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林：错杀张汉民是陕北肃反的诱因之一

1935年4月9日,鄂豫皖省委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在柞水县的九间房地区设伏,将中共陕西省委所掌握的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大部歼灭,旅长张汉民、参谋长魏书林等2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被俘,后被错杀。这是陕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悲剧，也是党的一个重大损失，更是陕北肃反的直接诱因。

　　杨虎城早就清楚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但由于杨虎城长期对他的信任和其才干的欣赏，对他始终委以重任，甚至将自己的安全都交给了张汉民负责。当内部和外部有人屡次对张汉民的政治面貌发生质疑时，杨虎城不但力挺他，而且还给他扩编部队，将他由团长升为旅长。张汉民事件，在杨虎城心中及其部队中留下很大的阴影和误会。杨虎城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西安事变前，对代表党中央前来秘密联络的汪锋抱怨说，共产党杀死了他的得力战将。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在止园杨公馆向杨虎城说明：张汉民同志的被误杀，不仅使你受了损失，也使我们受了损失，我们在错误路线下牺牲的好同志，不只张汉民同志一个。

　　张汉民, 生于1903年，山西稷山县人。1924年西渡黄河，到陕北安边堡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军事。教导队第一中队改编为炮兵营时，张汉民升为营副。1925年冬，张汉民率部驻守三原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旷日持久的西安反围城战中，杨虎城对张汉民显露的才能非常欣赏。1930年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组建省政府卫士营,令时任第十七路军教导队第四队队长的张汉民为卫士营营长。次年6月,卫士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升任团长。张汉民利用这个重要身份，支持陕西省委发动渭华起义，积极援助红二十六军，并配合红军的武装斗争。王超北同志1959年4月16日说：“援助红二十六军是通过张汉民的关系，张也是共产党员。我任张汉民部队的军需主任，经济手续张从不过问，做生意赚下的钱，除供给警卫团给养外，主要帮助了红二十六军。杨虎城的军械处长唐则民是共产党员，我通过唐领军械，用张汉民的汽车给红二十六军送过三次枪械弹药。”

　　1932年2月，张汉民率部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的三县民团去旬邑职田镇围剿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抵旬邑后，张汉民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党员李明轩给游击队通报情况，并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枪支丢给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阳坡头村待机。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时，战斗打响。李明轩即令部队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俘虏数百人，缴获武器数百件。此后，张还在西安、彬县建立三处秘密交通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安排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治疗，护送中共和陕甘游击队的来往干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吴岱峰、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先后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1932年冬，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南汉中，驻防勉县。中共陕南特委指示张汉民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张按照特委指示，于1933年春，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10多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搞兵变的计划。根据红四方面军领导关于“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的意见，张汉民通过地下交通线，帮助红四方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陕南特委负责人汪锋、刘顺元、张德生等先后住在警卫团内，在张的掩护下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张还派人给川陕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所属游击队送去一批枪支弹药，并派教官帮助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

　　警卫团在汉中驻防期间，张汉民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意见，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团副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截至1934年底，全团2000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200名左右，成立了警卫团中共委员会。全团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建立了中共支部，中共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支部。连、排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警卫团实际上已成为我党掌控的一支精锐部队。为加强部队的党组织建设，张还请陕西省一批有影响的中共党员来警卫团任职，还把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安排到警卫团隐蔽。

　　就是这样一位对党忠诚、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好同志，却不幸于1935年4月被红军错杀，被害时年仅32岁。历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任何一个重大史实都往往不是简单因素的结果。张汉民等同志被错杀已经过去了80年，回过头看，之所以酿成这一悲剧，不单是因为“红二十五军运用鄂豫皖的错误肃反经验”，而是由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所造成的。

　　一、中共陕西省委以错误的态度对待张汉民同志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下，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共六大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这份决议案以“左”倾著称，酿成井冈山王佐、袁文才被冤杀。对其他地区党内斗争也必然产生深刻影响。

