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两当兵变”90周年】陈红：“两当兵变”对习仲勋革命生涯的深远影响

“两当兵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下，由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具体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具有革命和军事意义的兵运工作的实践。习仲勋在“兵变”的准备、筹划和领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贡献突出，是“兵变”的关键人物。学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在此不再赘述。另一方面，“两当兵变”是习仲勋参加革命后参与领导的第一次重大活动，也是他从事武装斗争的开端，对他的革命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两当兵变”对习仲勋革命生涯的深远影响这一角度作一分析。

一、兵运工作为习仲勋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把武装斗争列为重要的工作任务，并把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发展党的组织、策动“兵变”以创造红军作为一项重要的策略方针，提出“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在此背景下，1930年春，16岁的习仲勋受党组织指派，进入长武县反冯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此后两年多，习仲勋在王德修营进行了一段卓有成效的兵运工作，这也是“两当兵变”得以爆发的先决条件。习仲勋曾评价说：“两当兵暴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正是这段兵运工作经历，对习仲勋后来的革命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兵运工作中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和统战工作经验教训，受用终生。

第一，形成了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兵运工作就是争取士兵，引导他们转向革命，从而为军队“兵变”创造条件。根据省委“党员尽量设法下连任职”的要求，为深入士兵群众，习仲勋婉拒了王德修让他任通讯排长的安排，到二连去做见习官，主要职责是承担全连粮油副食的采买和给养供应。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广泛结交士兵和下级军官，维护士兵的基本权利，启发士兵革命觉悟，发展军内党的组织。习仲勋回忆说：“我们的工作方针是：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们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红军之友社。”当时的陕西省委曾评价警备师和第三旅的几个士兵支部“建立在真正的士兵群众基础上”。习仲勋等开展细致入微的兵运工作，唤起士兵群众的革命意志，发展党的组织，为“两当兵变”的发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某种程度上说，士兵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两年多的兵运工作，开启了习仲勋开展群众工作的大门，成为他此后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和主要方法的来源之一，为做好群众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后来，习仲勋在实践中继续将群众工作的方法发扬光大，被毛泽东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第二，积累了统战工作的经验。王德修营的士兵大多是乾县、彬县人，老乡、亲属和地域关系明显。习仲勋就利用同乡、同学等关系，在军营中广交朋友。同时，还通过“金兰”结拜的方式团结有进步思想的民主人士，同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比如在驻扎长武县亭口镇时，他和亭口镇开明绅士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骡马店主人王子轩和富平籍连长唐万寿结拜为兄弟。王子轩以自己的骡马店作为党组织活动的联络点，并时常管吃管住，给予同志们生活物质上的资助。再比如1931年冬，习仲勋结识了凤县文昌宫模范小学教员刘希贤，发现刘希贤思想较为进步，同情革命，就与刘希贤、阎鸿章、刘书林、张秋臣“义结金兰”，并拍照留念。此后党组织就以刘希贤家作为秘密集会点，研究兵运工作，加紧“兵变”的准备工作。习仲勋通过统战工作，结交各方朋友，宣传党的主张，掩护党的活动，很好地为“兵变”积蓄力量。但另一方面，当时的统战工作还存在不足。习仲勋后来总结“两当兵变”失败的教训，其中就包括“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此后习仲勋开展统战工作，并在统战领域作出卓越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

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习仲勋从两年多兵运工作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经历中得到的切身体验，成为他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促使他走向成熟的转折。“两当兵变”之后，习仲勋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投身于创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更为复杂的革命实践中肩负起更大的担子，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二、领导“两当兵变”是习仲勋开展军事斗争的起点

兵运工作的目的是创造条件，在时机成熟时进行武装“兵变”，把所在的武装逐步改造为公开的革命武装，壮大红军力量。按照刘志丹提出的“三色”建军理论，习仲勋等在王德修营开展的兵运工作，实际是以白色形式为主的建军方式的具体实践。经过两年多的兵运工作，1932年4月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的指导下，营党委乘部队在陕甘两地换防之机，果断决策，在甘肃两当县发动武装“兵变”，并在“兵变”成功后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领导“两当兵变”是习仲勋从事军事斗争的起点，对他后来从事军事政治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习仲勋到王德修营后，与先前到来的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取得联系，商议建立了党小组。1930年4月，党小组派任军需文书的中共党员刘书林前往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情况，从而与省委接上了关系，这对以后省委及时指导和派员巡视，传递相关文件，极为重要。经过半年左右的发展，王德修营的中共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全营有党员30多人，3个连建立了士兵支部。在此基础上，1930年九、十月间王德修营的中共组织研究决定成立营党委，书记为李秉荣（1930年冬李特生接任、1931年冬习仲勋接任）。营党委的成立，为“兵变”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领导和组织基础。1932年春，营党委决定举行“兵变”后，派刘书林以采购的名义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报告。陕西省委批准营党委发动“兵变”的意见，对“兵变”过程中关于士兵宣传鼓动、建立士兵委员会、营委核心领导、部队的行动方向等问题作出指示，并选派富有军事经验的省委军委秘书刘林圃为特派员，赶赴凤县指导“兵变”。由此可见，“两当兵变”的整个过程都坚持党的领导，始终践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也是习仲勋一生践行的根本原则。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闭幕式上，毛泽东给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第二，“兵变”时机的选择必须实事求是。“兵变”的时机选择对成败尤为关键。实际上，在“两当兵变”之前，陕西省委领导人曾先后两次催促发动“兵变”。一次是1931年秋，陕西省委秘书长焦维炽前来巡视和指导工作，提出“举行兵暴”。习仲勋等营党委成员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党现在所能控制的力量还较弱，且“兵变”后无法得到接应，而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敌人的包围无法实现，故而没有采纳焦维炽的意见。另一次是1931年冬，一营开拔到凤翔驻扎，时任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李杰夫前来巡视，“力主兵暴”。但此时部队刚移驻凤翔不久，人地生疏，周围有许多杨虎城的军队，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未具备”，故而“没有执行”。直到1932年春，习仲勋等决定利用士兵不满部队换防之机果断“兵变”，并顺利发动。

