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书俊：商洛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有四支红军部队先后离开原根据地进行长征，他们分别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在中央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一个月后，红二十五军主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商洛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驻留并得到发展壮大的地方，也是红二十五军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红二十五军长征历时十个月，途经四个省、转战近万里，而在商洛及周边地区活动就将近八个月。是红军长征将商洛与红二十五军紧密相联，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

　　一、红二十五军进入商洛以后很快摆脱被围剿追击的被动局面。1934年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新根据地而斗争。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长征之路。在艰苦转战中，红二十五军先后进抵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发现这两个地区“群众斗争及地理物质条件都不适宜”建立新的根据地，即继续向豫陕边挺进。12月8日，红二十五军经豫陕交界的铁锁关，进入商洛辖区洛南县境内。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今丹凤县庾家河召开第18次常委会议。会议正召开的时候，一路尾追而来的国民党第六十师向庾家河街发起进攻。双方发生激烈战斗，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打死打伤敌人300余名，迫使国民党第六十师狼狈撤出战斗，从卢氏方向退回河南。庾家河战斗结束后，由于国民党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追剿的部队没有再进入陕西境内;加之陕西的国民党地方军队正忙于北攻陕北红军，南拒川陕的红四方面军，一时无法集中更多的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为红二十五军赢得了短暂的休整时间。以这次战斗胜利为标志，红二十五军结束了历时20多天、长驱1800余里挺进陕南的战斗历程，彻底摆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困难局面。

　　二、红二十五军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参加长征的四路红军队伍中，只有红二十五军创建并留下了一块完整的根据地。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18次常委会议，明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口号，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动员当地的力量配合红二十五军行动”，创造鄂豫陕根据地。在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依靠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纵横驰骋于鄂豫陕边区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1935年1月8日攻克镇安县城，1月31日攻克柞水县城，之后经过蓝田、郧西、宁陕、佛坪、洋县等地迂回作战，歼灭大量国民党武装力量。4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蓝田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苏区人口约50万人，面积三万余平方公里。会后红军再次东进，4月18日攻占洛南县城。6月初在商县夜村、商洛镇毙伤敌一一零师、一二九师团长以下官兵200余人;6月14日攻占商南县富水关、青山街， 6月16日袭占鄂豫陕交界的荆紫关，缴获大批军用物资。6月下旬红二十五军采用调动敌军、先拖后打战术远程奔袭豫陕边重镇荆紫关后，回头于山阳县袁家沟口设伏，7月2日在袁家沟口战斗中全歼陕军警备第一旅，取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这些战斗的胜利，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根据地内得到休养生息和发展壮大。1934年11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前共2980余人。12月10日经庾家河血战部队伤亡较大，12月11日蔡川整编时全军共约2500余人。为保卫苏区，红二十五军抽调部分红军指战员分赴各地发动组织群众，帮助建立地方游击武装。1935年2月成立鄂陕游击司令部，下辖六路游击师2800多人，其中有五路在商洛境内，即：鄂陕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九路游击师;5月在今丹凤县庾家河街成立豫陕游击师，下辖四个游击大队500多人，其活动区域都在商洛境内。在根据地人民群众、游击武装的大力支援下，红二十五军时而集中兵力聚歼敌人，时而分兵出击，纵横驰骋于鄂豫陕边的广大区域，不但保存壮大了自己，而且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第二次“围剿”。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时，主力红军已发展到4000人，增加了60%。与其他三支主力红军不同程度受到损失相比，红二十五军人数不减反增。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成立的红十五军团共7000余人，其中红二十五军接近50%，成为粉碎国民党“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四、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根据地内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转移时对外宣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在《出发宣言》中突出强调，“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是要“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于长征途中发出《布告》，明确宣布调动队伍北上，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进入商洛境内后，省委继续坚持做抗日宣传。1935年2月19日鄂豫陕省委第20次常委会议研究根据地创建情况及具体工作时，再次提出要“加强红军中反帝国主义的教育及更通俗的宣传民众起来组织人民抗日反帝大同盟战斗的动员，战士民众积极的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与准备向帝国主义作战”等任务。3月10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发布《告国民党士兵书》，进一步号召国民党士兵“赶快起来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在鄂豫陕省委和红军部队的广泛宣传下，根据地出现了很多带有宣传抗日救亡的歌谣。

　　五、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红二十五军将商洛革命斗争推向高潮。“红军长征的那个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在南方各根据地遭受损失、长征主力红军减员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经过七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中，在鄂豫陕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中共商洛、鄂陕、豫陕三个特委及所属的中共镇安县委、中共五星县委，红岩寺区工委、山阳西区区委等各级党的组织，建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镇安、五星、山阳县苏维埃政府或筹备处及13个区、70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基本形成边区(地区级)、县、区、乡、村五级红色政权体系。这些党政机构，绝大多数成立并活动于商洛境内。在他们的组织带领下，鄂豫陕根据地内革命斗争烈火熊熊燃烧。1935年7月2日，蒋介石在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电报中哀叹“徐海东匪…已在东区(蔡川、庾家河、峦庄一带)、西区(袁家沟口、牛耳川、米粮川、碾子坪、黄土砭一带)完全匪化，并在以上两区派有得力人员将地方政治组织完成。”“我谍报人员…均不能进入。”

