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 张海军：试论汉中对红二十五军率先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重要贡献

　　绪 论

　　左倾路线导致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失败后，党领导主力红军被迫进行由南到北的战略大转移。自1934年10月起，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从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踏上长征。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陕北的延川永坪，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组成红十五军团，并以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迎接了长征北上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毛泽东称赞其“为革命立了大功”。诚如徐向前所说，“它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红二十五军不仅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先锋，并且是唯一在长征途中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得到壮大的队伍。位于陕甘川交界地带的汉中，对其率先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学界对此关注不多，一些研究中虽有涉及，但终不成系统，不免遗憾。本文试论述之，聊以纪念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80周年。

　　一、研究现状

　　几十年来，各界对于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关注的重点主要有基本情况(出发时间、所经地点、征战过程、领导人等)、重要贡献、鲜明特点、原因分析、沿途地方的贡献等五个方面。特别是关于沿途地方党组织和人民对该军长征所做贡献的研究，近年来上升较快。如孙俊杰的《红二十五军长征过境河南与鄂豫边工委的贡献》、石宝山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在河南述论》、邢杰的《红二十五军征战鄂西北》、卢振国的《红二十五军与杨虎城的历史恩怨》、毕竟的《 狂飙万里卷三秦——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陕西纪实》、覃丹的《铁流奔腾第一波——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陇东纪略》、榛子的《最早进入甘肃的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等。然而，这些研究对于汉中的论述很少，大多是简单提及石塔河战斗和华阳苏区，对于华阳会议、佛坪会议、江口整军、双石铺战斗等则极少涉及，对汉中所作历史贡献的研究和评价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其中，对于石塔河战斗，一般只跟之前的战斗比较，与后来的战斗比较很少，并且大多是简单地从歼敌多少论，不计自身损失，缺乏科学性;对于华阳苏区，一般只将其作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论，而没有将其对于支持该军打破敌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所作贡献论述清楚。因此，将汉中摆在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全过程中去进行比较，经过全面综合与分析，从而得出汉中对于该军率先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所做的重要贡献，正是本文意欲达到的目标。

1935年徐海东摄于陕南

　　二、分析论证

　　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何家冲出发长征，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历时10个月，“途经豫、鄂、陕、甘四省，转战近万里”，曾两进两出汉中，先后在佛坪、洋县、留坝、凤县(时属汉中)的部分地方转战和驻留了25天。虽然在汉中驻停时间不长，但在此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汉中党组织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对于该军长征的战略行动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汉中为红二十五军提供转战空间，打了该军长征途中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

　　汉中盆地位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北靠秦岭，南屏大巴山，佛坪、留坝、凤县、镇巴、宁强、略阳等县以及其他县的部分地方处于秦巴山区，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群众苦大仇深，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是建立根据地和打运动游击战的理想场所，为红二十五军创建巩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西进北上结束长征提供了十分广阔的转战空间。据笔者统计，该军主力在长征途中共参加较大规模的战斗41次，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发生在汉中境内的有洋县石塔河战斗、攻占佛坪县城、留坝江口战斗以及凤县双石铺战斗等4次，占9.8%。

　　1、石塔河战斗是该军长征途中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为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2月下旬，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打好陕南战役、支援中央红军长征，拖疲尾追之敌而后歼之，红二十五军从湖北勋县出发西进汉中。3月4日，歼灭守城保安大队，攻克佛坪县城。5日，在县城关帝庙召开军民大会，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与革命道理，当众处决9名恶霸。没收土豪劣绅3.6万多斤粮食和大量油、肉、衣物，分给了175户贫苦农民。次日，经洋县的秧田、金水、茅坪等地，一路打土豪、分浮财，于8日到达华阳镇。经过精心布置，在当地群众的配合支持下，10日在石塔河设伏，一举打垮了从商洛一路尾追而来的陕西警备第二旅。这是该军入陕以来最大的一战。我们将此战与其长征途中进行的另外5次战果较大的胜仗作如下比较：

 

　　红二十军长征途中战果较大胜仗基本情况统计表

 　　综合分析敌我双方的投入以及我军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绩，可以得知：石塔河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此战意义重大。一是打破敌人的追击，为粉碎第一次“围剿”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二是打回援汉之敌，让先前从汉中到商洛的警备旅也无法回援，使孙蔚如调两个警备旅加强汉中防务的计划落空，支援了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陕南战役;三是创建华阳苏区，巩固扩大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转战回旋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2、双石铺战斗明确了该军北上支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具体战略行动

　　经过两天的休整，红二十五军从留坝江口镇出发，经庙台子、留凤关等地向西北挺进。1935年7月31日，该军二二三团攻占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歼敌一部，俘虏少将参议一名，最重要的是缴获了敌军的一些文件和报纸。7月16日的《大公报》报道：“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22日又报道：红军“朱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军首长综合敌人口供、文件和报纸所提供的情报，更加明确地知悉了敌胡宗南部、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王均第三军、邓宝珊新编第一军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均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正在堵截中央红军北上。据此，该军决定立即进入甘肃袭扰、威胁敌人后方，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双石铺战斗是留坝整军后的第一仗，此战使红二十五军更加明确了用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来支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战略。在甘肃和陕北的两个月内，该军连克两当、秦安、隆德三座县城，威逼天水、静宁、平凉，进行战斗11次，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

