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虎：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文化工作特点简析

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文化工作特点简析

　　孙小虎

　　【摘要】  川陕革命根据地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与根据地宣传文化工作的巨大成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相结合，拥有完善的纲领和组织体系，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为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党的宣传文化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  川陕革命根据地  宣传工作  文化教育工作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它地处川陕两省交界的大巴山山脉，交通极为不便。在这极其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川陕根据地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四川军阀刘湘、田颂尧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讲话时称川陕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奉命向西.战略转移，12月经陕南到达川北。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抵达通江县河口场，建立了川陕边界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赤北乡苏维埃政府。此后，在川陕两省党组织和王维舟等率领的川东游击队配合下，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1932年12月下旬，红军经过浴血奋战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层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赤江(通江)、红江(涪阳)、南江、清江(巴中)县和巴中特别市等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组建了中共川陕省委，并按照《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的原则，起草和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宣告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最盛时的范围包括二十多个县政权，约六百万人口，红四方面军扩大到五个军，约八万人。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宣传文化工作始终是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模浩大、广泛持久、内容丰富、形式创新、相互融合，为群众喜闻乐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根据地各项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先导作用，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高度重视文化宣传工作，把它作为各项工作的开路先锋。

　　川陕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十分注重宣传文化工作，把宣传文化工作提升到关系根据地命运的战略高度。在根据地成立伊始，就把进行文化宣传工作的重点、计划、部署等写进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决议、通告、大纲等文件之中，使宣传文化工作的落实有可靠的政策依据和保证。例如，1933年2月，在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了党的政治宣传与发行工作的基本纲领。“党的一切组织发展，都基于斗争中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因此，党的宣传工作成为开展斗争发展组织的导火线……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建立宣传部的工作。建立党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和这些组织的经常工作从支部到区委、县委、省委，均要建立发行工作的系统。在政权机关、群众组织中，同样要建立这一工作，使党的宣传力量，经常达到最广泛的范围去。”之后的每次党代会，都对宣传文化工作做出了具体计划。

　　二、川陕革命根据地比较注重对国统区群众、国民党士兵的统战宣传。

　　统战工作关系到根据地的生死存亡，早在红四方面军在陕南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就发布了《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告士兵警察书》，号召国民党军队士兵和警察举行兵变，号召士兵警察加入红军。1933年6月，在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上，又通过决议，“加紧对白区群众和白色士兵的反帝宣传……党必须领导工会、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群众组织来和白区群众、白色士兵建立关系”。1933年10月，中共川陕省委专门通过了关于国统区工作的决议。针对国民党士兵，决议指出要用歌谣、印刷品宣传优待投诚士兵。同时组织国统区宣传队，利用小传单、专门针对国统区的报纸、甚至用小木板刻字飘到国统区去宣传苏区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宣传方法上，教育红军战士要同情国民党兵的处境，强调他们也是破产农民，不能辱骂，要在火线上唱歌喊口号，宣传苏维埃政纲，鼓励国民党兵拖枪投红军。1934年12月陈昌浩在《目前全军应特别加紧的几件事》一文中也特别强调“好好研究与实际演习白兵宣传，动用更好的方式方法……开展白兵大批的哗变;特别研究与布置如何去进行到敌人内部及后方去做白兵工作。”在国统区的宣传活动也引起了国统区新闻媒体的注意。汉中地区是当时川陕根据地国统区宣传工作的重点区域。据《大公报》记载，1933年“本县(褒城)西区长林镇、白象街等处，近日忽发现红军布告多张，系中国工农红军七十三师布告等字样。各村、镇长及乡民等睹此，均异常恐惧。”“自共匪徐向前盘踞(通)南巴后，陕南各县均暗中潜伏该党党徒，常于夜深人静之际，张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宣言，诱惑工农。”说明宣传活动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影响，不少国民党士兵携带武器投奔苏区。

