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松:西安八办与周边中共组织(上篇)

　　【引言】

　　毛主席曾两次这样谈到延安与西安——

　　1940年秋的一个上午，延安马列学院(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蓝家坪)专门派四人到杨家岭去接毛主席来作报告。毛泽东打量了来接他的四个人，严肃认真地说：“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才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算不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4—1445页《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这篇文章中讲道：“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

　　“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毛主席的这两句话都很著名，当时的延安与西安，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涵。延安是苏区，西安是国统区;延安是“红区”，西安是“白区”;延安代表着进步，西安代表着腐朽;延安代表着光明，西安代表着黑暗。那时国共关系常常就是用“西安”和“延安”代称的。

　　然而，抗日战争时期的八办，却是“千里冰封一点红”，历经牙科诊所秘密交通站、红军联络处再到八办，已经从秘密、半公开，走向公开了，有如悬崖百丈冰中的一支腊梅，昂首挺立，迎风怒放，香飘万里。

　　那么，当时的西安及其陕西的其他国统区，还有哪些中共组织和机构呢?他们与八办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其中涉及到哪些主要人物和事件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追寻和展现那段鲜为人知、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一、 西安八办及其周边中共组织简述

　　这里所说的“周边”，主要指环绕在西安八办这个圆心以外的西安地区、陕西地区，甚至包括陕甘宁边区这样一个范围。

　　西安八办周边，曾经存在的中共组织或机构主要有以下几条秘密战线：一是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包括省委、西安市委和基层组织;二是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西情处和部分情报人员;三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地下组织。

　　(一)西安八办概况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为了解决奇缺的卫生器材和药品供应问题，派地下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大城市秘密地设法购买。为了将分散、零星购买到的卫生器材和药品集中起来，转运到陕北苏区，周恩来指示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设法在西安建立交通站。建立秘密交通站，怎样才能瞒过别人的耳目呢?刘鼎苦思冥想之后，决定建立一家医院，经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的介绍，刘鼎结识了德国共产党人温奇•冯海伯牙医博士。二人相见恨晚，而冯海伯当即就决定从上海迁到西安，帮助刘鼎在西安建立一家牙科诊所。为了选址，两人转遍了古城，最后一致看好了七贤庄一号院，此地北靠明城墙，东临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位置优越，两人当即拍板租了下来。1936年4月，“德国医师冯海伯牙科诊站”开张。这就是最早的秘密交通站。

　　后来，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军在陕西三原建立了红军联络站，不久，联络站迁至七贤庄，改称红军联络处。此时的红军联络处已是半公开的办事机构，一号院大门外挂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三十八军教导队通信训练班”的牌子，其工作由叶剑英负总责，李克农、张文彬，李涛先后担任秘书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联络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编。1937年8月22日，七贤庄一号院大门上挂上了蓝底白字仿宋体“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的牌子。8月25日，西办正式成立。同年9月11日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从以前的半公开转而变成完全公开了。

　　1946年9月10日(农历中秋)晚上10点撤离工作，历时10年之久的西安八办完成了历史使命。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有：

　　处长 伍云甫 (1937年8月-1942年初)【在延安毛泽东点名由伍云甫同志出任第一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与时任中共驻陕党代表林伯渠同志搭档】

　　周子健 (1942年初-1946年9月)

　　副处长李 华 (1939年初-1941年)

　　中共中央驻西安代表林伯渠(1937年8月-1940年10月)、董必武(1940年10月-1941年1月)，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1937年8月-1938年7月31日)也长驻八办，实际领导八办的工作。

　　(二)西安八办周边的中共组织概况

　　中共陕西省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0年间，中共陕西省委先后3次遭到大的破坏和4次小的破坏，重建和改组17次，更迭过潘自力、吉国桢、高克林等14任省委书记。

　　1936年12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正式恢复，贾拓夫任书记。省委一恢复，立即开展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整顿工作，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月，省委机关设在云阳，但实际办公地点在西安八办。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建和领导了1个市委、13个特委、3个中心县委，40多个直属县(工)委。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中的几个师、旅和不少团、营，建立了中共组织。十年间，斗争异常艰苦复杂，但党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断。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陕西地区已有党员35394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关中、陕南地区和甘肃东部临近陕西的地区。同时，在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中也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

　　中央社会部西情处

　　1939年2月18日，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中央社会部”。 中共中央社会部，是中共隐蔽战线工作的指挥机关。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

