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 徐建刚：光辉的革命历程 心灵的巨大震撼(下)

 光辉的革命历程  心灵的巨大震撼(下)

　　———寻访渭北革命根据地遗址侧记

　　王继  徐建刚

　　黄子祥旧居：忠魂不泯功勋映照山河

　　下午3时许，烈日炎炎，热浪滚滚，使人透不过气来，上河村显得格外寂静，难得见到村民。在上河村“两委会”办公室，我们遇见了正在上班的村会计老仲同志，向他说明我们想看一看黄子祥的旧居，但不知具体地点的来意后，老仲同志愉快的答应给我们作向导。

　　老仲同志年近七旬，和蔼可亲，是一位已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老仲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沿着村道向东步行了约半小时，来到了上河村东部的沟畔。老仲告诉我们，黄子祥的旧居就在沟底处，沟最底端是赵氏河，东面与富平淡村相邻。1933年8月，敌人围剿渭北根据地，烧毁了黄家在甘涝池村的老屋，黄子祥无家可居，在此开荒种地，并在沟畔打了一院窑洞，一直住到1979年。

　　老仲在前边领路，我们紧随其后，向沟底方向行进。沿途蜿蜒辗转，崎岖坎坷，膝盖高的荆棘野草丛生，枣刺扎得人腿火辣辣的生痛。大约行进了2里地，我们来到了赵氏河西畔的土崖边，一破烂不堪的窑洞院落呈现在了眼前，院落前的荒草足有半人高。在门洞前，有一孔深约丈余的水窖。老仲向介绍说，黄子祥当年就用这孔水窖收集雨水解决吃水问题。穿过院落洞，走进窑院，面东一排有四孔窑，南北相对各有一窑，面西门洞两边各有一窑，整个院落及窑洞外都已坍塌不堪，但窑洞里面近乎完好。

　　烽火一生的黄子祥在这个远离村庄、贫瘠荒芜的深沟里单家独户居住生活了几十年?我们不敢、也不愿相信，因为这与他浴血奋战、毁家纾难的革命历程，与他为渭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做出的不朽贡献似乎形成了太大的“反差”。

　　从大革命时期肇始，三原县武字区甘涝池村的“黄家”——黄子祥、黄子文、黄侠仙、李盛云、黄培兰等先后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全家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谓满门忠烈。

　　黄子祥是黄家的长子，黄子文的哥哥，是渭北和陕甘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秋，在杨虎城将军留守三原的赵寿山补充团任团附的黄子祥因痛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残酷社会现实，决然辞职回到家乡武字区，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1930年，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艰难形势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武字区形成了割据局面。1932年3月～1933年7月，黄子祥相继任武字区农民联合会主任、中共武字区委委员、武字区革委会主席、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期间，他带领渭北游击队在照金高山槐、老爷岭一带打游击，配合红二团打击国民党保安团。在敌人悬赏通缉，家财被烧，亲人牺牲的处境下，黄子祥毫不动摇，愈挫愈坚，率红四团全歼了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奋力反击国民党重兵对渭北根据地的“围剿”，后率红四团转战于照金苏区。

　　1933年8月～10月，黄子祥率领部队先后歼灭了盘踞在照金苏区周围的庙湾、柳林、牛村民团，与兄弟部队联合攻克了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攻打了甘肃合水县城、毛家沟门、三十里铺等地反动武装，为渭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后，黄子祥历任中共渭北工委组织部部长、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长期在渭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7年3月～5月，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大举进攻延安，黄子祥挺身而出，与黄子文、孙志正、郭立三等在胡宗南血腥统治的武字区组织敌乡政人员起义，打开了一条血路，冲进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区，与关中革命武装汇合，配合了关中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7月后，黄子祥先后任关中军分区渭北游击总队副总队长、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三原军分区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三原军分区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陕西省第一届至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习仲勋与黄子祥是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亲密战友。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的革命情谊历久弥深，相沿不辍。1958年9月，习仲勋在陕西视察调研工作期间，专程从富平淡村翻越沟道来到这里看望久别的老战友。老仲告诉我们，得知习仲勋要来看望黄子祥时，黄子祥、唐玉怀、慕天祥、肖德印、兰子敬和李盛云(黄子文之妻)就早早地站在门前坡头等候迎接，习仲勋是沿着对面富平淡村一带的小路翻越沟道，艰难的步行来到这里的，快到门前时，习仲勋老远就向黄子祥深情的呼唤了一声：“大哥!”。久别重逢，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为之动容。步入土窑院后，黄子祥就是在面东最大的那孔窑洞接待习仲勋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被康生诬陷为“反党集团”，黄子祥、唐玉怀、肖德印等60多名共产党员被牵连其中，遭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黄子祥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反党分子”，并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黄子祥虽蒙受如此不白之冤，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节。1979年3月，黄子祥年近八旬时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待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子祥向在广东主政的习仲勋写了一封久别思念的信，反映三原老区的新变化。1979年8月7日，习仲勋看信后亲笔向黄子详写了一封情谊真挚、感人肺腑的回信，“府上一别，二十余载，怀念故人，无时神驰……。回忆往事，使人久久不能平静……。” 1982年3月4日，习仲勋和王任重获悉黄子祥病逝，十分悲痛，专门发来唁电，并委托陕西省政协送来花圈，表达他们的哀思和深切怀念。黄子祥去世后，埋葬于窑院南约百余米的沟坡处。