　　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就以推行“左”倾政策而著称。1933年2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陕南特委的指示信中说：“你们虽然在文件上讲到‘严厉的打击只作上层官长的活动阴谋式的兵变官长路线，但从你们对张汉民的幻想上可以看出你们对打击长官路线深入下层士兵中还缺少应有的决心。张汉民根本是无产阶级叛徒，这回向四方面军调膀子实是投机，是想用这种‘革命态度’来欺骗士兵与缓和出卖士兵斗争，你们认为‘他表示尚好’，虽然你们指出‘他机会主义很严重’，但估计是不够的，是替张汉民多少作了些辩护，你们虽是说‘更加紧了他下层的兵士工作来保他的行动’，实际你们在张汉民的幻想之下。”3月4日，省委在给陕南特委的指示信中，再次重申：“你们对张汉民的幻想，也就是你们这种长官路线与观点的反映”。

　　1933年3月14日，陕西省委党内刊物《斗争与学习》第21期上刊发专文，在指责中共陕南特委的立三主义时，又说特委“对叛徒张汉民的幻想，也正是特委立三主义投机阴谋的反映”。就这样，中共陕西省委的错误定性，在党内外对张汉民同志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影响，而且，较后来的中共鄂豫陕省委误认张汉民同志是“法西斯蒂分子”、“叛徒”，还早了两年多。张汉民在陕西省委领导层不信任的情况下，仍然胸襟宽阔，不计个人得失，积极为党工作，令人钦佩。

　　二、张汉民被国民党打造成“围剿”红二十九军游击队的英雄

　　1934年1月中旬，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围攻，伤亡严重，20余人被俘。张获讯后，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又派中共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奔王部，以奉命解押俘虏为名，将20余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接着，又以“配合不力”为由，将民团团总王化治逮捕处决。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孙蔚如军长，令张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员押送汉中军法处。张汉民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的服装就地处决，并拍照上报三十八军，称：“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游击队员在勉县已全部处决。”并为此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战报上报，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遂将此战报递呈蒋介石。

　　1934年1月14日，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向杨虎城发出如下的电报：“西安，杨主任钧鉴：据张汉民报告：赤二十九军游击队第三、四两队，人约四百余名，枪二百余支，真晨袭击我元墩子民团，职得报后，即派第二营营长孙立功，率所部并指挥阜川民团，星夜赴援，于文日上午到达，即与匪接触，激战数小时，匪不支，纷纷南窜。是役计毙匪五十余名，跌死伤者二十余名，生擒四十余名，获长短枪六十余支，红旗一面，油印机宣传品甚多，经各地民团截击，余匪无几，多弃械逃窜白岩河一带。大河坝一带民团获甚多，已呈报交三十余支，现饬该营长及各民团正清剿中，等语。职孙蔚如叩，寒。”

　　蒋介石得报后，于1月21日致电杨虎城，“希转谕嘉奖”张汉民团。杨虎城于22日将蒋介石的嘉奖电报转发孙蔚如。蒋介石、杨虎城、孙蔚如的电报，均见之于多家新闻报纸，《西北文化日报》还于月后的2月22日，又将“元墩子战斗”的情况炒作了一回。

　　这样，本来秘密营救红二十九军游击队被俘队员的张汉民团，就被“打造”成了围剿红二十九军游击队的“英雄”。当时由于舆论误导，也使党内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张汉民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1984年6月，汪锋(1934年的陕南特委负责人)回忆说：“红二十九军游击队去红四方面军，路经张汉民团防地(勉县)元墩子村时，一些人要打王化治的民团，结果游击队被民团包围，傅剑寒等十几位同志牺牲，队伍被打垮了。张汉民以‘关押’为名，将被俘的游击队员由民团要到警卫团，秘密释放。我又和张汉民、阎揆要商量，由张汉民给王化治写信，说王打共产党有功速来领赏，王化治到后，张汉民同志借机将王处决了，给死难的同志报了仇，也给元墩子村除了一个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大害。”