　　西安情报处1939年开始组建， 1945年11月李克农宣布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被正式批准成立，由中央直属领导。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又名李自清，陕西渭南人，国民党中统局陕西调查室主任。电视剧《特殊使命》中巩向光的原型)任副处长。王超北用其父遗产16000块大洋在西安大莲花池街7号修建了有地下通道的秘密地下情报机关。在特、宪、警林立的西安先后建了8座秘密电台和数处联络站，开辟了东路、北路、南路3条地下交通线，护送了大批党的干部、爱国人士、进步青年去延安。给党中央传递了大批秘密情报。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西安情报处累计收发电报2000余份，约24万余字。

　　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地下组织

　　这里特指当时西安周边驻扎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中的中共组织。

　　1、中共在东北军中的组织 1936年6月，为了加强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书记周恩来，委员叶剑英、边章五、朱理治。6月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中工作的指导原则》，为争取东北军工作制定了全面细致的原则策略。中央工委在安塞、延安设两个分工委及安塞、枣园、牧丹川、富川、川口五个办事处;在陇东曲子镇、予旺堡、固原一带也有专门做东北军工作的机构，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导原则。

　　东北军内部由中共北方局领导的工作委员会于1936年5月成立(简称“东工委”)，刘澜波任书记，统一领导东北军中原地下党活动。8月30日，中共中央派朱理治到西安任中央特派员，统一领导东工委工作。东工委按照中央指导原则，在团结、改造东北军，推动东北军走联共抗日道路，发展党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开展群众性救亡运动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及之后东北军的抗日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中共在十七路军中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旧军队坚持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并进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这支部队逐步走向进步和光明的成功典范。对党在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和工作，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1959年8月29日与孔从洲谈话时指出：“杨虎城是个民主主义者，是爱国的，不愿做亡国奴。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时间是比较长的。前有魏野畴，后有李子洲、南汉宸。共产党给国民党办干部学校还是不多的，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组织，实际是1927年7月宁汉合流、国民党彻底与共产党绝裂后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所以能如此，这是与杨虎城的联共政治态度分不开的。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和奉系军阀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到处疯狂追捕屠杀革命者。陕西等地的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去时在皖北驻防的第十军“避难”。杨虎城外抵政治压力，内排非议，对于前来的共产党人不但予以收留而且委以重任。如委任蒋听松为军司令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司令部政治处处长，南汉宸为军政干校校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司令部参谋长，胡英初为第一师司令部政治处处长，曹力如为第二师司令部政治处处长。不仅如此，就在这时，杨虎城同共产党员谢葆贞结了婚，而且郑重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要做“第二个贺龙”。在驻防河南和入陕后，杨虎城仍如已往，继续在其所部任用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朋友。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进行活动和建立组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在1930年11月第十七路军回师陕西后，中共组织在这支部队中得到迅速发展。著名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王泰吉等先后在这支部队中领导发动兵变，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培养了骨干力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批在这支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人，如张汉民、阎揆要、武士敏等，也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革命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期间对第十七路军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为这支部队投身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洪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组织形式多样，较为复杂。组织形式上，有单线联系的党员，有统一领导的38军工委及其下属各级党组织。其上级领导机关，有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其他地方党组织在该部也有单线联系的党员，部队党组织有自身所属的各级组织及党员，他们互不相属，一般不发生横的关系，又都互相配合工作。组织领导几经变化。

　　1939年3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三十八军成立了由蒙定军任书记，郝克勇(范明)、胡振家(后补张西鼎)为委员的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1942年，在赵寿山的申请下，中共中央批准接收赵寿山为中共特别党员(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不公开)。赵寿山的入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支部队的性质。

　　十七路军从农民抗争武装发展为人民革命武装，又从战斗队转变为生产部队，历时数十年，转战千万里，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改造、帮助和直接领导下，完成了巨大的历史转变。在反对封建政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谱写了自己光荣辉煌的历史。

　　二、西安八办与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系及共同活动

　　1936年12月5日新省委成立。1937年1月省委迁到泾阳县云阳镇城隍庙办公。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中共陕西省委是以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的名义驻在云阳镇。其在西安八办设前方办公地，从此与八办相依为命，多种配合，关系极为密切，八办实际上成为省委在西安的办公处、留守处。省委主要领导人和省委办公地主要在八办，云阳只有个别领导留守。

