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喆：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对西北抗日新局面形成的重大影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与陕北红军胜利实现会师，结束了长达万里的艰难跋涉，有了一块立足之地。恰逢其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织以中央红军为主力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实施西征作战。红军西征对当时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论者所忽视抑或语焉不详的。笔者试从红军西征的视角，就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问题略述己见。

　　一、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是西征的重要战略意图

　　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之际，正是中国时局发生重大变动之时。日本在侵占东北全境后，又把魔爪伸向华北，并企图进一步吞并全中国，致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出现。在这一新形势下，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做出科学判断和分析，并制定新的路线纲领和战略方针。1935年12月，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党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瓦窑堡会议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党及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此，党中央在具体的战略方向上进行积极的探索。于是就有了东征和西征。无论是东征还是西征，都蕴含了深刻而明显的领导抗日、形成抗日新局面、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战略意图，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

　　之所以一开始选择东征山西，是因为山西地处华北，是抗日的前沿阵地。通过东征可以以抗日的名义发展革命势力;山西经济状况比陕北好，人口比陕北多，便于扩红和筹粮筹款，会极大改善党和红军在陕北的处境，使红军在黄河两岸形成相互呼应之势。更为重要的是，在山西站稳脚跟后，可以进一步北上绥远，打通国际通道，挺进华北，承担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重任。基于这些认识和考虑，党中央组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实施东征。

　　在193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1月28日至2月1日，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确定1936年的主要军事行动就是以扩充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苏区为目的，准备实施东征山西的作战方针。在东征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讲话，明确提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可见，“扩大抗日力量”、“对日作战”贯穿于东征的全过程。东征战绩卓著，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火种。但由于对蒋介石出兵援晋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由于战场局势的变化而导致的敌我双方力量的悬殊，东征没有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这表明，党中央想通过出兵山西、绥远来打通国际通道、形成抗日新局面的努力暂时难以实现。东征虽然中止了，但抗战的战略意图并未随着一项军事行动的停歇而废止，这是当时中国革命形势之使然，它必然会在新的军事行动中体现出来。

　　东征结束后的5月8日，中央在陕北延川交口镇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下一步的战略指向问题。毛泽东认为：下一步行动方向只有陕北、宁夏、陕南、甘肃“四中择一”，并对各个行动方向的优劣进行了分析。指出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留)”;宁夏“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修筑堡垒，不能出东方”，而“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经过权衡，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向西发展、实施西征。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强调：“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决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

　　西征作战的任务，一是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使之形成陕甘宁苏区;二是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条件;三是通过实施宁夏战役，进军华北和绥远，背靠外蒙，打通国际通道，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四是首先在西北继而在全国形成抗日新局面。纵观这几大战略任务，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苏区，可以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提供地域空间;三大主力会师使得红军战斗力有质的跃升，可为实施宁夏战役、打通国际通道创造兵源条件和环境条件;而宁夏战役一旦实施成功，一方面有助于现有根据地的巩固，另一方面则可为打通国际通道开辟捷径;上述三个战略任务的实现之日，便是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之时。因此可以看出，西征是在党中央“以发展求巩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由内线扩展至外线作战、扩大红军、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推动抗日高潮到来在党和红军发展方向上作出的一个新的战略选择而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形成抗日新局面是西征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西征期间党和红军统战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为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孕育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军事环境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西征期间，党和红军认真贯彻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宁夏“二马”以及哥老会这样的民间团体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为推动西北大联合、促进抗日新局面的形成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西征期间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与这一时期中共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党中央形成了一个对西北局势的战略构想，即成立以红军、东北军为主体、包括抗日的各阶级阶层在内的“西北国防政府”。在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西北接近华北，处于民族危机的前沿，……提出‘保卫西北’的口号，并把它和‘保卫中国’联系起来，足以号召群众和反对贼子日本、蒋介石。”经过与张学良的多次谈判，出台了“西北大联合计划”。该计划“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组建西北国防政府，由张学良担任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共“则任其副”，联合西北各方抗日力量，与外蒙、苏联结盟，形成西北大联合的抗日局面。后由于共产国际“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主张的影响，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终止，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一直贯穿西征全过程。西征期间，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均设有抗日战线委员会，连一级则成立抗日战线小组，连队党支部还设1名抗日战线委员，通过这些机构和人员组成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红一军团进驻七营后，红军到处张贴和刷写“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在作战前线，红军指战员向东北军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等口号。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许多东北军官兵逐步同情乃至自觉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双方形成了和谐融洽的关系。据卢仁灿回忆，“在清水河滩上，骑六师的部分官兵同红军战士聚集在一起，红军第四师政治部宣传队……演出歌剧《亡国恨》，唱《流亡三部曲》、《在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东北军官兵看到《亡国恨》中的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情景，听到红军战士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们，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勾起了心思，流出辛酸的眼泪。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随着红军战士唱起‘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

