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红：陕甘边根据地东区的开辟及作用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按照时间先后并考虑到地缘关系，主要包括南梁中心区、陕甘边南区、陕甘边东区三部分。其中陕甘边东区，“是指桥山以东，即洛三川及其周围地区”。陕甘边东区的开辟，为西北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促进陕甘革命根据地统一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开辟陕甘边东区的条件

　　陕甘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为陕甘边根据地东区的开辟准备了充分条件。

　　1、陕甘革命运动推动了开辟陕甘边东区的历史必然性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的探索，迅速在全国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20世纪30年代前期开始，陕甘边、陕北地区就在西北党组织领导下浴血奋战，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1933年10月中旬照金根据地失陷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提出了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金为中心多区域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构想，从而“使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找到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

包家寨会议会址

　　按照三个战略区共同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以桥山中段的南梁为中心，东到陕北的洛河川、西至陇东的悦乐川各级红色政权相继成立，1934年11月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南梁中心区很快得到巩固。同时，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主力多次南下关中，先后恢复正宁寺村塬一带根据地和照金苏区，1934年9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同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在陕甘边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协助及谢子长与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得到很快发展。至此，以陕甘边南区为战略前沿区域，以南梁为战略中心区域、以陕北苏区为北部战略腹地的多区域创建根据地战略布局基本形成。

　　纵观当时陕甘革命形势，开辟陕甘边东区是陕甘革命形势发展的历史必然。因为在陕甘边区域当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时，陕甘边根据地南区、北区都得到迅速发展，其中陕甘边南区经过红军较长的活动，有比较雄厚的群众和党组织条件，而且物产丰富，经济条件也较为优越，使陕甘边红军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得到一定保障;而北区南梁中心根据地地处陕甘交界的子午岭中段，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且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两区也都有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因素，特别是南区“距西安和关中平原太近，敌人说来就来，拉锯作战，局面较难稳定;现在的北区南梁，虽便于红军聚集和隐蔽，但人口稀少，物产欠丰，不利于筹集军需和补充兵员”，所以作为多区域战略格局的中心根据地，“如能在人口较密、物产较丰的南梁东部开辟新区，不仅能较好地解决人员和物资补给问题，还能在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之连接起来，红军就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2、反“围剿”斗争促进了开辟陕甘边东区的现实可能性

　　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壮大和发展，直接打击和威胁着国民党在陕甘边、陕北地区的统治。因此，从西北红军诞生并肩负创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重任之日起，国民党就采取各种手段不间断的进行“围剿”，而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也正是在这种反复的“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当多区域创建根据地战略格局初具规模时，其战略意义立即体现在1934年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上，这不仅使地方军阀着慌，也令蒋介石焦躁。1935年春，蒋介石急调集陕、甘、宁、豫、晋5省军阀及其嫡系部队，共计四万兵力，具体由阎锡山、杨虎城十七路军、三十五师马鸿宾及八十六师井岳秀等部的16个团，从东、南、西、北四线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按照红军作战部署，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向东挺近，迎击由甘泉等地向根据地进犯之敌。1935年2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骑兵团(康建民代理团长，政委高绵纯)，由南梁出发，东进甘泉、宜川一带，配合延安、安塞等游击队和宜川、甘泉的“抗捐军”， “纵横敌后十余个县，打击了敌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牵制了围剿根据地的南线、西线敌人。同时，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东区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提高了人民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形成了一大片敌人统治薄弱的游击区域，为开辟陕甘边东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群众条件。

杨森

　　3、陕甘边根据地部署奠定了开辟陕甘边东区的具体操作性

　　3月初红军回师南梁后，杨森向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汇报，认为红军所到的甘泉、宜川等地地理位置优越、群众革命热情高昂，请求特委派得力干部去开辟东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为了开辟东区，陕甘边区特委及苏维埃政府从组织人事到武装配合等方面进行了周密部署。

　　从主要领导人员来讲，经时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建议，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由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马文瑞承担开辟新区的任务。马文瑞系陕西子洲(原米脂)人，14岁投身革命，曾先后担任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陕北特委委员、团特委书记、陕北省委秘书长，1934年2月遵照北方代表指示和陕北特委曹家坬会议精神，到杨虎城部驻三边的谷莲舫骑兵旅做兵运工作，1934年秋回陕北途中路过南梁，因刘志丹、习仲勋力劝留在南梁，任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为陕甘边根据地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军事、政治人才。

　　从武装力量配合方面来讲，在出发前往东区前，刘志丹亲自找马文瑞谈话，叮嘱了开辟东区的重要意义，交代了任务和注意事项，并告诉他，杨森带的骑兵团仍去东区，以配合他们的工作。从开辟新区的人员配备方面来讲，除了马文瑞外主要成员还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部长呼志禄、华池县赤卫队队长张彦福、天津来的知识分子许克昌，以及军政干校几名干部和30多人组成的武装工作队。3月，马文瑞率领工作队，进入到陕甘边东区进行开辟新区的艰苦工作。