　　1940年后，省委原在西安工作的负责同志，先后回到云阳省委机关，改派联络员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管日常党务工作和转发文件及其他联络工作，这样，使省委主要负责人处于较为安全的环境。

　　省委在八办办公期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有两个方面：

　　其一，利用八办的特殊地位开展日常工作，包括：

　　(1)召开会议;

　　(2)联络各方组织和人员;

　　(3)编印《西北》刊物;

　　(4)传递文件、发放材料、转接情报;

　　(5)保护地方干部。

　　其二，接受中央对陕西、西安工作的直接领导。

　　主要联系及共同活动有：

　　(一)省委机关驻八办办公

　　1、常黎夫与八办

　　(1)常黎夫经手的头一件事，是联系各有关方面，通过杜斌丞、杨虎城，向陕西省政府推荐委任延安等9个县的县长人选。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今志丹)迁到肤施(今延安)，而延安等县的反动县长多已逃跑，新的陕西省政府必须新委任一批真正拥护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的县长去任职，以进一步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关系。这批人选名单提出前，常黎夫和张德生及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李涛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表示一致同意。这9个人中，有4人为张德生的旧相识。

　　(2)在此期间常黎夫先后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熊天荆、周子健同志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共同为沟通林柏渠与杜斌丞间的关系顺利进行，并且接受他们商定交办的一些事情。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不断委托常黎夫承办一些具体事务，如接待一些我党的老同志，郭洪涛、霍士廉、张宗逊、罗文等由延安赴前方路经西安时，都由常黎夫个人出面，约请他们洗个澡、吃顿饭，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旅途中的困难问题。同时，常黎夫也经过办事处不断介绍一些青年学生赴延安学习或去前线参加战地服务。

　　2、贾拓夫、张德生与八办

　　(1)1937年省委领导人贾拓夫、张德生等曾于夜间在办事处地下室召开西安各校支部负责人会议，传达布置工作。1937年冬，省委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室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这次会议组织严谨，分别通知，预先对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编了号，规定了进出“八办”的路线和时间，为了避免互相碰面，分散进，分散出，出来时，叫到谁的代号，谁出来。地下室较宽敞，光线特别暗，互相看不清面貌，只听到是贾拓夫的声音在作报告，讲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久又发了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文件。

　　(2)1938年1月底，接省委紧急通知要杨永昶尽快从汉中回省委。按规定，杨永昶到西安药王洞23号孙作藩同志的家里报了到。一天傍晚，张德生同志来见杨永昶，说省委要要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关于汉中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汇报，要杨永昶作好充分的准备。在省委会议上，因时间有限，杨永昶只汇报了回汉5个月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对今后工作的主要意见，会后向张德生同志作了详细了的汇报。没隔几天的一个晚上，贾拓夫同志主持在七贤庄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东边的平房地下室里举行省委会议，会上宣布成立中共汉中特别委员会，余洪远同志任书记，杨永昶和董学源同志为委员。会议结束后，张德生同志约余洪远和杨永昶谈话，对特委的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并一再嘱咐杨永昶，沿途要保证余洪远同志的安全，到汉中以后要安排好余洪远同志的生活，热情支持余洪远同志的工作，把汉中工委的工作和新成立的汉中特委的工作衔接起来，进一步做好汉中的工作。

　　(3)1938年4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当月29日，贾拓夫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地下室，召开省委会议，讨论以上决定时，他一面主持会议，一面为会议起草文件，不到两小时，就写出并通过了近千字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党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之决定》，很快在省委《西北》刊物上发表。

　　3、欧阳钦与八办

　　(1)1938年暑假以后，省委主要领导只有欧阳钦常住西安，陈煦直接受他领导。每周接头地点多是莲湖公园一个茶棚里，有几次是陈煦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找他。再未出现省委领导集体听汇报进行讨论的情况。但是，省委召开过一次较大的活动分子会。是在一个晚上，在七贤庄东院一个较大的房子里开的，通知支部书记都参加。会场不开灯，参加者可能有几十人，或更多些。大家在暗中坐定，互相看不清，只听讲，不讨论。贾拓夫宣布开会，讲为迎击日寇渡河西侵，要动员全党积极准备在渭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林柏渠讲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2)1938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欧阳钦和西安市工委负责人惠子俊、张林、高仰先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举行会议。欧阳钦代表省委宣布，撤销市工委，恢复市委，由惠子俊任书记，张林任组织部长、高仰先任宣传部长;决定撤销学委、妇委和教职工特支，保留职工委，惠子俊兼任书记，王若望、胡达明、丁志明、朱子彤、蔺泾水等先后任委员。

