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人物】从陕西汉中机场飞到北京开国大典

来源:  时间: 2020-12-08  阅读量:

从陕西汉中机场飞到北京开国大典

郭松林 

1949年,是蒋介石独裁政权分崩离析的一年。这一年,在我党我军强大的军事、政治双重攻势下,其在大陆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倒戈,被誉为“天之骄子”的空军飞行员也相继驾机起义,敲响了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丧钟。6月15日,国民党空军第11大队少校参谋毛履武(中共地下党员),驾驶一架美制P-47型战斗机,从陕西汉中机场驾机起义,飞抵河南安阳机场,继而飞抵北京南苑机场,正式加入雏形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10月1日,毛履武不仅作为飞行中队的一员光荣地参加了开国大典,还两次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国民党培养的“军中骄子”

毛履武,1919年出生于陕西鄠县(今西安市鄠邑区)一个农民家庭。自小品学兼优,习文弄武,体格健壮。1939年3月1日,毛履武考入成都空军军士飞行学校二期。

成都空军军士飞行学校非常注重教学质量,从选拔新生开始,除了初中以上学历和体能要求,对政审也非常严格,要查新生自身经历及思想倾向,还要查祖孙三代以及亲戚朋友的政治倾向,以确保对领袖的忠诚度。就这,高瞻远瞩的中共还是利用国共合作,秘密选派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考取军士飞行学校,借巢育鹰,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后纷纷驾机回归,成为人民空军的骨干,这也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军士飞行学校的新生入伍后,先入空军入伍生团初训一年。该团设在成都北校场,训练内容有: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军人礼节;制式教练,打靶、劈刺、打野外、体能训练等。入伍生团对学员要求极端严格,多体罚甚至打骂。入校后,首先不管你是啥发型,一律理成光头;学校规定有吃饭时间,时间一到,值日官一声令下,学员全部放下饭碗起立。凡在规定时间没吃完者,值日官就会将饭碗连汤带饭扣在其脑袋上;规定夜间睡觉不许打赤膊,发现违规者,罚赤膊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自小习惯赤身入睡的毛履武,就享受过这种待遇。在军士飞行学校严苛的管理下,因体格、技术、政审等因素,淘汰率极高。校方几乎每周都要在公示栏公布淘汰人员名单,以第二期为例,入校时将近300人,3年后只有86人拿到毕业证书。能够毕业的人应该说在身体素质、文化素养、飞行技术、航空理论方面都是佼佼者。

空中御敌的骄人战绩

1942年1月15日,毛履武通过了3年严格的飞行训练,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空军第11大队。11大队是国民党空军的精锐,待遇优厚,装备簇新,全是从美国引进的清一色先进战机,时任大队长为蔡名永(1949年赴台后出任国民党空军副司令、中将军衔)。毛履武到11大队不久,就参加了对日作战。

1942年,是中国空军的战略转折点。随着新一批空军飞行员培训补入部队,同时接受了大批美式轰炸机和歼击机,中国空军实力大增,敢于亮剑,屡屡与日军展开激战,除了配合打击地面日军以及重要设施,还通过空中厮杀,逐步取得了制空权。

2000年6月出版的《中国空军抗战史》中记载:“1942年10月27日,中国空军第2大队奉命派出9架A—29 “赫德森”式轰炸机,由成都起飞经汉中轰炸日本陆军航空队位于山西运城的重要设施。需要驻扎汉中的第11大队派出战斗机护航。A—29轰炸机由成都起飞经过汉中时,汉中机场的第11大队P—43A战机升空会合,护航至运城。此役共炸毁敌零式侦察机3架,摧毁机场建筑设施若干,运城机场基本瘫痪,我全部战机安全返回。”

“1943年5月19日到6月6日,国军与日军在鄂西会战。日本陆军航空队派出了飞行第25、第33、第44联队的248架飞机参战。中国空军第1、第2、第10与第11大队和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则派出165架飞机参战。在这次旷日持久的空战中,中美出动军机424架次,击落敌机31架,炸毁敌机6架,炸沉敌炮艇23艘,击毙日军395人,从此制空权转回我手。”