　　苏区还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优待。对医生、技师、科学家、学生等知识分子，苏维埃政府给予特别优待，每月薪金高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薪金，并且享受稿酬和退休金。吸引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留在苏区。

　　三、川陕革命根据地各级党政军领导积极参与文化宣传工作，大大推动了文化宣传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

　　川陕根据地的党军政主要领导陈昌浩、曾中生、廖承志、刘瑞龙、张琴秋、罗世文、张逸民等同志经常参与各项文化工作，如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在攻占旺苍后题吟诗句，组织錾字队刻制石刻标语，宣传红军的胜利成果。他还亲自创办了西北军事委员会机关刊物《干部必读》，先后撰写了《战胜刘湘的作战要诀歌》、《与川军作战要点》等浅显易懂的宣传作品。川陕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廖承志经常为报刊和各种货币、票证设计绘制封面、插画、图案，还创作了许多漫画、宣传画、木刻肖像等作品;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等同志，编写了《革命三字经》、《消灭刘湘三字经》、《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等通俗读物，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红军总医院政委张琴秋，多次在各种会议上教唱革命歌曲，深入妇女中演讲宣传。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发了广大军民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情。

　　四、川陕革命根据地拥有完整而健全的文化宣传网络。

　　川陕苏区宣传工作力量的组织和领导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西北军区政治部及所属各军、师、团政治机构宣传机构。红四方面军及各军、师有政治部，团有政治处，营、连设教导员和指导员。各级政治部、处下设的组织、宣传、地方、白兵等部门都有分管宣传的部、科、股。另一个系统是党的川陕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政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宣传部门。中共川陕省委和各道、市、县委均配有宣传部，区、乡党委设宣传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设文教委员会，下辖学校教育局、社会文化局、国家出版局，分管列宁学校、苏维埃学校、俱乐部、新剧团、通俗讲演所、印刷厂、工农书店、红场等文化宣传机构和场所。各道、市、县苏维埃政府有文教委员会，设主席。区乡苏维埃均设文教委员。川陕省总工会、少共川陕省委及各道、市、县的工、青、妇群团组织，也均设有宣传部等机构。各级文化宣传部门，分别组建有规模不等的宣传队，錾字队、粉笔队、贴发队、新剧团、俱乐部、报刊编辑部、油印刻字科、读报组、识字岗等文化宣传基层单位。这些文化宣传机构中，有属于专业性的，如工农剧团、錾字队，报刊编辑部等。为了配合各阶段的中心工作，还临时组织一些宣传机构。如反“六路围攻”前夕，组织大批宣传队，深入各地组织发动群众。宣传队的任务，不但是向群众直接进行宣传鼓动，并且组织群众，帮助地方工作。县以上常设宣传队，十人为一队，每县得设三队到五队，设队长一人，大队长一人，受县苏维埃常委会指挥。各县宣传队又统一于省苏维埃常委会之下的宣传队总部。区以上可设临时宣传队，必要时受县常设宣传队指挥。红军中设常设宣传队，每连三至五人为一小队，设队长一人。营设分队长一人，指挥三小队。团政治处宣传科内设大队长一人统一指挥。必要时可增设临时宣传队。“宣传队每到一地，大家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各家各户，拉家常扯闲话的时候，就把一些革命的道理讲给老百姓听，不知不觉就打动了人心。”

　　川陕苏区系统而庞大的文化宣传网络，使文化宣传工作深入基层，面向广大劳动人民，极大地教育了人民，推动了苏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巩固与发展。

　　五、创新宣传形式，把革命宣传与文艺教育相结合，用浅显易懂的文学艺术形式教育群众，宣传革命理念。

　　川陕革命根据地把宣传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相结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革命政策，取得了良好结果。在识字运动中，在各乡村成立了列宁室，组织识字组、读报组等。识字组主要教成人认字，教标语、口号，如“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闹革命”等。军队和地方各部门组织的读报班(组)，由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辅导学习阅读党政军颁发的各项政策、法令、文件、报刊及各种政治宣传品，并深入浅出地进行宣讲。由少先队、童子团组成的遍布各乡村的识字岗，利用站岗放哨的时机，教过路行人识字，认标语口号，有的还根据字形联系字义，编成顺口溜以加快理解和记忆。