　　4、罗文治与八办

　　1938年下半年罗文治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有一天，一个叫姚秀珊的，也是西安高中学生党员，在西安环境恶化后，贪图享受，追求名利的思想暴露了，姚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罗文治接头时，以来回乘坐人力车等花费不少为借口向组织要钱，罗文治当即进行了批评。后来又听说姚曾去安吴青训班，因吃不下苦又到了西安，以后姚即在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当了特务，而且从敌人内部材料中得知姚亲自到凤翔追查过共产党嫌疑分子的消息。

　　1938年初，经林柏渠推荐，省委派董振国(董邦)到天水地区领导地下工作。这一年下半年罗文治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曾以侯某代名与董联系汇款。

　　5、赵伯平与八办

　　(1)1939年上半年，省委派省委委员兼民族运动委员会主任赵伯平到西安负责联系西安市的党员，同时负责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工作。赵就住在西安八办，当时省委的干部还有宋任远(东北军中的党员)、聂景德。在这里，赵伯平向联系的组织和个人多次传达上级指示和布置工作，有时通知他们晚上来八办开会。参加会议的同志由聂景德一个一个领到八办地下室，不用灯光，谁也看不见谁，赵伯平用手电照着文件讲。讲完后，再由聂一个一个分别送出门。

　　(2)赵伯平多次叫长安县委书记李浩到“八办”去汇报工作，给予指示、布置任务。当时省委在“八办”的工作人员，公开身份都是八路军的副官，李浩曾多次到“八办”和省委工作人员申某某、聂景德、高峰等联系过。李浩还去“八办”取过文件，刊登有毛泽东写的《发刊词》的第一期《共产党人》刊物就是李浩在“八办”取的。

　　(3)1939年，一次张德生来西安检查工作，惠子俊领李浩到车子铺与他见面，这次德生同志重点了解党员思想动向、组织整顿情况和党员教育情况，他再次提醒要警惕敌人的破坏。就在这次见面不久，李浩等接到省委通知说惠子俊被捕，并通知李浩今后直接去“八办”找省委的同志。这时期去“八办”就不再像以前一样，一般都是晚上去，躲开特务的监视。这年秋，一次李浩去“八办”向赵伯平同志汇报工作，当时“八办”突然接到中央的一份电报，大意是延安学习的李秉亮逃出边区，要陕西党立即戒备。李秉亮是西师的党员，和李浩、胡怀让都有过接触，他曾参加过长安下乡工作团，在东乡活动过，不仅知道李浩和胡怀让是党员，而且也了解农村的一些积极分子，1938年下半年李秉亮在长安工作时，李浩、胡怀让等对他政治上不够坚定已有所察觉，便请省委调他去青训班学习，实际是由组织控制，送进边区，以免给地下党造成后患。李浩向赵伯平同志汇报了李秉亮的情况后，他们认真研究应急措施，立即通知长安所有和李秉亮接触过的党员，李秉亮叛变了革命，要提高警惕，注意隐蔽，一旦发现李秉亮的动向，立即报告组织。由于措施及时得力，长安党组织没有因李秉亮的叛变而遭受破坏。

　　6、《西北》刊物与八办

　　(1)省委刊物《西北》的主编由省委宣传部长欧阳钦担任，他就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1939年1月，组织上调欧阳钦夫人黄葳到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专门编印《西北》刊物。当时《西北》刊物的编辑地点在西安市平民坊5号，西安青年救亡委员会也设在这里。

　　有一段时间，欧阳钦和《西北》刊物编辑林放(郭有义)二人住在秘密机关，欧阳钦在二府街，林放在马神庙街。对外，李初黎为编辑，徐彬如为发行人，公开社址在许士庙街15号。史悦负责联系印刷、校对、发行等工作，住在七贤庄八办地下室。