“1943年11月至12月,中国空军第1、第2、第3、第4、第11大队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以及中美空军混合团200多架飞机参加常德会战,共出动轰炸机280架次、驱逐机1467架次,连续袭击常德、华容等地日军,与日机发生多次空战,共击落日机25架,击伤19架,炸毁地面日机12架。”

1944年4月至8月中旬,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在河南进行的空中战役,史称“中原空战”。此役中,日军投入的空军兵力为豫中地区4个航空队156架飞机、晋南3个航空队114架飞机。中国空军第2、第3、第4、第11大队和美军第14航空队出动各型飞机156架,共同对日作战。4个月的空战,中美空军共出动驱逐机1400多架次、轰炸机270多架次,与日机进行了数十次激烈的空战,并轰炸日军控制的重要桥梁、渡口,袭击日军机场及军事设施。与日军交战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32架,炸毁日机11架。其中,第11大队在豫西豫北会战中的骄人战绩为:“ 4月11日,第11大队参加了西峡口对日作战,在马镫浦附近击毁敌车辆90辆,在西峡口附近炸死日军官兵300余人,并将督战的日军第110师团长炸伤。对西峡口袁家湾附近敌长达2.5公里之骡马运输队进行轰炸、扫射,予敌以重创。”

1944年11月,空军总部任职的薛介民,带领毛履武等11大队的飞行员到美国亚利桑那州鹿克机场,学习更先进的战机驾驶技术。毛履武和薛介民都是成都军士飞行学校二期的,而薛介民在成都学习期间,就参加了“青年抗日读书会”,经常阅读进步书籍,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对象。在美国学习期间,薛介民注意到毛履武爱憎分明,人品很好,就经常在散步时,向其灌输革命道理,使毛履武从思想上认清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本质,开始向革命靠拢。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毛履武奉命参加了对延安、山东等解放区的攻击,他晓明大义,拒绝向民房和人群扫射,还将携带的弹药投放在延安城外空旷的沟壑里。1949年3月,在薛介民的介绍下,经党组织审查,毛履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驾机起义飞抵北京南苑机场

1949年5月,盘踞西安十几年、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在西北战场接连受挫,为了实施蒋介石在溪口电示其把主力“置于汉中附近”,以保住西南之大陆最后一块反共基地的计划。仓惶退却至秦岭以南的汉中,抓紧构筑秦岭巴山防线,扼守汉中这个入川的主要门户。

随同胡宗南退却到汉中的,还有蒋介石的空军飞行11大队的41中队。陕西汉中机场,地处秦岭巴山之间,是抗战前夕修建的一座简易机场。抗战中期,为了加强西南地区防空力量,确保重庆陪都安全。遂将汉中机场抓紧扩修成能够降落各种战机的军用机场。机场扩建后,美国援华飞虎队进驻汉中机场,迎击从武汉、郑州、运城等地起飞的日军飞机,还曾飞抵沦陷区对日军重要目标进行轰炸,甚至飞到日本本土散发传单。蒋介石也曾两次飞临汉中机场,检阅青年军206师,探望在青年军任营长的二子蒋纬国。

1949年5月,在汉中机场的毛履武接到薛介民从台湾发来的暗语:要求其抓住机会,驾机起义,毛履武开始了驾机起义的秘密准备。可是,由于当时各个特务机构云集汉中,尤其是对机场和飞行员监管严密,驾机起义实属不易。6月15日,毛履武奉命从汉中机场起飞,执行飞西安侦察任务。飞机起飞不久,其僚机因故障原因返航。毛履武意识到这是起义的最好时机,遂果断地改变航线,无线电静默,飞往解放区河南安阳机场降落,宣布驾机起义。随之,奉中央军委航空局指令,驾机飞往北京南苑机场。抵达机场后,中央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来到战机前,欢迎这位从虎穴归来的空中勇士。

