自己下放到了连队。随后，他与另外两名党员李特生、李秉荣组成党小组，召开党小组会，议定贯彻省委指示精神的具体意见，并迅速落实到位。在组织发展及发动起义等重大问题，多次派人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和请求指示，省委也及时给予了指示。

起义之前，已担任营委书记的习仲勋专门召开营党委会商讨对策，并派人就举行起义的有关问题向陕西省委作出汇报和请示。省委同意了营党委发动起义的意见，并派刘林圃作为特派员直接参与对起义的指挥和领导。对于省委的决定和指示，习仲勋等表示坚决服从和执行，并积极稳妥地做好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由此可见，党组织在“两当兵变”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尤其是在“兵变”时机和地点的选择、“兵变”的具体策略制定、“兵变”后部队的去向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都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习仲勋同志曾回忆说：“‘两当兵变’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

二、在开展兵运工作时采取多种措施来瓦解敌军势力

为了有效地开展兵运工作，陕甘地区的共产党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相关的指示精神，采取多措并举、层层推进的方针，制定了具体的兵运措施，通过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争取进步人士及社会各界支持、充分做好对国民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严肃军纪等措施来分化瓦解敌军势力，壮大革命力量。

（一）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国民党军队中就秘密建立党的组织。中共陕西省委在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到国民党军阀部队中去，培植党的革命力量”的口号，随即一大批陕甘共产党员被党组织派遣到了国民党军阀部队和地方武装中。为进一步加强对士兵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陕甘共产党人在兵运过程中，非常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两当兵变”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建立党组织。1930年3月，习仲勋刚与先期派来的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接上组织关系，即决定建立党小组，并根据省委指示议定，党员一律不担任连以上职务，以便掌握实际权力，发动和领导士兵工作。1930年4月，陕西省委同意在陕西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建立党委，一、二、三连成立了党支部，党委书记先后由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担任。习仲勋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这支武装由西北民军改编为警备骑兵旅，又编入陕西警备第三旅，三次易帜；防地由长武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凤县，辗转千余里。但是党组织坚持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苦细致、扎实有效的工作，使队伍不断加强和发展，并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枢作用。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经常开展活动，各连都有了党的骨干分子，排长、班长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这样，部队的基本力量已由党组织所掌握控制。党组织的建立和党员的发展，成为在国民党军队秘密开展兵运工作的领导核心，为“两当兵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争取进步人士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开展“兵变”工作的前提是能够融入士兵群体，最直接和主要的途径是共产党人到军阀部队中去。在实际兵运工作中，他们利用军务之便利，想尽一切办法接触、结识起义部队所在地有政治觉悟和进步思想的社会人士，和他们交朋友，不断壮大和巩固革命力量，为发动“兵变”创造较为有利的环境。

在“两当兵变”爆发前的兵运工作中，1930年7月，在长武县亭口镇习仲勋结识了骡马店的店主王子轩，后又与二连连长唐福亭、亭口镇开明绅士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等以兄弟相称。对这些人，习仲勋特别重视启发他们的革命教育和启发，不断提高其阶级觉悟。在习仲勋的影响和教育下，王子轩变得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冒着风险，主动为党做了很多革命工作，他以自己的骡马店为掩护，为党组织提供信息联络和秘密集会场所。“两当兵变”失败后，王子轩还掩护“兵变”受伤的士兵在自己的骡马店养伤修整。此外，习仲勋随部队在凤县驻防时认识了当地的小学教师刘希贤，之后又与司务长阎鸿章、排长张秋臣等“义结金兰”。自此，刘希贤家就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秘密集会地点，以一些日常活动作掩护。习仲勋等就是以这种重感情讲义气的方法，结交社会各方朋友，掩护党的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很好地为“两当兵变”积蓄力量。正是有了当地进步人士的帮助和参与，兵运工作才得以有序开展。

（三）充分做好对国民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

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内部后，采取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瓦解国民党军队，以各种手段分化争取国民党军队中的下层官兵，也是这一时期兵运实践的特点。

在“两当兵变”爆发前的兵运工作中，习仲勋等人根据斗争实际确定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营委和连支部要求党员采取个别谈话形式，对士兵群众进行深入宣传教育，给士兵讲述民众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共产党反对保护富人利益，要让穷苦大众过上好日子。同时，向士兵秘密散发传单和书写、张贴标语形式，鼓励士兵们要敢于斗争争取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向军官清算自己的伙食费、被服费、军械费等经济帐，捍卫士兵切身权益。他们还善于和士兵交朋友，联络感情，常常为伤员求医问药、送病号饭，在士兵中享有威信。通过细致地宣传，提高了士兵们的政治觉悟，加深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使士兵群众逐步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懂得了广大农民被压迫、被奴役的根源，体会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阀的本质区别，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逐渐产生了认同。这为日后举行“兵变”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四）严肃军纪，改善军民关系，把旧军队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

由于国民党军队中官兵成分复杂，革命理想信念不坚定，并不是起义成功，“兵变”部队军装一换就能由国民党的白军变成了保卫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因此，首先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严肃军纪，纠正旧军队中恶习，改善军民关系，使之日后能够成为合格的共产党部队。

