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说明中国改革发生的内在逻辑

陈金龙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中国改革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那么，中国改革为何能取得成功？中国改革发生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不少西方学者想不清、道不明，甚至质疑中国改革。部分中国学者力图用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改革，结果也难以自圆其说。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首先要揭示中国改革发生的内在逻辑，这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奥秘所在。

一、中国改革发生的基础

中国改革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中国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制度框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撑了改革，而传统体制存在的弊端为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提供了指引。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社会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顶住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经过近30年的建设和发展，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不高，但部门齐全，建构了中国经济独立发展的基础。中国改革是在原有经济基础上发生的，中国经济腾飞是在原有基础上起步的，诠释中国改革不能忽略原来的经济基础，特别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经验。

在50年代，通过制度创新，确立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些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确保了中国改革过程的社会稳定，确保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改革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事，这是改革发生的重要条件。尽管后来的改革对这些制度有修正和完善，但并没有否定制度本身，而是在保留这些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推进改革。这些基本制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成为支撑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文化底蕴和文化支撑。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中庸，将“执中”视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反对极端，这是中国改革选择渐进路线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告诫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改革坚持人民利益取向、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的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精神，主张兼容并包，改革过程中“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提法，实际上是包容不同改革意见的结果，蕴含传统的包容智慧。中国传统文化所涵养的爱国意识、乡土情怀，使不少海外华侨华人投资首选中国大陆。改革初期的所谓外资，其实不少属于“华资”，是华侨华人回国投资，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改革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支撑。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就认为：“为什么中国能发展好，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转引自谷棣、谢戎彬主编：《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华文出版社，2015年，第10—11页。）。因此，在诠释中国改革发生的基础时，文化方面不能缺位。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对于调节供求关系是有效的。但随着时代发展，弊端日渐显露，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缺乏活力和创新。中国改革是针对原有体制的弊端而展开的，问题是改革的起点，问题表现得越充分，改革突破口的选择越容易，改革举措的出台越便利。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积累的教训，对于中国改革具有启迪作用。吃一堑，长一智，中国改革正是在反思曲折、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发端的。

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应当说明原有经济基础、基本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应当说明原有体制弊端对于改革突破口选择的导向作用。

二、中国改革发生的动力

中国改革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政党在主导、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境遇也是催生中国改革的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也是中国改革的主导者。中共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包括改革政策的制定、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改革方向的确立、改革策略的谋划等，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推动了改革有序进行，党的领导是推动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而在诠释中共对改革的主导作用时，需要客观评价中共领导人的作用。如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对改革的推动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基辛格就认为，“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成了中国后来20年政治经济政策的蓝本”（〔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29、433页。）。客观评价中共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有利于彰显中共是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创新精神，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的发明，经过实践而上升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邓小平曾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人民群众不仅贡献了改革智慧，而且是改革的实施者。各项改革政策的落实，最终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实践。

历史是教科书、营养剂，也是凝聚力、创造力。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警醒和刺激了国人，激发国人通过改革实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同时，放眼世界，当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再不改革，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华民族难以摆脱落后挨打的厄运。教训、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面对历史教训与现实差距，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全体中国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如果说有分歧、有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如此，历史教训与现实反差，便成为催生中国改革的重要力量。

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应当说明推动改革的力量来自何方，这是诠释中国改革发生逻辑不可缺少的内容。

三、中国改革发生的策略

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与改革策略的选择密不可分。立足国情、渐进有序、开放包容、锲而不舍等一系列理性策略推动了中国改革。

中国改革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出发，力求使改革具有“中国特色”，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避免了改革过程中的弯路，避免了改革过程中的大起大落。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是由农村、农业、农民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的，是基于国情的理性选择。中国改革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既是经济发展非均衡战略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使然。

中国改革经历了由点到面、由单一改革到全面改革的渐进有序过程，对改革突破口、试验田的选择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之所以选择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一是因为经济是基础，经济体制改革能带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改革；二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风险小、难度低、见效快；三是经济体制改革能直接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易于赢得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认同与支持。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等方面体制的改革，成为改革的“牛鼻子”，实现了中国改革渐进有序的前行。

中国改革是在开放包容、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进行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多种就业方式并存，允许多元文化发展，足以表明中国改革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社会上有不同声音。邓小平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由此激发了改革活力，凝聚了各方改革力量，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开放包容的改革策略。

中国改革过程中尽管存在争论和分歧，甚至经历了政治风波，但改革没有停步、没有犹豫，表现了中共锲而不舍推进改革的决心与自信。改革的坚定性避免了不必要的折腾，保持了改革政策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既争取了改革的速度，也赢得了发展的速度。

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阐明中国改革策略，有利于理解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诠释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

四、中国改革发生的外部条件

当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改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诠释中国改革发生、成功的原因，离不开对国际因素的考察。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积累的经验，为中国改革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借鉴，由此避免了中国改革的曲折，降低了中国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即所谓“后发优势”得以显现。比如，资金缺乏是改革之初遇到的难题，谈及引进外资，邓小平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基于这一历史经验，他明确表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8页。）引进外资的决策，显然采借了域外经验。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发展经验，对中国改革更具借鉴意义。邓小平在谈及“两手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时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379页。）如此，他国经验成为中国改革的参照。中国改革既强调独立自主，又合理借鉴了人类有价值的文明成果。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无疑对中国改革造成了较大冲击，形成了较大压力。但坏事变成了好事，经历苏东剧变之后，中国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应从何着手、如何发力，哪些方面应当改革，哪些方面不能动摇，使中国对改革内容、改革方向、改革路径的选择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中国启动改革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尽管国家之间利益的博弈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甚至爆发了局部冲突和战争，但国际社会总体处于和平状态。因此，中国能集中精力谋划改革、推进改革，避免了由于战争可能带来的改革中断，这是成就中国改革不可忽略的外部条件。

改革推动中国走上了世界舞台，融入了国际社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美国学者傅高义认为：“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真正加入到了国际社会之中，成为各种国际组织以及由贸易、金融和各种公民交往活动所构成的全球体系中活跃的一员。”（〔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644页。）中国通过改革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重要成员。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的认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了中国改革的信心。

国际条件是外因，但外因对于中国改革的作用不容忽视，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应当结合国际条件进行诠释。

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在说明中国改革时，应拓宽思路，以更广的视野来诠释中国改革，从不同的维度来审视中国改革，以厘清中国改革发生的内在逻辑。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中国重大社会思潮新态势研究”（2015MZD01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