　　红军西征后，提出“杨虎城不打红军，红军不打杨虎城”的口号，开展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表示愿意帮助杨虎城“处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并派秘书张文彬到西安与杨商谈。杨虎城亦表示可取消敌对状态，双方互不侵犯。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为增强统战工作的针对性，采取了与东北军统战工作有所区别的原则和办法。“(一)拟抽出一部分干部进行训练，专门研究如何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二)将对东北军进行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以利尔后工作的开展;(三)为使十七路军工作尽快开展起来，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建议将县区工委与地方党组织合并，将地区划出一段(从苏区边线起到苏区内六十里止)，成立边区工作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领导，着重做争取白军的工作;(四)工委办事处工作人员随游击队行动，以游击态势进行十七路军的工作，俟双方沟通以后，再选地设立机关，进一步开展工作。”

　　经过努力，1936年上半年以来，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的对峙状态基本停止。正是由于党和红军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开展的积极主动的统战工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才形成了相对和谐的局面，才出现了西北地区协同抗日的良好态势。

　　对宁夏“二马”的统战工作。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既仇视共产党，又受到蒋介石的排挤。针对这种状况，党中央对其采取了既打又拉、团结争取的策略。1936年8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彭德怀、聂荣臻等红军将领，要求西征红军“说明我军积极向宁行动，为的是要在宁绥完成布置抗日阵地，抵御日本，保卫西北，并非消灭任何中国人的军队，希望两马共同布置与磋商不冲突。”8月30日，彭德怀在《西征中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提出了争取“二马”的具体举措：“ 1、由我们发布向马鸿逵、马鸿宾宁夏当局的提议书。提议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处凶恶进攻、宁夏危在旦夕的时机中，我们应停止一切战争，共同去抗日，为保卫宁夏、保卫西北而斗争。这一提议，应在宁夏军队中、群众中公布。2、用红军指战员名义发表一个宣言，说明红军西征任务，目前时局与他们自己家乡的危急，我们不愿意打他们的诚意，并要求与他们讲和，共同去抗日，去保卫家乡，要他们要求官长与红军停战抗日。3、经过各种社会团体与社会关系，进行一个广大的和平停战抗日运动，我们可写信给宁夏各机关、各名流，建议和平，加紧准备抗日。4、加紧在回民群众中动员，经过群众的关系，经过阿訇、教主的关系来影响他们。”在西征之始的曲子镇战斗中，红军俘虏了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马培清的两个儿子，经过一番教育后，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派人把他们送回到马培清的驻地。7月，红一军团行进至七营一带，左权亲自给驻扎黑城的马培清写信，劝其应以民族利益为重，与红军共同抗击日本。马培清念及旧情，复信表示赞同。红军还在三十五师所经之处张贴“欢迎三十五师合作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标语，并给三十五师官兵送去蒸馍、米汤等食物。这些团结争取宁马的政策及实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一些官兵开始自觉走向抗日的道路。马鸿宾也逐步改变了与红军敌对的姿态，倾向于中共的抗日主张。抗战爆发后，马鸿宾率部开赴绥西，在临河、五原一带同日军战斗，在绥西抗战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哥老会是一个具有广泛下层民众基础的秘密结社组织，在西北地区有较大的社会影响。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对哥老会的宣言》，阐述了对哥老会的认识态度：“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小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道路更完全相同。”7月16日，党中央又发布《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提出争取哥老会加入抗日战线的基本策略。主要包括：吸收哥老会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员;改造哥老会，发扬其进步的一面，摒弃其保守、迷信的一面;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开展革命活动，红军给予大力支持。西征红军根据《宣言》和《指示》的要求，在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中共陕甘宁省委、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在陇东等地设立多处接待哥老会成员的办事处、招待所，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哥老会成员。红军还动员哥老会中的进步分子到苏区参观，正确认识共产党和红军。不少哥老会成员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分到了土地、粮食、牲畜、房屋，对党和红军心存感激之情。8月15日，在陕甘宁苏区境内的马头山(今属陕西省志丹县)召开了哥老会全国代表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马头山开山堂”。会议制定了哥老会抗日救国十大条规，主要包括打倒日本、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财产做抗日经费、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等。十大条规赋予哥老会崭新的富有政治性和时代性的内涵，成为哥老会的抗日救国纲领，也创造了我们党争取具有两面性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加入抗战行列的成功经验。

　　三、西征期间党和红军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为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奠定了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西征以来，针对途径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聚居的特点，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强民族团结和争取包括回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文件。1936年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回汉团结，反对日本侵略，帮助回民组织抗日军队和建立回民政权。同时颁发对回民工作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等禁令。5月2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指出：“加强民族独立武装力量建设，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使之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回汉民族亲密联合，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的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6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等人，对回族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政策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指出回民工作应该是“在回汉杂居地方，组织联合政府;在回民区域，组织回民政府，……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群众团体是回民联合会、解放会、抗日会，回民新战士……称回民抗日军。”这些极具针对性的规定，是党的民族理论与回族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而产生的地域性很强、适用性很广的具体化的民族政策，成为党和红军开展民族工作、争取各民族共同抗战的重要依据和实践指针。