　　二、开辟陕甘边东区的工作

　　在开辟陕甘边东区过程中，红军骑兵团和工作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群众工作。在开辟陕甘边东区的过程中，骑兵团和工作队非常注重群众工作。当时在骑兵团的配合下，工作队经常活动在甘泉、宜川和洛川北部的山川林壑，在农民群众中开展艰苦细致的串联、宣传和组织工作。群众革命热情异常高涨，很快就普遍组织起了农会，建立了赤卫军、游击队，捣毁国民党的保甲组织，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粮赋、税捐、地租和债务。

　　政权建设。陕甘边东区各级各类群众组织的组建以及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3月28日，根据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的决定，在宜川临镇成立了以马文瑞为书记的中共陕甘边东区工委。6月间，成立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马文瑞在回忆录中写道：“召开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那天，锣鼓喧天，红旗飘扬，像过节一样热闹。”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马文瑞被民主选举为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财政、肃反等委员会，呼志禄、奚玉山、许克昌、张彦福分别担任部长或主任。

　　东区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积极致力于基层红色政权建设。1935年7月，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主持在宜川县北部雷多河(今属延长县雷赤乡)成立赤川县(今宜川高柏、新市河和延长雷赤、南河沟、赵家河一带 )革命委员会，主席黑志德，机关驻地北赤镇，下辖6个区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在临镇宣布成立红泉县(今延安市麻洞川、临镇、川口和宜川云岩一带)革命委员会，主席奚玉山，机关驻地炭窑沟(今麻洞川乡炭窑沟村)，下辖四个区政府。两个县的区、乡也都成立了相应的革委会和党的组织。为了新开辟的苏区区别于国民党统治区，突出红色政权的性质，由马文瑞提议，东区革命委员会通过，把新成立的两个县的名称，冠以“红”或“赤”的字眼。

　　武装斗争。在开辟陕甘边东区建立红色政权的过程中，红军骑兵团和东区革命委员会高度重视发展地方武装力量。1935年5月，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陕甘边区军委决定在宜川、临镇一带建立东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曹力如任总指挥，马文瑞任政委。其主要武装力量有宜川第一游击队、宜川游击队第十一支队、宜川游击队第十三支队、集义游击队、宜川第十支队、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又称宜川抗日义勇军)等，以上游击队大部于7月在宜川太留附近编入红军第二路游击师(后改为第四路游击师)，10月初游击师大部改编为宜川独立营，成为一支正规的武装力量。同时在甘泉的临镇、金盆湾和南泥湾都成立了游击队，他们和东区革委会警卫队及宜川等游击队互相支援，开展武装斗争，对巩固新生政权和扩大苏区起了重要作用。在开辟东区根据地中，对敌斗争十分激烈，工作队经常与土豪劣绅、地方民团、敌人暗探进行艰苦斗争。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例如宜川南塬有个土寨子，土豪劣绅聚居，民团把守，危害百姓。于是马文瑞就组织义勇军、赤卫队和农民群众约两千多人，扛着红缨枪和老镢头、锄头，将之彻底消灭。

　　土地斗争。土地问题是农民的基本问题，当革命政权得到巩固后，马文瑞就集中力量领导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决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当时工作队天天下乡，调查研究，发动贫雇农，组织贫农团，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恶霸，没收和分配地主的粮食、牛羊，并调查登记、分配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促进了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

　　三、陕甘边东区的历史作用

　　陕甘边东区的创建在陕甘边乃至陕甘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1、巩固扩大了陕甘边根据地。陕甘边东区的甘泉、宜川及洛川一带，当时有近十万人，也较富足。陕甘边东区开辟后，在“北起延长，南达韩城，东抵黄河，西接南梁中心根据地的方圆百余公里范围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把陕甘边根据地扩大了四千多平方公里”，这对壮大革命力量，筹集经费和物资，解决根据地和部队给养困难，巩固陕甘边根据地意义非凡，而陕甘边根据地的扩大，使红军出征有了更强有力的后方依托。

　　2、为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东迁打下牢靠基础。在国民党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军事“围剿”中，其兵力部署和进攻的重点是南梁中心区，三十五师马鸿宾部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南梁。而正是陕甘边东区的初创，扩大了陕甘边根据地战略回旋余地，使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于4月上旬在南梁寨子湾联系会议上，“决定按照西北工委的统一部署，暂时放弃南梁，向东区转移。”4月下旬，陕甘边党政军机关进驻洛河川，直接领导东区的开辟，并继续致力于整个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3、为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陕北、陇东、关中三大战略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多区域战略布局优势得到全面彰显。在南梁中心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骑兵团和地方武装吸引住敌军主力，牵制了马鸿宾、胡宗南、杨虎城等部十多个团的兵力;在陕甘边南区，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地方游击队、赤卫军出击敌后，与南梁中心区红军配合，夹击顽敌;而在反“围剿”期间开创的陕甘边东区，则“彻底打乱了敌人的进攻阵脚”。同时在陕北根据地，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协同陕北红二十七军作战。由于各个战略区的密切配合，使反“围剿”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4、是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连通的桥梁。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是两块根据地一贯的主张，到1934年夏秋，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时，陕甘边游击战争推进到洛河川，陕北游击战争发展到延河流域，两区相距不足百里。而随之开创的陕甘边东区，可以说正是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之间的桥梁，“客观上起到了连通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前奏”。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协同作战，挫败了蒋介石采用的对付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时的堡垒战术，攻克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最终形成“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作者为中共甘肃省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