临时改换机型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8月15日,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联名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新政协会议闭幕后、联合政府成立时,抽调部队在北平组织阅兵,展示人民军队威武之师,以表对新中国成立的祝贺。8月下旬,中央正式决定,北京在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时,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当时供中央选择的阅兵地点为南苑机场和天安门广场,经过权衡,最后确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之后,担任阅兵总指挥的聂荣臻亲自召集会议,布置开国大典的阅兵工作。会议期间,他专门询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常局长作了肯定的回答。聂荣臻司令员高兴地说:“好!空中有飞机编队受阅,会给开国大典增光彩。”

确定飞机空中受阅后,人员的挑选就成为军委航空局的首要任务。当时,他们选拔受阅飞行员的标准有两条:第一条,飞行技术必须过硬,第二条,政治上绝对过关。这两条标准,毛履武经审查都是符合的。同年9月2日,毛履武光荣地成为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梯队飞行第一中队(战斗机群)的一员,正式在南苑机场投入飞行编队训练。在训练的同时,毛履武还参加战斗值班,承担北京地区的防空任务。

当时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中,方槐和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就选派到新疆学习航空的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林虎、孟琎、姚峻、王恩泽、王洪智等同志,则是从八路军、新四军选派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邢海帆、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我党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

在飞行训练中,由于毛履武驾机起义的P-47战斗机,数量非常有限,形不成机群,毛履武不得不临时改飞P-51战斗机。好在毛履武技术过硬,很快适应了新机型。他还是其他飞行员的师傅,对如何掌握编队飞行动作,亲自进行示范和施教。

开国阅兵飞行前,所有参加飞行的飞行员们还有一件庄严的事情——阅兵宣誓。多年后,毛履武还清楚地记得那如同生死签的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开国大典前夕,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来到南苑机场,检查受阅飞机的训练。南苑机场停机坪上,所有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一律饰以镶金黄色边的红五星,机尾是红白相间的条纹。身穿夹克衫的毛履武等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精神抖擞地站在飞机前,接受朱德总司令的检阅。这还是毛履武驾机起义后,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竟然是一位身着普通军装,和蔼可亲的老人。他在国民党的空军,见惯了国民党高官,无不气派十足、盛气凌人,两相对比,他庆幸自己道路的选择是对的。

从受领任务到正式受阅不到一个月时间,任务十分繁重。这对刚刚组建的飞行中队来讲,是个巨大考验,参加受阅的指挥员和飞行员抓紧进行周密的地面准备和编队推演,展开高强度的飞行训练。在受阅飞行员中,还广泛开展了结对子帮教活动。技术过硬的毛履武既是飞行员,也是大家公认的飞行教练。尤其是如何组队编排,如何做到动作整齐划一,毛履武总能提出好的意见,也常被采纳。

新中国成立前夕,飞行员们的生活是清苦的,但士气是高昂的。据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参加者阎磊回忆:“飞行队刚成立时,住在南苑机场北场中间位置,长长的一排平房,飞行人员、地勤人员和队部办公室人员都挤住在一起。宿舍都是大房间,每个房间住六七个人,一律是两条长凳支架起的木板床。”住宿条件简陋,饮食也比较简单,干部战士都在大食堂里就餐,一个伙食标准,没有空勤灶之说。最初时,飞行员着装为日本式连身服,穿脱不方便,毛履武等建议改成了夹克式,这种飞行员服式也沿用于今。

两次驾机飞过天安门广场

开国大典筹委会主任是周恩来。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审查空中阅兵典礼方案时提出了意见:“我们的这个飞机还是显得少了。”的确,17架受阅飞机太少,在天上飞行,“忽啦”一下子就全飞过去了,不可能像陆地坦克那样缓慢行进。可当时我们的飞机实在是太少了,怎么办?

