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琪：陕甘边苏区对哥老会开展统战工作的策略

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与革命的兴衰成败息息相关。纵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也正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坚决的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才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了无数次革命斗争的胜利。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统战工作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而在多方位、多层面的统战工作中，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则是重要的一环。

　　一、陕甘边苏区在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中注意适应当地情况，从实际出发进行积极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

　　哥老会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不满意当时统治的知识分子(如明末遗老，清时不得志的文人，富有民族思想与急公好义的有志之士)与所谓“下层社会”结合起来的非法的群众组织。成立于明末清初，与洪门(天地会)、青帮齐名。到清末，哥老会已分布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其成员多为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是政治上和经济上最受压迫剥削的阶级，在近现代史上作为下层民众反抗统治阶级的一股独特力量，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曾组织参与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邓小平之父邓绍昌就曾任四川广安哥老会首领，中共一批重要将领如贺龙等人也都曾在哥老会任职。哥老会素以兴汉灭清，打富济贫为宗旨，以旧礼教的“五伦八德”为信条，共分五辈，每辈都有一个龙头大爷，是哥老会的头目，在哥老会中有很大的权利。哥老会在代表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反对祸国殃民的祸首、反对残害同胞的军阀、反对抽收苛捐杂税的贪官污吏时，他们的革命性是与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是相同的。但哥老会的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无疑会影响和阻碍其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和先进性。加之其基础虽然建立在下层社会，但龙头大爷不少是豪绅地主军人官吏，他们会自觉地或被收买地出卖其下层群众利益，为反革命的野心家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成为反革命的工具。

　　当时，陕甘边苏区哥老会的势力不容小窥，而我们的革命武装还很幼稚，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认识到，在敌强我弱，政治面貌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苟且偷生，又不能到处树敌。革命武装和根据地想要求生并获得发展壮大，必须依靠成功的统战活动。对于哥老会的统战工作不能等待它自发形成，而是要以自觉的意识去积极地促成，在促成过程中改造其不利于革命的消极因素，调动和提高他们的革命热情及政治觉悟。《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也指出，对土匪、哥老会的争取，还要“确立党在里边的领导地位”。于是，刘志丹等领导人把统战工作重点放在了哥老会内部，首先，选择政治思想过硬，工作干练的同志直接加入哥老会，从其内部进行工作，宣传革命的道理，说服教育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其次，争取哥老会中的龙头大爷，特别是豪杰尚义之士，与他们建立朋友关系，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第三，鼓励与帮助哥老会中进步的优秀的分子，利用开山堂等方法，取得某一地区的哥老会的领导权，使他们担负起将哥老会转变为革命的群众组织并领导群众参加革命的任务，吸收其中最可靠的分子加入共产党。刘志丹自己也加入哥老会，被称为“西北堂刘大爷”。他的表兄弟赵连壁利用在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黄毓林民团，任班长之便，加入了哥老会，并借哥老会大爷的身份，动员兄弟朋友，参加红军游击队，打富济贫闹共产。不到半年多时间，就在合水县古城和南梁一带动员组织起100多人的武装队伍，赵连壁还按照刘志丹的指示，通过哥老会的关系，将潜伏在陕甘交界林区的小股土匪逐一改造、争取、团结、收编为革命力量。

　　刘志丹等人主动加入哥老会，动员哥老会成员及其社会关系认识革命，参加革命，最终为革命所用。正是他们正确估计形势，积极适应哥老会所植根的农村底层环境，才使得革命武装能够在当地落地生根，不断壮大，最终夺取全面胜利。

　　二、陕甘边苏区在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中注意引领其利益需要，把统战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哥老会成员组成大多为劳苦百姓，他们深受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具有统战的可能性，只要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他们指导和帮助，这种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性。

　　首先，苏区政府同情哥老会的处境和遭遇，哥老会和苏区政府都是代表广大劳苦民众的组织，有相近观点、共同的敌人，苏区政府一开始就给予哥老会同情的态度，拉近其与苏区政府的距离，使其感受到苏区政府对他们的理解和重视。