　　老仲向我们说：“多年来，这里很少有人来”。

　　黄家是三原武字区的富户，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他(她)们反压迫、反剥削，追求光明真理的豪迈情怀和英雄气概，他们义无反顾、毁家纾难、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传承。

　　鲍四庙遗址：红色中心掀起革命风暴

　　鲍四庙遗址位于三原县陵前镇政府正东约2公里处，鲍四庙村东南部。据《陵前古今史料》记载，原鲍四庙占地六七亩，庙院大门向西，院内有殿庑近十楹，大殿前有戏楼，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从湖北均州一带移居这里的孙志刚户族倡议集资修建。1926年，孙氏家族又在鲍四庙倡导创建了私立小学，一直延续到解放。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鲍四庙成为渭北革命活动的中心，它是渭北武装割据和政权建设的中枢，是掀起渭北红色风暴的策源地。

　　当鲍四庙村薛志发向导带领我们来到鲍四庙遗址前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空旷的庄稼地，鲍四庙的风貌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尽管我们为鲍四庙这样的许多革命遗址因历史原因遭到损毁深感遗憾，但历史对其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的特殊作用不会忘记……

　　1928年2月，黄子文与唐玉怀在这里召开40余人参加的会议，成立了武字区抗敌委员会，组建了渭北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武字区农民游击队，打响了渭北革命的第一枪。

　　1929年9月，在中共三原县委遭敌破坏之时，中共三原特别支部在武字区正式成立，特支机关即设在鲍四庙，黄子文、孙平章先后任书记。中共三原特支负责指导淳化、旬邑和甘肃正宁县党的工作，辖7个支部。

　　1932年3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派焦维炽在鲍四庙召开区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了在武字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同年4月，中共武字区委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武字区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分粮和肃匪斗争。8月，依照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后，领导群众开展肃反，严厉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同年秋，黄子祥、孙平章、唐玉怀、李鸿儒、康德宽等在鲍四庙召开会议，讨论了土地分配等问题。此后，分配土地的斗争在武字区全面展开，并掀起了高潮，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一段光辉的奋斗史。

　　武字区鲍四庙，虽遗迹故去，但风韵长存。

　　孙家壕旧址：沧桑古窑不朽革命史

　　孙家壕位于陵前镇政府以东约2公里处，西与鲍四庙相连。清光绪年间，孙平章父子从湖北逃荒到此落户。当年，孙家壕仅为一个独家独户的地窑院子，前不靠村，后不靠店，人们称此地为孙家壕。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孙家壕一直是武字区党组织秘密活动的场所，中共渭北特委、渭北革命委员会、渭北游击队及中共武字区委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这里走出了孙平章、孙太章、孙铭章、孙海章、孙忙章(孙志正)等孙氏兄弟，他们都曾是渭北根据地的革命先驱和骨干。如今，久经沧桑的孙家壕依然可见其原有“面貌”。在南北走向、高约三四米的硷畔下，背西面东，彼此相邻的五孔窑洞虽已明显坍塌，但其结构轮廓依旧可见。