　　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党中央明确指出党和红军在回民中开展的主要工作便是“成立回民的武装军队和游击队。”中共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李一氓在《回民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回民族要取得解放，必定要有自卫的武装。……回民自己的为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武装，就是不远的将来的抗日联军的一部分，这应该是我们的回民工作当中的第一等工作。”在西征红军解放的回民聚居区，纷纷建立起地方武装，最著名的就是回民独立师。5月下旬，经西征红军总部批准，在靖边县宁条梁镇组建了回民独立师，由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回族干部马青年担任师长。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回族武装力量。回民独立师成立后，先后参加了小桥畔、安边、定边、盐池、豫旺、王家团庄、下马关、红城水等西征进程中的重要战斗。这支部队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吸收了大量回族群众加入红军队伍，并培养了一批回族干部特别是回族军事干部，在抗日战争乃至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红军西征经过的甘宁地区是回族聚居地区。我们党认识到：“只要我们对于回民的风俗和信仰没有丝毫的侮慢，且尊重他们的风俗和信仰，保障他们的信教自由与保护清真寺。……这样来取得他们对我们更大的拥护和信任，是争取回民的良好先决条件。”8月20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回汉共同抗日救国，“估计到他们生活习惯上的许多特殊条件(如不吃猪肉)，为回民新战士应单独组成连、排或班，自办伙食，开始不应禁他们对宗教的信仰和习惯。”到达豫旺地区后，红军各部队除学习中央和西征红军总政治部的有关指示外，还专门印制《回民工作守则》，要求红军在回民聚居区必须严格遵循。如未经回民同意不能进入其家中，不准当着回民的面说“猪”这样的禁忌性用语，等等。6月，红一军团在攻克陇东曲子镇后，成立了直属回民连，为尊重回民饮食习俗，专门开设回民灶。西征中，彭德怀司令员以身作则，带头不吃猪肉。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规定，宁肯留宿野外，也决不进回民的房子和清真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此高度评价：红军“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

　　西征期间卓有成效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密切了党和红军同当地群众的关系。广大群众在共产党和红军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认同了党的主张，认识到共产党“才是各少数民族之唯一救星”，红军是“仁义之师”、“救命军”。党和红军在群众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奠定了抗日救国的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四、红军西征期间在各地的建党建政活动，为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提供了牢固的组织保证和社会根基

　　1936年5月，随着西征的开始，党中央决定将原来的陕甘省扩大为陕甘宁省，原中共陕甘省委改名为中共陕甘宁省委。为了加强对西征解放区的领导，陕甘宁省委机关从靖边县吴旗镇刘家渠迁至环县河连湾，指导并配合西征红军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发展、扩大地方武装力量。至10月，陕甘宁省新开辟的苏区和老苏区都普遍建立起区、乡一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这些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帮助当地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进行农牧业生产和经济贸易，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各级党政机构建立的基础上，贫农团、青年团、少共团、妇女代表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也纷纷组建。这些群众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红军补给、维护群众利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各地还建立了各级地方武装，组建了赤卫队和游击队。在消灭残匪、配合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协助红军主力作战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改革是建党建政的必由环节。西征期间红军深入开展土地改革。7月22日，颁布《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土地政策在苏维埃各种政策中，至今占着主要的地位。实现土地革命的意义，不但是给占全国人民80%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的剥削，而且同时就是推动这80%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强大民族革命力量。”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对以往的土地政策进行较大调整，规定除汉奸、卖国贼和地主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外，自由职业、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小地主、抗日军人、富农等的土地不予没收，即使地主的土地没收之后，也要“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须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同时取消高利贷，“但商业贷款及劳动人民相互间的借贷，不在取消之列。”获得土地后的农民积极支援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当地群众自动赶着毛驴给红军送来粮食和蔬菜，宰牛宰羊慰问驻地部队，随处可见父送子、妻送夫、兄弟共同上前线的情景。据马青年回忆：“许多回民青年自愿报名参加红军。同心羊路村的回民青年李贵山和他的哥哥李贵银，晚上偷偷地离家步行百余里来到王家团庄参加了红军。穆家槽子村的穆生成亲自送子当了红军。”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翻身解放，更广泛地团结了抗日的各方力量。

　　在建党建政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成立于1936年10月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党领导的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使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和实践行为深入到回族群众当中。广大回民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回族的救星，是帮助回民解放的“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求得彻底解放。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在回族聚居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对回族人民的解放产生了深远影响。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党推动西北乃至全国抗日新局面形成的重要举措。正如《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所指出的：“我们要努力号召西北回民一致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联合全国同胞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保卫西北，驱逐日寇出中国，为我大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回族群众的高度认同。著名的《告北圈子四周围同胞书》里就明确提出“我们为求整个民族解放，只有同红军联合起来，团结抗日，组织回民解放会，为自己的独立解放而奋斗。”

　　历史是由相互联系着的不同层面构成的鲜活的、波澜壮阔的画卷。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危亡时局下西北地区各种进步因素综合生成的必然结果。红军西征与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这两者之间有着深层的联系和直接的关系。红军西征的战略行动在西北抗日新局面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历史效应。这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应把握的一个重要视角。

　　(作者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红军西征史研究》(08BDJ007)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