在“两当兵变”爆发前的兵运工作中，为了把王德修部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党组织很注重整顿军纪、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他们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劫老百姓东西。一次，有几个士兵出城到凤州城郊外农民家里逮鸡、搜粮，抢布、要钱，农民阻拦反遭毒打。气愤的农民进城到营部大门前陈冤申诉，要求主持公道，反动军官却置之不理。习仲勋知道后，利用自己与营长王德修的同学关系，反复陈述利害。经过耐心工作，征得王的同意，派人抓回了这几个士兵进行处理，同时在全营进行军纪整肃。此举提高了全营官兵特别是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树立了党在部队和地方群众中威信，提高了党对部队的影响力，最终使国民党军队的二三百多名官兵转变成工农红军，虽然起义在转移过程中，遭到当地土匪的堵截，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兵变”失败，但还是成功分化了国民党统治力量，鼓舞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志。

三、兵运工作始终遵循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与核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的革命党人在兵运实践中始终坚守着这一准则，无论是在制定兵运工作政策方面，还是组织领导“兵变”起义活动，始终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将中共中央的兵运政策与陕甘边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一）在具体的工作中不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按照兵运工作实际，等到时机成熟时发动“兵变”

陕甘边区的兵运领导人在具体的工作中不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不断克服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的影响。按照兵运工作实际，等到时机成熟时发动“兵变”是陕甘边区革命党人在兵运实践中的基本要求。

在“两当兵变”爆发前的兵运工作中，习仲勋等对上级党组织所作的决定和指示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与此同时，对个别上级领导不切实际的错误指导意见，习仲勋等则从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抵制，为“两当兵变”的发动赢得了更充足的时间。1931年秋，陕西省委秘书长焦维炽前来巡视和指导工作，在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立即举行起义的个人意见。习仲勋与营党委各位成员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党现在所能控制的力量还较弱，且起义后无法得到接应，而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敌人的包围根本就不可能，集体决定不予盲从。同年初冬，一营开拔到凤翔驻扎，陕西省委派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巡视。李杰夫提出应立即举行起义，然后“拉出队伍，奔赴苏区”的主张，习仲勋等再次以条件尚不具备等为由而加以抵制。1932年初，传闻一营要开往甘肃徽县与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部分是陕西乾县、礼泉县籍，换防徽县意味着他们要到离家更远的山区去过艰苦的生活，全营抵触情绪很大。习仲勋等人一致认为，此时利用换防举行起义，是极好的时机。正因为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革命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才避免了革命力量可能蒙受的不必要的损失。

（二）“兵变”失败后，从实际出发分析失败原因，认识到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创建共产党自己领导的革命队伍和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

数年“兵运”的失败使陕甘共产党人意识到，脱离农民运动的基础，跟随军阀队伍四处流动、利用军阀武装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及独立的革命武装，扎根下来，逐渐壮大革命力量。正如刘志丹后来总结：“（兵运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立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习仲勋后来回忆道，“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这不仅是从书本上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处理的。从此，刘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 。

“两当兵变”促成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对陕甘革命斗争指导方针和策略进行调整。结合陕甘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从单纯组织“兵变”武装暴动、搞武装，转变到把“兵变”与农民武装暴动相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上来。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带领下，陕甘边革命斗争的重点开始转向创建游击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上来，最终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边。以“两当兵变”为标志，陕甘革命斗争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从渭北根据地到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再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党中央将其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兵运工作领导者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一）兵运工作领导者需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

兵运是一项十分艰险而复杂的工作。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派遣优秀共产党员以不同方式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利用各种关系、各种手段，从经济或是政治方面做下层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党组织，在时机成熟时，引导他们通过起义走上革命道路，其危险和难易程度可想而知。

习仲勋做兵运工作时年仅16岁，他是在经历了不幸的家庭变故、见证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之后毅然投身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来的。数十年后，他曾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王世泰后来回忆：“他（习仲勋）虽然年纪轻轻，却承担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重任。他能在短的几个月搞起一个营的‘兵变’，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所不能够的，而且居然搞成功了。” “我当时也是从事兵运工作的，深知搞兵运工作的酸甜苦辣，要发动一个营的‘兵变’，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无私无畏超人的胆略，是绝对办不到的。”

“两当兵变”发生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国民党反动派迅速调集兵力，围追堵截。起义部队先后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英勇作战10余次，终因敌我悬殊，起义失败。之后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和起义重要领导者的刘林圃不幸被捕，就义之前，他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出共产党人忠于信仰、视死如归的凛然之气。在“兵变”失败后，他们也没有悲观，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继续进行新的斗争和探索。

（二）通过兵运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

兵运工作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积蓄了革命武装力量。在兵运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早期革命者在不断地成长，不断地进步。日后，他们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流砥柱。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后来大多成为陕甘红军的领导人，为以后红26、红27军的创立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兵运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也成为陕甘不朽的精神遗产。

“两当兵变”对习仲勋后来的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那时，正是青年习仲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两年多的兵运工作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锻炼了他的军事斗争才能，也显露了他卓越的组织才华。他开始由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一名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并为他后来成为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奠定了基础。与他共同发动和领导“两当兵变”的共产党员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左文辉、刘书林等人，在起义失败后也都重新找到党组织，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土地革命初期我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兵变”虽然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其开展兵运工作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此后的兵运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瓦解敌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