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的重建及其历史地位

刘秉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甘肃和陕西交界地区，领导陕甘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地域辽阔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反 “围剿”斗争中，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此后，陕甘根据地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发展成为陕甘宁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党中央把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阶段。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转战陕甘（油画）

1932年8月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陷落后，红军陕甘游击队辗转陕西照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此后，遵照陕西省委指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组织领导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薛家寨召开。经过民主选举，再次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经济、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土地和肃反委员会及赤卫军总指挥部等机构，王满堂任土地委员，姬守祥任粮食委员，杨在泉任经济委员，王万亮任肃反委员。工作机构驻薛家寨。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又相继建立了区、乡、村革命委员会。还成立了乡村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性武装组织，中心任务是配合主力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监视土豪劣绅和敌探，肃清潜藏敌特分子，维护革命秩序，向红军和游击队输送积极分子等。

1933年10月15日，国民党军乘红军转入外线，后方兵力空虚之机，调集重兵进攻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薛家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领导人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等率领留守薛家寨的照金红军游击队100余人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挽救危局，薛家寨失陷。国民党军攻克薛家寨后，大肆抢劫破坏，对苏区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和野蛮洗劫。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和许多群众积极分子被国民党军杀害，照金苏区陷落。照金根据地失陷后，突围出来的部分干部和游击队队员北上寻找红军，11月19日，在宁县盘克塬与主力红军会合。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将红军后方机关暂时撤迁至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并指示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迅速组织照金地区内的游击队，坚持照金根据地的斗争，指挥部直属特务队和淳化、宁县、正宁等地游击队伺机向西发展，扩大根据地。”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虽然存在了六个月时间，但它犹如插入国民党心脏的一把钢刀，直接威胁陕西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并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它点燃了西北民主革命的火种，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重建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陕甘边区的具体实践。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阐明了工农民主政权在敌人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下不仅能够存在下去，而且还要不断发展扩大根据地，以至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态势。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西北革命斗争实际，建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确保党在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得以继续发展。党在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政权的具体实践过程，充分地证实了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正确性，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建设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按照陕西省委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的要求，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积极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各村建立了党团组织、苏维埃政府、农会、妇女会和赤卫队、游击队，制定了土地分配办法。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并逐步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以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土地斗争蓬勃兴起。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彻底摧毁了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在政治上打倒了地主豪绅，在经济上铲除了封建的剥削制度，苛捐杂税被取消，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权的建立形式和探索性工作，对周边发展红色政权、开展革命斗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第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统战工作实践为党的统战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经验借鉴。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重建过程中，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当地农民武装，从而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使革命武装在照金得到休养生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习仲勋、李妙斋等按照刘志丹提出的“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①的思想，积极与庙湾夏玉山民团、中部县建庄何世兴民团，小石崖罗连城民团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尽量与其维持好现存关系。后来，这些民团大都与红军保持友好关系，他们或为红军掩护寄养伤员，或代购弹药物资等，对红军有一定的帮助。但身为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杜衡，却坚持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只知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消灭。1933年1月，杜衡命令红军攻打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战斗失利，红军伤亡二三十人，骑兵连连长曹胜荣英勇牺牲，骑兵连指导员张秀山负重伤。此后，夏玉山遂纠集附近民团，联合起来进攻照金苏区。这时，杜衡又命令火烧香山寺，结果引起数百名和尚及广大群众的不满。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照金中心区薛家寨，孤零零地处在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之中，伤员无法安排，粮食无法补给，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由此可见，为了坚持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尽可能团结和争取一切可能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说，照金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创建，是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广泛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结果。在全党处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是非常可贵的。其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党一笔宝贵的财富。

第四，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重建实践再一次证明建立红色政权必须依靠工农大众和广大劳苦人民。在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委员会的斗争实践中，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动力。他们坚持把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指导工作。刘志丹认为只有组织群众、动员群众、领导群众，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在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习仲勋“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家以访贫问苦，相继建立起农会、贫农会、赤卫队和游击队。”  以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为骨干的农民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先后成立起来，在站岗放哨、肃特反霸、维护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革命群众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对照金苏区土地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对于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的主要原因，习仲勋做了认真的思考，他总结说： “第一，没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和根据地，把自己株守在一个很小的苏区内；第二，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很近，我们的群众力量不大和不够坚强；第三，红二十六军南下的全部失败，军事上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了敌人进攻苏区的气焰。”可见，党的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相连，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只有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革命事业才能蓬勃发展，结出丰硕果实。

（作者为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