　　(2)《西北》在印刷、发行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国民党军、警方的搜查，有时非常危险。1938年12月24日傍晚，史悦把印好的《西北》第二十九、三十期合刊本，以及其它印刷品装在麻袋里，雇用黄包车从西安东木头市《西京评报》社经东大街、北大街运往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走到东大街，遇到了国民党便衣特务(这个特务经常在八办附近活动，认识史悦)，特务发现后，很快骑车消逝，当史悦和黄包车到北大街中段时，特务已身穿警服，骑车迎面而来，挡住黄包车，问拉的什么，史悦大声回答：“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处长的书籍”(确有书籍，是延安解放出版社的，有毛边，杨清让到报社切处毛边)。特务又让到警察四分局检查，史悦提高嗓门说：“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要检查一同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两人争吵起来，围来了许多行人围观。当时西安形势虽然恶化，但在稠人广众之中，特务还不敢逮捕八办的工作人员。同时特务只有一人，对史悦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特务改为和善的面孔，答应一同到八办去。特务推车与史悦并行，边走边说，我妹妹在你们延安抗大学习，企图麻痹史悦。走了一段，特务突然骑车北去，史悦估计特务是到八办附近的警察派出所布置逮捕自己，当即要黄包车后转，来到平民坊5号西青救办事处，把装有书刊的麻袋存放这里。史悦在《西京评报》社一位工人朋友的帮助下，当夜隐藏在该报社的工人宿舍。第二天我方情报人员得知，国民党逮捕共产党人的名单中有史悦，证实史悦前夜估计特务要抓的判断是正确的。不日，省委决定史悦回云阳。

　　(二)省委派联络员驻八办

　　从1940年后，省委原在西安工作的负责同志，先后回到云阳省委机关，改派联络员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三)八办对省委的支持、掩护工作与活动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其负责人积极支持帮助陕西地下党的工作，办事处曾经为陕西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不少方便。

　　1、营救被捕人员。惠子俊和群众组织的5位领导人被敌人逮捕后，是周恩来、林柏渠亲自交涉要出来的。

　　2、掩护干部。省委在云阳新建的印刷厂设备简陋，没有铸字炉和铜模，也没有纸版设备，铅字磨损，需更新。1939年秋，史悦从云阳去西安购买铅字，身穿军服，带有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护照，写着：“兹有本处服务员史悦，因公赴西安，希沿途军警验查放行。”行至西安北关，史悦被一穿长褂戴墨镜的特务发现，进城后，即被“请”到军警稽查处，史悦拿出护照，穿军服的“稽查”人员看后说：“你是假八路。”史悦随即反驳，“稽查”人员不理，摇动电话机，叫派一辆警车。史悦立即上前抓住电话说：“让我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稽查”人员一边用手挡史悦，一边说电话不能八办。史悦说了声：“我到外面打!”即跨出大门，向八办奔去，跑出几十米，方听到后面哨音和追赶声。逃离后，在《西京评报》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买到一批铅字，由八办汽车捎到三原，再转到印刷厂，满足了更新铅字的需要。

　　(四)八办支持的其他工作和活动

　　1、支持民先队工作。民先队在1937年时只有西安队部。1938年3月民先总队部由临汾迁来西安，4月成立了西北队部。所以，当时在西安就有三级队部，工作干部二三十人，差不多都是党员。民先总队部决定在三级队部工作的党员组成一个支部。当时林柏渠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常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总队部的工作。省委曾指定陈煦与李昌同志发生横的关系，总队部关于民先队工作要向省委反映的情况和意见，由陈煦传达。李昌离开西安后，陈煦和苏展联系。再后，陈煦和丁发善(丁秀)联系。

　　2、支持平津同学会。

　　平津同学会 1937年秋季后，平津各校的“民先”队员组成了平津“民先”区队，钱万生同志任区队长。该会成立后，向地方当局交涉，解决各地流亡同学住宿和交通问题;配合当地学联和其他救亡团体开展救亡工作。为纪会“九一八”六周年，在西安市组成八个街头宣传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流亡三部曲”等。平津同学还组成一个剧团，聘请周伯勋先生为导演，多次在西安公演“芦沟桥”等话剧。

　　平津同学会在西安活动期间，受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陕西省委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当时钱万生和省委驻西安代表欧阳钦每周见一至两次面，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并同西安各青年团体代表一起参加了欢迎周恩来、彭德怀的大会和慰问朱德总司令等活动。到了1938年秋季以后，随着西安形势恶化和西安各学校南迁，平津同学会也就停止了活动。

　　3、支持青救会。1937年4月，在延安召开第一次西北青救代表大会时，叶剑英就曾亲自布置派车并着人与罗文治联系接送代表去延安。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还专门接见了西安、三原的代表。

　　(作者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