　　三、红二十五军的肃反情绪直接导致张汉民同志被错杀

　　鄂豫皖红军的诞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像中央红军那样,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中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为骨干，而几乎完全由农村游击队发展而来，带有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要把这样的农民队伍建设和改造成一支有政治觉悟、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几乎难以避免地包含一个相当残酷的阶段。再加之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内的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在这种情势下，一个人很容易在不同组织之间发生摇摆甚至叛变，组织上也很容易对成员的忠实性发生怀疑。这样，鄂豫皖肃反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分子惨遭杀害。从鄂豫皖苏区撤出的红二十五军，其领导人本身存在浓厚的肃反“情结”。由于这种“肃反”情结，红二十五军领导错杀了陕军警备第三旅旅长、地下党员张汉民等人，并无理关押了陕西省委前来营救张汉民的汪锋同志。

　　四、由于张汉民与红二十六军的密切关系而导致对红二十六军的不信任

　　由于对张汉民的误解长期未能消除，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军队也有了猜疑，这成为后来陕北肃反的直接诱因。当1935年9月2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永坪的时候，在和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胜利会师的背后，内部危机也在不断的蔓延，直接导致后来陕北肃反发生，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一批陕北苏区领导人险遭不幸。

　　比如，对于张汉民同志主动与红二十五军联络，中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红25军军长吴焕先7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张汉民以叛徒来冒充党的关系名义同我们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企图保存他的实力，侦探我之不备而袭击之。我方提出三个条件伊均承认，并献军用地图，允许为我购办无线电台以献媚我方，我们始终以无产阶级的警惕性防御他的阴谋。”“两次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人，都是张汉民的部下”。

　　可见，张汉民同志两次派人与红二十五军联络，“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并献军用地图”等非虚是实。但是，由于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层认为张汉民同志的此举是“侦探红二十五军之不备而袭击之”的阴谋，不仅未能获得积极的效应，反而且直接酿成双方后来都不愿发生的“九间房战斗”。

　　中共鄂豫陕省委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东回商洛时，敌之第一支队及新调警备一旅接近我后，庞炳勋部之三十九军在商洛开赴安康，张汉民(此时他升为旅长)部在柞水、镇安堵击，我们准备消灭张汉民部，争取开展东方的斗争局面。此时三个支队的铁旅张汉民部为主脑，因他狡猾异常，红军采取急退远走的办法，诱该敌急进至蓝田之九间房，红军由葛牌镇回头四十里埋伏着，将敌全部打垮，消灭了四个营，活捉了张汉民及叛徒参谋长魏书林，俘虏一千多名，完全粉碎了敌人三个支队进攻的计划。”

　　1959年7月，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郑位三同志说：“九间房战斗结束，张汉民碰见徐海东说：你是徐海东同志?我是张汉民。张汉民为证明他是党员，还叫出二十多名被俘的党员，我们认为冒充共产党员，结果被杀掉了。后汪锋同志来一再解释，我们对他也怀疑，后来一直把他带到陕北，才搞清楚。就这样酿成了张汉民等同志的被错杀的悲剧，其中的教训实为沉痛”。

　　张汉民等同志被错杀时，中共中央尚在长征的途中。1935年10月19日，中央抵达陕北后，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于11月30日对主持陕北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同志以“最后警告处分”。戴季英也是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陕南进行肃反工作的主持者之一，中央对戴在主持陕北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进行处分，实际上也间接地指出了鄂豫陕省委在陕南肃反工作中的错误。

　　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更明确地指出：“红二十五军在陕南错误的处理张汉民问题的成见”，是“促成陕北错误肃反的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1945年，中共七大将张汉民同志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郑重地为张汉民同志平反昭雪。

　　1955年5月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电示陕西省委和山西省委：“我党对张汉民之家属应按革命烈属予以照顾抚恤”。6月4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追认张汉民同志为烈士”。6月10日，西安市人民委员会按师级以上人员牺牲抚恤标准发给张汉民之女张怀钦一次性抚恤费650元。并且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作者单位：汉中市委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