　　錾刻岩石标语，是川陕根据地在文化宣传工作中的一大创举。川陕苏区巨石峭壁四处可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组织錾字队(又叫钻花队)，因地制宜利用各地岩壁、渡口、要隘道口之旧石碑、石牌坊、石柱、屋基石、古建筑等，钻刻了大量石刻标语和文献。1933年2月，红军解放通、南、巴等地后，就在通江城河岸悬岩上，刻制了川陕苏区第一条石刻标语：“争取苏维埃中国!”此后，越刻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屹立在通江沙溪乡的“赤化全川”这幅标语每字高5.5米、宽4-7米，数十里外清晰可见。字数最多的为川陕苏维埃政府刻立在巴中特别市的石刻文献《劳动法令(草案)》，碑高3. 67米，宽4.29米，全文约6000字。石刻标语对鼓舞人民、震慑敌人、配合根据地开展各项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报刊宣传中，根据地报刊排版讲究，标题突出，针对性强，富有宣传效果，并各具特色。如《少年先锋》报，图文并茂，活泼爽快，洋溢着青少年的朝气和理想。在两年多时间里，有的报刊杂志出了三四十期，其中《干部必读》连续出版127期。这些报刊杂志对川陕根据地各项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推动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开展。

　　张贴、散发标语、文告、捷报、传单，也是川陕根据地文化宣传的主要形式。张贴散发的宣传品种类甚多，如《农民斗争纲领》、《贫民斗争纲领》、《工农兵斗争纲领》、《妇女斗争纲领》、《公粮条例》、《税务条例》、《春耕生产宣传大纲》、《约法十章》、《参加红军十大好处>、《刘湘十大罪状》、《消灭卖国的汉奸刘湘》、《白军官兵拖枪投红军十大好处》等数百种。这些红军文告和宣传品，语言通俗、简洁有力，鼓动性强。宣传队每到一地，就将宣传品张贴在院户墙壁和寺庙内外，遍布苏区各个角落，收到了极大的宣传效果。

　　川陕苏区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演出活动非常活跃，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紧跟形势、贴近现实、寓教于乐，为军民所喜闻乐见，是川陕根据地采用的最普遍、最生动形象、最深入的宣传形式。有戏剧、歌舞、曲艺、诗歌、楹联、美术作品等，这些作品内容新颖，现实性强，深受群众喜爱。如工农剧团于实甫与川剧艺人合作编导的川剧《刘湘投江》、《戒大烟》、《半升米》等剧目，开创了现代川剧的先河。《刘湘投江》的唱词特别通俗上口，“千错万错自己错，而今失败莫法说，只说重庆能避祸，谁知四面奏楚歌。”群众特别喜闻乐见。

　　有许多文艺作品利用当地群众熟悉的山歌、民间小调、采用旧曲配新词的方法创作演出。如《土地革命歌》用“垂金扇调”，《刘湘罪恶歌》用“祝英台调”;《反宗教迷信歌》用“牧羊调”等，使群众一听就懂，一唱就会，易于流传。快板、顺口溜、民谣等韵文，是运用最多的创作形式，因其通俗，押韵、上口而易记忆，且流传最广。如《工农掌政权》：“共产党来领导好，抗租抗款不完粮。八月里来正中秋，川北穷人出了头……”。这些词句既口语化，又很能打动人心。刘瑞龙、傅钟等编创的《消灭刘湘三字经》、《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等通俗读物更是烩炙人口、朗朗上口。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紧密结合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和土地革命的实际，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影响深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充分体现了宣传文化工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重要作用。川陕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把革命斗争与文化教育艺术工作成功结合的范例。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在铸造“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它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为中共勉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