　　(二)汉中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和进行的一次重要整军，更加坚定了红二十五军的正确战略方针

　　领导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鄂豫陕省委在汉中召开两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并进行一次重要的部队整顿，更加坚定了该军的正确战略方针，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对于其能够巩固扩大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胜利西进北上结束长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华阳会议更加坚定了红二十五军不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继续巩固扩大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

　　红二十五军是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转战川陕后留下来保卫鄂豫皖老根据地的部队，二者有很深的渊源，很多是父子兄弟分别在两支部队参加革命，骨巴着骨筋连着筋，感情非同一般。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路线与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线大致相同，加之敌人的重兵“围剿”给部队带来了很大困难，于是在一些干部和士兵中便产生了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会师的迫切愿望。然而，当时的汉中地区有敌人重兵把守，不具备两军会师的条件。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鄂豫皖省委1934年12月10日在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镇(今属丹凤县)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作出了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决定，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红二十五军孤军难支，应该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3月，红二十五军连克宁陕、佛坪，进入洋县华阳重创尾追之敌后，与红四方面军相距越来越近，一些人想去川北与主力部队会合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为了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前锋部队于3月13日取道二郎坝，向汉中、城固方向前进。行至小河口时，发现敌人防守严密，又得悉红四方面军已回师川北，便于3月16日折回了华阳镇。为了解决部队思想问题，克服畏难情绪，省委在华阳镇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和准确研判，徐宝珊、徐海东、吴焕先等同志先后发言，严厉批评一些人坚持要去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错误观点，决定仍然“坚持在鄂豫陕边地区创建新区的任务不动摇，……照省委庾家河之决定不变”，但鉴于华阳地区物资贫乏，主力部队暂时东返商洛，留下部分力量组建游击队，继续在华阳苏区开展革命斗争。这次会议及时纠正了一些人坚持前往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错误观点，更加坚定了干部群众巩固扩大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信心，对后来西进北上继续长征有着重大的决定意义。倘若坚持右倾退缩、放弃鄂豫陕根据地，坚持左倾冒进、强渡汉江，则极有可能导致红二十五军的覆灭;即便强渡会师成功，也必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张国焘路线”及其“军阀主义”的影响，从而迟滞北上步伐，再也不可能先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二十五军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前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是正确的，但是诚如刘思祥所说，应该与红四方面军加强联系，如果沟通及时，九间房误杀张汉民等2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的悲剧就有可能避免。

　　2、佛坪会议更加坚定了红二十五军坚持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的正确方针

　　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学习中央文件、通观全局分析斗争形势，作出了西征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合、以配合中央红军在西北行动的重要战略决策。7月22日，红二十五军经过佛坪旧城(今属西安市周至县)时，省委又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展开了北上的行动。

　　3、江口整军提升了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力，更加坚定和明确了具体的军事行动

　　7月2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留坝江口镇，击溃冯雨三民团。鉴于部队连续十多天的行军作战，已相当疲劳，省委和军领导决定在江口休整几天，以进行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在此期间，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在镇江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政策，分配革命果实，并创建了江口镇苏维埃政权。省委首次提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口号，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斗志。同时，对部队进行整顿改编，将随行的300多名游击队员(其中有不少汉中人)编入各团。整编后，红二十五军辖第二二三、二二五团和手枪团，连同军机关和直属分队，共4000余人。全军上下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决心以西征北上的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江口整军，有效提升了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力，进一步明确了北上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这个重要的具体任务。

　　(三)汉中党组织和人民大力支持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汉中党组织和人民为红二十五军提供了有利的革命条件，大力支持了其长征行动。早在1927年春，汉中就建立了陕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大安小组。1927年10月到1936年2月，中共陕南特委领导汉中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学生、农民和士兵运动，并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创建了红二十九军和多支游击队，沉重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使党和红军的好政策及革命道理深入汉中人民心中。这些，为红二十五军创建和巩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牵制大量敌军，有效侧应了红二十五军的革命活动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川陕边地区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创建了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其中，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南苏区“始于1932年12月，止于1935年4月，历时两年4个月，其辖区分布在今陕西省汉中市的镇巴、西乡、南郑、勉县、宁强5县境内”，“先后下辖22个区、镇，95个乡，320个村”。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内的各支武装力量，牵制了陕西守军杨虎城的部分兵力，为红二十五军初入陕南站稳脚跟、开辟华阳苏区扩大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红四方面军在陕南苏区党组织和人民的支持下，于1935年2月发动了规模很大的陕南战役，“十余日间，先后占领宁羌、勉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歼敌四个多团，缴获轻重机枪七十余挺，长短枪五千余支，俘敌团长以下四千余人”。此战，为红二十五军在洋县石塔河成功伏击陕西警备第二旅，创建华阳苏区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石塔河战役旧址