　　孙家壕曾是渭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基地。1932年3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焦仲鸣召集中共武字区委及耀县、淳化县代表20多人，在这里历时7天召开会议，讨论研究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分粮斗争、成立发展壮大游击队、购置武器和游击队的脱产等问题。此后，渭北地区掀起了分粮斗争的高潮，渭北根据地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同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夺取陕西政治经济中心之一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以三原武字区为苏维埃临时根据地。5月上旬，唐玉怀、黄子祥即在这里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了渭北苏维埃政府，机关就设在孙家壕。渭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全区范围开展肃反工作，摧毁了豪绅地主、国民党在当地的反动统治，基本廓清了地方反动势力，安定了社会秩序，推进了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渭北根据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武字区孙家壕的孙平章、孙太章、孙铭章、孙海章等兄弟，胸怀大义，挺身而出，牵手投身革命。他们都是渭北革命斗争的直接组织者、领导者和参与者，他们都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发挥了中坚和骨干作用。1932年5月至1933年6月间，孙太章和孙平章先后遭敌逮捕，被敌杀害。孙家兄弟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贡献。

　　站在孙家壕革命遗址前，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小道口战役旧址：丹心碧血先烈英明照千秋

　　下午五时许，我们来到了位于陵前镇西约二三公里的甘涝村小道口。这里三面环村，西邻沟壑，地势较为宽阔、平坦，面积约三四十亩，如今这里的果树、庄稼长势繁茂。

　　革命战争年代，甘涝小道口是一方红色的热土，渭北革命的先驱黄子文带领人民群众曾长期在甘涝小道口一带战斗，这里曾发生过诸多动人心魄、英勇悲壮的革命故事。

　　小道口是红四团的发源创建地。1933年7月初，在“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下，红二团南下渭华失败，几乎全军覆没，失去主力红军的照金苏区严重空虚。在照金苏区受敌“围剿”的危机时刻，7月26日，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简称红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并在小道口举行了红四团成立授旗典礼大会，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向红四团授旗，黄子祥代表全体指战员讲话。红四团成立后，重新打起了红二十六军的旗帜，担负起了主力红军部队的重任，在照金苏区最危难的时刻支撑了红二十六军，壮大了照金苏区的武装力量，有力打击了盘踞在照金苏区周边的国民党军及反动势力，扭转了红二团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斗争的危急被动局面，为照金苏区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小道口是黄子文不幸罹难之地。黄子文是渭北农民运动的先驱，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三原县陵前镇甘涝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黄子文与唐玉怀、孙平章等共产党员带领人民群众，在渭北地区率先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在武字区开创出了一片赤色区域，且不断扩大到三原、富平、高陵、耀县、淳化等地，创建了渭北革命根据地。为了革命，他多次遭敌逮捕，多次被敌人抄家，10多间瓦房被敌人烧毁。1932年4月至1934年，黄子文投身参与并直接组织领导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为西北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黄子文在渭北一带组建武工队，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关中、解放西安创造了有利条件。1947年6月24日上午，因在咸榆公路富平康王洞伏击胡宗南部四十八旅运输队的计划泄露，谈国帆、黄子文等带领渭北游击总队一、二支队转移途经三原陵前镇小道口时，突与国民党驻新兴柏社的保警队余祖德部遭遇。一支队副支队长黄子文指挥部队还击，保警队被击溃。战斗结束后，黄子文与刘汉臣、刘学成在村北城壕边高处(今小道口村广场北)观察侯家堡方向的行动时，黄子文突然头部中弹，谈国帆命令部队抬着黄子文向北转移。26日上午，在转移到耀县烟当村时，黄子文不幸牺牲，时年仅39岁。

　　习仲勋对黄子文战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从参加革命搞枪杆子开始，到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黄子文为党的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真正的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

　　继往开来追壮志，光前裕后慰英灵。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铸就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首次尝试，它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是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北革命史乃至中国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凝结着革命先辈们鲜血和生命的渭北革命遗址，承载着深厚的革命历史,纪录着光辉的革命事迹,彰显着灿烂的革命精神，它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今天和平、和谐的生活的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渭北革命旧址(遗址)数量众多、类别齐全、分布较广、内容丰富。我们在探访中发现，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多年来对这些旧址(遗址)的宣传不够，开发利用不足，大部分旧址(遗址)损毁严重，加强对渭北革命旧址(遗址)的保护和宣传刻不容缓。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强化管理手段，落实管理措施，建立完善对渭北革命遗址的管理机制和保护法规，加大对这些红色革命遗址的宣传和开发利用，使其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

　　我们对渭北革命遗址的寻访是短暂的,但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引发我们的思索是悠远的……

　　(本文作者：王继，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渭北革命根据地史》主编;徐建刚，三原县档案局局长，《渭北革命根据地史》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