还是周恩来睿智过人,他对着编队图沉思片刻说:你们看,我们这些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是否可以在通过天安门后,立刻转回去接在教练机的后面再飞一遍,再一次通过天安门。负责空中受阅的负责人茅塞顿开,这也就是毛履武等驾驶的9架P—51战斗机群,飞过天安门上空后,又与殿后的教练机群相衔接,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

10月1日下午4时,天安门广场阅兵开始。在规定的时间,当地面阅兵队伍威武雄壮地开进时,17架飞机也按预定计划开始动作。小速度的教练机和运输机分队先起飞,高速度的P—51战斗机殿后,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相继升空后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集结,盘旋待命。

4时35分,空中阅兵开始,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各梯队保持规定的高度、速度和时间间隔,以严整的队形,分秒不差地依次进入航线。毛履武作为赵大海(志愿军空4师第12飞行团团长,1951年7月9日在朝鲜清川江上空与美机作战中牺牲)的右僚机,驾驶P—51战斗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

看见自己的飞机飞过来了,广场上30万群众禁不住欢呼雀跃、群情激奋,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9架P—51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划一的“品”字形呼啸通过天安门上空,接着轰炸机编队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随后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最后是教练机编队。当领头的战斗机编队飞临天安门时,毛履武等按预先操练好的动作,全队一起推、拉机头各三次,代表还未正式成立的人民空军(11月11日成立)向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广场30万各界群众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受阅的9架P—51战斗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在空中指挥员的号令下,飞行员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得天衣无缝,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的飞机是26架。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在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的同时,谁也没能看出其中奥秘。在之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致声称“中共的开国大典,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飞驰而过的机群,频频挥手致意,露出欣慰的笑容。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交融在一起,整个广场成了沸腾的海洋。

下午4时41分,空中分列式结束,受阅飞机全部安全降落在南苑机场,继续担任防空警戒。事后得知,台湾国民党空军当时准备派机轰炸举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广场,台湾松山机场,数架轰炸机携弹待命。在最后时刻,蒋介石取消了这次轰炸。毛履武曾回忆说,当时北京的防空力量很强,在北京周围设置了好几道防线,除了地面高射炮,空军也严阵以待,假若国民党空军前来轰炸,也根本靠近不了天安门广场,必将落个有来无回下场。

当晚,中共中央、政务院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参阅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和陆、海、空军人员。席间,朱德总司令特意来到空军受阅飞行员的桌前,兴奋地举杯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山西航空事业的奠基者

开国大典之后的12月初,毛履武由南苑飞行中队调锦州空军某航校训练处任助理员、飞行助教(当时教练是苏联顾问)。为应对将要发生的朝鲜战争抓紧训练新学员。

1950年6月,刚组建的空军在南京成立了第4混成旅,对外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平洋部队”。 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直接命名第4混成旅,而不是第1混成旅,主要是仿效毛主席早年建军的做法。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红军时,一开始建立的就是红4军。空军把第一支部队称为第4混成旅,寓意着要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

8月,混成4旅移住上海,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聂凤智兼任旅长,毛履武调空军混4旅歼击机团任飞行大队长,主要负责以上海为核心的华东区域空中防御。在此期间,毛履武多次执行任务,阻击窜犯大陆的台湾飞机。

1950年和1951年10月1日的两次北京国庆阅兵时,毛履武因为飞行技术过硬,两次都被阅兵指挥部点名抽调,参加了空中受阅训练并驾机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这也是毛履武晚年经常回忆的荣耀。

1951年,空军航空兵某师成立,毛履武调该师任66团副团长兼飞行大队长、师领航主任。在抗美援朝期间,为了确保首都的空中安全,毛履武奉命到北京,出任空军南苑机场飞行团副团长、团长等职,随时准备迎战一切来犯之敌。抗美援朝胜利后,毛履武仍工作在北京军区空军,负责华北地区空军的飞行训练。

1961年,毛履武转业中国民航,任民航总局训练处副处长、处长。文革中,毛履武曾因在国民党空军长期服役的历史问题遭到冲击,赋闲在家。文革后复职,为被耽误十年的民航事业辛劳工作。

山西省是我国最早发展地方航空的省份之一,是中国通用航空诞生的摇篮。1987年4月前后,民航山西省航空局和山西省航空公司筹备成立,急需懂业务的领导,民航总局遂派毛履武出任山西省航空局副局长,主管飞行业务。毛履武全身心地投入到地方航空事业之中,在新的岗位上,宝刀不老,焕发青春。

2008年2月3日,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毛履武,因病在山西太原去世,享年89岁。2月4日,《山西日报》在显著版面发布毛履武逝世的讣告,给予这位老航空人崇高敬意。

(作者系汉中市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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