　　其次，苏区政府承认哥老会的合法地位，承认其在苏区活动的合法性，还在各地设立哥老会招待所，招待国民党区域的英雄好汉与龙头大爷，并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这写都使苏区政府与哥老会的相互合作打下了基础。

　　第三，苏区政府在生活上给予哥老会成员极大的帮助，很多哥老会成员都分得了土地，粮食，房屋，解除了破产失业的痛苦，取消了政治上的压迫，

　　第四，逐渐消除哥老会中封建迷信的反动思想与处罚方式，使之与革命发展趋势相适应。在苏区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的哥老会成员均应按照苏维埃法律处罚，废除哥老会中的酷刑和不人道的刑罚。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不论是哥老会的弟兄还是共产党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这样使哥老会组织及其成员认可苏区政府的政策，让他们感受到革命的美好前途，使之愿意与共产党联合。

　　通过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为代表的陕甘边共产党员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完善，充分调动了哥老会革命的积极性，也获得了双方利益均衡的最大化。

　　三、陕甘边苏区在对哥老会开展的统战工作中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在错综复杂、敌强我弱的斗争环境中，陕甘边苏区始终坚持中央的部署，联合其革命性，同时通过斗争克服它在政治上的动摇和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

　　哥老会中除了大部分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还有守旧分子、土匪、流氓、鸡鸣、狗盗之流。对于守旧分子，需要一个耐心说服教育和改造的过程;而对于土匪、流氓、鸡鸣、狗盗之流，陕甘边苏区给予了正确的认识。因为这类人是当时社会制度下的产物，也是受压迫、受歧视的，偷袭掠夺不是他们的本意，只是为求得生存，不得已才铤而走险的行为。其实质是社会统治阶级的罪恶，同时也是得不到正确的有组织的领导所致。所以只有使他们懂得革命团结的大道理，使他们看到加入革命的光明前途，指明革命必胜，反共必亡的真理，才能彻底将他们吸收到革命群众的队伍中来。而对于那些甘受帝国主义卖国贼利用，破坏抗日战线，进攻苏区的分子，必须进行坚决的打击和铲除。他们不仅是哥老会中的败类，更是革命的罪人。

　　四、陕甘边苏区在对哥老会开展的统战工作中充分展现了组织魅力

　　刘志丹、谢子长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是老百姓的贴心人。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百姓逐渐明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决不是为谋私利而来的，同时，百姓也把求生存、盼解放的期望寄托在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身上。也正是他们坚持不懈、耐心细致的统战工作，陕甘边苏区哥老会组织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哥老会成员纷纷踊跃参加革命。

　　1930年春天，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哥老会行衣大爷马锡五带领数十名哥老会成员投奔刘志丹，参加了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任陕甘宁省苏维埃主席，建国后曾任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子长县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李仲英率所管辖的哥老会成员百余名参加了革命，后来任红二十九军军长;甘肃省华池县哥老会龙头大爷马海旺组织自己辖区内的哥老会成员为红军通风报信，他把自己的家变成刘志丹的兵站，为红军转运物资，养护伤病员。1934年，谢子长曾在马海旺家养伤10多日。他还主动为红军筹粮筹款，利用哥老会的关系亲自到延安为共产党购买枪支弹药，对刘志丹的革命活动给予很大支持。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马海旺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成为全国进步哥老会组织的副主任。

　　哥老会组织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稳固作出了巨大贡献。哥老会组织之所以支持共产党，正是从我党领导人及革命同志身上看到了他们为百姓，救中国的诚恳态度和坚定意志，也正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的魅力，让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一起浴血奋战，让星星之火在陕甘边苏区形成燎原烈焰。

　　总之，陕甘边苏区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是十分成功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对陕甘边苏区对于哥老会的统战工作予以肯定，1936年8月，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

　　陕甘边苏区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和环境独立探索，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坚持多方位、多层面的统战工作，采取了既有原则性而又灵活务实的统战策略，才争取到了哥老会的拥护与支持，这对吸收和发展革命力量，使陕甘边根据地得以创建并发展壮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以后丰富统战理论，开展统战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