第三，培养了基本的军事技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军事斗争起决定性作用，军事技能和常识是每一个革命者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要素。“两当兵变”是习仲勋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步，在艰险复杂的环境中锻炼了做士兵思想工作的能力，在流血牺牲的战斗中锻炼了军事指挥才能。当然，“两当兵变”最终失败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比如“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等。在此后的军事斗争中，习仲勋注意汲取这些经验教训。比如在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期间，他坚决遣散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有效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

领导发动“两当兵变”，是习仲勋革命生涯中一个新的起点，从此，他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习仲勋在组织发动“兵变”过程中，充分展示了非凡的军事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才能，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日趋成熟，为他后来成长为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北上失利促使习仲勋转入根据地创建工作

“两当兵变”拉出的队伍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后，计划在礼泉、乾县一带与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但在转移途中，遭国民党军重重围堵，多次激战，损失严重，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兵变”最终失败后，习仲勋一度“心情很沉重”。

刘志丹为习仲勋拨开了心头的阴霾。1932年8月习仲勋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刘志丹很理解习仲勋沉重的心情，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和今后斗争的策略。“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习仲勋回忆道：“志丹同志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刘志丹的话是总结历次“兵变”斗争的经验之谈，之所以能与习仲勋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是因为与习仲勋在“两当兵变”中的实际斗争经历相契合。“两当兵变”部队在转移途中，向北且战且走，受饥挨饿，历尽艰辛，孤立无援，以致被土匪打散的过程，习仲勋是亲身经历过的，感受很深，故而对刘志丹的话非常认同，也深刻体会到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

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习仲勋与刘志丹等人一起，开始了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1933年春，西北地区共产党人和红军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创建，习仲勋先后任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4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任副主席。照金失守后，红军和游击队主力转移到南梁。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的主要精力由军事工作转向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他领导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涉及土地、财政、军事以及如何对待民团、土匪等政策，为苏区政权建设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成绩斐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根据地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其以后成为党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奠定了基础。尽管习仲勋在根据地建设上的成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两当兵变”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后来习仲勋在回顾陕甘边革命历史时说：“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军政权结合起来。”换言之，正是“两当兵变”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后来刘志丹对他的影响，促使习仲勋对革命斗争的指导方针和策略有了新的认识，从单纯组织“兵变”、搞武装暴动，转变到把“兵变”与农民武装暴动相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上来。

四、“两当兵变”进一步坚定了习仲勋的理想信念

“两当兵变”展现了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的革命意志，以民族大义为己任、不怕牺牲、敢于担当的革命献身精神。习仲勋曾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青少年一时的激情容易迸发，难的是坚持下去的信念和决心。王德修营曾三易隶属关系，是典型的“杂牌军”，在这样一支国民党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对不到20岁的习仲勋来说，是一次对其党性、能力和智慧的考验与提升。可以想象，两年多的兵运工作，习仲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才使王德修营党组织得到发展和壮大，从3个党员建立第一个党小组，到发展了30多名党员，在3个步兵连都建立了党支部，再到建立营党委，大部分班、排长都是共产党员，能够在政治和军事上掌握整个营。王世泰曾评价说：“我当时也是从事兵运工作的，深知搞兵运工作的酸甜苦辣，要发动一个营的“兵变”，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无私无畏超人的胆略，是绝对办不到的，他（习仲勋——引者注）虽然年纪轻轻，却承担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习仲勋完全褪去了学生时代街头演讲、鼓动学潮的类似宣传员的色彩，而成长为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坚定理想信念、开展艰苦斗争、进行理性思考、创造崭新革命局面的优秀革命者。

与习仲勋共同发动和领导“两当兵变”的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在部队被打散回西安找党组织时不幸被捕，在敌人面前他坦承自己是共产党员，赤胆忠心捍卫自己的崇高理想。虽经酷刑折磨，他仍义正辞严地向敌人表示“就是油煎火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打要杀随你们的便，要我叛党是痴心妄想”，就义时年仅23岁。这样一种忠于信仰、视死如归的凛然之气，对习仲勋等并肩战斗的战友而言，其影响不言而喻。在以后的岁月里，习仲勋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虽历经坎坷却矢志不渝，始终保持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展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总之，“两当兵变”对习仲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长远而深刻的。从开展兵运工作到组织领导“两当兵变”，习仲勋实现了革命生涯的重大跨越，在他由少年成长为青年、未成年人转化为成年人的关键时期，完成了由初识共产主义的学生党员到拿起枪领导武装斗争的优秀的革命事业领导人的转变。同时，他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血与火的淬炼更磨练了他的智慧、能力、党性和心性。这对他以后参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政关中分区、担负起全面领导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历史重任，直至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时至今日，我们梳理“两当兵变”对习仲勋革命生涯的深远影响，一方面是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是引导广大青年党员干部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勇于迎难而上，在复杂环境中历练自己，增长知识，提高才能，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和坚定理想信念。

（作者为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编（文献）处三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