　　六、补员后的红二十五军继续长征并先期到达陕北，配合迎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后，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明确提出要“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决定率领“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7月底，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前在留坝县整编时，将原活动在商洛境内的鄂陕第四路游击师分编各团，跟随红军主力继续长征，主动寻找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很快经陇东入陕北，9月16日在延川县永平镇与红二十六军、二十八军胜利会师，三支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中共鄂豫陕省委与中共西北工委合并为中共陕甘晋省委。11月初毛泽东、彭德怀接见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等人，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成为红一方面军下辖的两个军团之一，直接在中革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行动。此时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南方经过长途跋涉，已是人困马乏给养紧缺，连生活穿衣等物资都极其困难。徐海东从供给部积攒的7000银元中拿出5000银元送到中央驻地，解决了中央的燃眉之急，使中央红军很快在陕北站稳脚跟。毛泽东1937年2月9日在接见从国民党统治区到陕北苏区采访的记者、建国后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范长江时给予红二十五军以高度评价，认为其“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七、红二十五军为鄂豫陕根据地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留下革命火种。红二十五军继续长征北上途中，给坚持根据地斗争的中共鄂陕、豫陕特委发出指示信，指出继续坚持鄂豫陕边界地区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做出党组织、游击武装合并等具体指示。9月9日鄂陕、豫陕特委在商南县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组建中共鄂豫陕特委，主动接过红二十五军留下的重担，坚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10月6日，特委以红二十五军派到地方活动的300多名红军老战士为骨干，收笼各支游击武装，在商南县碾子坪成立红七十四师，全师近700人。在此后15个月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先后三次围攻红七十四师，企图将红军一举歼灭。中共鄂豫陕特委率领被毛泽东称为“陕南土著部队”的红七十四师，在苏区广大区域内由东到西、由西到东、由北向南、由南到北，同国民党军兜大圈子，先后打了五个来回，进行了上百次战斗，坚持了鄂豫陕根据地革命斗争。在根据地内红七十四师不断收容红军伤病人员，收集零散的游击队员，加之有很多青年积极参加红军，1937年8月离开根据地前在长安县大峪口整训时人员达到2100余人，新发展1800人，比组建时增加了200%。通过土地革命斗争的洗礼，这支在商洛组建的人民军队，逐步成长为一支正规的红军队伍。

　　八、红二十五军长征历史使商洛被国家批准为革命老区，助推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各地党史机构相继成立，经过湖北、河南、陕西三省八地市党史工作者十多年的辛勤努力和多方调查访问，先后征集到大量翔实可靠的党史资料，共征得各类资料472份近百万字，全面查清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和鄂豫陕根据地的主要史实。先后编辑出版《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鄂豫陕边的记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英名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歌谣三百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史略》等系列丛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资料库。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经商洛党委政府申报争取，在曾转战商洛的程子华、汪锋、郭述申、陈先瑞等支持帮助下，1984年5月，包括商洛七县在内的根据地相关16个县被国家批准为革命老区。批复指出：“你省陕北、陕南等地都是老革命根据地。那里的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为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为此，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这些老区经济的发展。”“建议你省从明年起，对陕北、陕南等老区的建设问题，在国家分配的资金内统筹安排。……1984年由中央给陕南老区一次性补助200万元。”从此商洛全市七个县(区)不但被国家认可为革命老区，而且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老区经济建设款。

　　九、红二十五军转战商洛期间是商洛老区精神孕育成型的关键时期。商洛老区精神是对商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发展的文化升华，而鄂豫陕根据地历史则是其中的关键所在。1995年12月22日至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到商洛察看灾情，访贫问苦。期间于22日晚为商洛题词“发扬老区精神，振兴商洛经济”。总书记离开商洛后，党委政府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对商洛老区精神进行集中研讨。在此基础上，1996年1月中共商洛地委、商洛地区行署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总书记的题词和重要指示精神的决定》中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曾以商洛为中心区域，先后创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鄂豫陕和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文件将商洛老区精神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求实精神;相信和依靠群众，与群众血肉相连，为群众谋实利的为民精神;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一切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顾全大局，精诚团结，勇于牺牲，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这种提炼与升华源于红二十五军长征及鄂豫陕根据地，两者直接关联、密不可分。

　　十、红二十五军长征留下的红色文化资源，提升了商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红二十五军长征及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革命活动，对应的在商洛大地上留下了大约30余处革命遗址或纪念设施，其中包括红二十五军入陕地、九泉山战斗、洛南县城军部驻地、庾家河战斗、庾家河会议、蔡川整编、龙驹寨整训、徐宝珊烈士纪念亭、龙驹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地、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地、鄂陕特委成立地、红七十四师成立地、中共镇安县委成立地等遗址。这些红色遗迹既是商洛革命老区的历史见证，又成为架设在历史与实现之间的一座桥梁，为人们提供精神传承的纽带，并最终上升为后人研究党的历史、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缅怀革命先烈的红色资源。近几年来，商洛各级党委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兴建了红军广场、丹凤县革命历史教育基地等部分纪念设施，对庾家河会议、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地、富水关战斗等部分遗址进行了维护修缮。每逢重大纪念日、传统节日，很多党政部门、学校师生到这些红色遗址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反映红二十五军长征电视专题片逐渐增多，比如1996年海政电视艺术中心拍摄到商洛采访拍摄的《北上先锋》，2005年商洛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文化文物广电局、商洛电视台联合拍摄《红色记忆——红二十五军长征》，2014年陕西电视台到商洛摄制《陕西红色记忆—鄂豫陕根据地保卫战》等。广大党史工作者、党史爱好者纷纷在《陕西党史》、《商洛日报》等报刊发表各类文稿，宣传红军长征历史及长征精神。党史系统从弘扬革命烈士事迹出发，编纂出版《商洛党史故事》、《商山忠魂》等学习读物。县区党史部门在各自党史网站上登载红军长征相关资料、图片、图书、活动信息等，扩大宣传面。党史部门主动接受社会咨询，为河南《信阳晚报》、《南阳晚报》等报刊记者和大别山干部学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社会实践学生等市外来人、社会人士或相关机构宣传红二十五军长征历史。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全市举办纪念座谈会、大型主题图片展览，等等。红色文化的宣传推广，使商洛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

　　(作者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