　　2、华阳苏区为红二十五军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塔河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军在洋县建立了华阳苏区。九间房战斗打破敌人第一次“围剿”后，几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华阳苏区成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做出了贡献。1935年5月，根据地“成立了鄂豫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五星、镇安)、十三个区、四十多个乡、三百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其中，华阳苏区包括华阳街、红石窑、常家坝、石塔河、吊坝河、瓦子沟和小华阳7个乡苏维埃政府，总面积约5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人，耕地约1500亩，共推选苏维埃干部34人。中共洋县县委接管红二十五军创建的苏维埃政权和华阳、茅坪两支游击队，并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赢得了苏区群众的拥护。当时的一首民歌生动展现了广大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感激和拥戴：

　　二月六日炮声响，警备二旅跨个光，

　　华阳建起苏维埃，土豪恶霸一扫光，

　　分田分财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

　　吃饭不忘红二五，翻身莫忘共产党。

　　翻身群众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和抗捐军，保卫革命果实。华阳游击队发展到两个排和一个特务班，总兵力100多人，有步枪30支、手枪8支;茅坪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有长短枪25支;抗捐军发展到300多人。这几支人民的武装力量率领当地群众抗捐抗税，打富济贫，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粉碎了敌人对苏区的2次重兵“围剿”。当时东起佛坪、茅坪等地，西至铁河、黑峡以及城固的罗家坡、代家河等地，到处都有游击队的活动。华阳游击队在青龙山地区沉重打击敌洋县保安队，在汉中附近的公路上截获敌军用物资30多担，还两次打下了佛坪旧城。1935年5月29日，苏区革命武装与前来“围剿”的国民党第五十一师2个营、第三十八军特务工作队以及县城保安队和清乡队共计1600多人进行激战，虽然最终失败，但重创了敌军。突围出去的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员进入秦岭深山，继续与敌周旋，直到7月底在留坝赶上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并被编入各团一同北上甘陕为止。苏区群众也在党的领导下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特别是敌人攻破苏区后，用割头、活埋、火烧、斧劈等残酷的方式对干部群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杀戮。华阳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蒲顺才年仅12岁的儿子蒲海水，被敌人用三枚铁钉钉入头部，血流满面，但至死不屈。他们用生命保护着苏区的干部和留下的黄仕儒等红军伤员。华阳苏区的干部群众，用实际行动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持了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巩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心苏区和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

　　3、陕南党组织和人民大力支持了红二十五军北上甘陕的战略行动

　　留坝江口整军后，红二十五军踏上了北上甘肃和陕北的征程。一路与敌军多次交战，胜利结束长征，但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部队减员600多人，许多汉中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时，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唐俊德第九十五师、肖之楚第四十四师、陕西警备第二旅和特务团等二十多个团的兵力前来“清剿”，为主力部队西征北上解除后顾之忧，避免腹背受敌，大大减轻了行军压力。1935年7月到1936年12月，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红七十四师等武装力量坚持在鄂豫陕边界地区打游击，“转战二十四个县境，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打破敌人三次围攻，歼敌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约4000人，缴获各种枪3000余支”，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以及陕甘革命根据地组织开展的一系列重要斗争。期间，曾三打佛坪，两进洋县，在宁陕、佛坪交界地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汉中人民积极配合其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三、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汉中对红二十五军率先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汉中处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和倚靠秦巴山脉的地理优势，以及汉中党组织在红四方面军帮助下创建陕南苏区、造成巨大革命影响的政治优势，为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南站稳脚跟、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两次“围剿”，提供了广阔的转战回旋空间，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特别是石塔河战斗，是该军长征途中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是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关键之战;双石铺战斗则更加明确了北上甘陕支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具体行动。(二)汉中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和进行的一次部队整顿，更加坚定了红二十五军的正确战略方针。其中，华阳会议及时纠正一些人希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错误观点，更加坚定了巩固扩大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信心;佛坪会议更加坚定了西征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战略决策;留坝江口整军，大大提升了部队战斗力，明确提出了北上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口号，并通过双石铺战斗的实践更加明确了用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支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结束长征的战略行动。(三)汉中党组织和人民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给予了大力支持，也作出了巨大牺牲。陕南苏区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为红二十五军击败尾追之敌、创建华阳苏区、打破敌人第一次“围剿”、扩大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华阳苏区军民积极配合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作战，为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巩固扩大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红二十五军离开汉中后，陕南党组织在人民的支持下，率领红七十四师以及各路游击武装吸引敌人20多个团的兵力前来“清剿”，为主力部队西征北上消除后顾之忧，避免腹背受敌，大大减轻了其行军压力，有力地支持了他们北上甘陕支援和迎接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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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王燕，中共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海军，中共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