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抵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探索发展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红军和人民群众在陕西和甘肃交界处，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军事“围剿”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干扰破坏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最终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于1935年初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爆发后，这块根据地又成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的出发点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发展壮大，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挖掘，其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和抗争，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我试图通过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考察分析，展现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的艰苦探索。

　　一、“左”倾教条主义对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干扰及其造成的损失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当时由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把持的中央，未能适应形势的发展，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这种错误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严重损失。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初期，正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王明及其后来由博古主持的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执行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方针，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则有五次“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分别是1931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执行的;1932年4月，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励君)来执行的;1932年7月，由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李艮来执行的;1932年12月，由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执行的;1933年6月，由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杜衡来执行的。这些干扰，使陕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造成许多陕甘边红军指战员牺牲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最严重时，竟然造成根据地的局部丧失和红军主力几乎被全歼的巨大损失。

　　二、陕甘边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指战员对“左”倾干扰的抵制

　　对于“左”倾错误对根据地的干扰，陕甘边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了多次抵制，虽然这些抵制多出自陕甘边党和红军指战员对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认识，还没有上升到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解和革命理论的总结，但他从客观上减轻了“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根据地的干扰破坏，成为最终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因素。边区党和红军指战员在与“左”倾错误斗争中，有许多生动的事例：

　　1、红军指战员在“左”倾错误打击下，坚持对刘志丹、谢子长等红军指挥员的信任和保护，为根据地保留了重要的核心干部。

　　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在旬邑杨家店子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政委，他在掌握了部队的领导权后便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上山逃跑”，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严令谢、阎速赴中央“受训”。对于杜衡的这一作法，广大干部战士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谢子长、王世泰等的坚决要求下，刘志丹、杨重远得以留在部队继续工作。不久，杜衡指挥的庙湾失利，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红军指战员对杜执行的“左”一套意见很大，纷纷要求检讨失利原因，并强烈要求刘志丹当参谋长，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为平息大家的不满，杜衡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参谋长郑毅身上，撤了郑毅的职，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

　　2、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倾错误抵制，使其贯彻“左”的一套时，始终不能得到“枪杆子”的支持，避免了来自党内的残酷“清洗”。

　　由于陕甘红军的指挥权，多数时间掌握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从陕甘边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并得到广大红军战士拥护的指战员手里，来自上级的“左”倾主义的执行者，不但不能真正融入红二十六军这个战斗集体，而且还不时感到来自这个集体的阻力。

　　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看来，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中始终存在“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阴谋”，而且认为“肃反工作是万分严重的。”“必须用布尔什维克的警觉性，运用各苏区中肃反经验，很慎重的去进行。”然而，在陕甘边根据地内，却始终没有出现象南方根据地那样残酷的党内“清洗”。我认为，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根据地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抵制外，“左”倾路线得不到“枪杆子”的支持是根本的原因。即使像庙湾战斗打了败仗，杜衡为了推脱责任，在处决参谋长郑毅时，也只是采取秘密执行的手段，而不敢采取公开的手段。

　　三、左”倾路线的破产和陕甘边根据地走向成熟和发展壮大

　　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使陕甘边根据地丧失了红军主力，造成巨大损失。同时，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也宣布了“左”倾教条主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彻底破产。由杜衡叛变而引起的陕西省委遭受大破坏，对陕西党组造成了巨大损失和长久的创伤，一大批党的领导和骨干分子遭到逮捕，各级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由于失去省委领导，全省党的组织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另一方面，党也获得惨痛的教训，尤其是陕甘边广大党员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领导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百折不挠的坚强革命意志，勇于探索的优良品质，创造了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路子，使根据地又重新发展壮大起来。

　　照金苏区陷落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北上到合水一带。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区党、政、军负责人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认真讨论，认真总结了陕甘边开展武装斗争和创造根据地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明确了党的建设、建立主力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和建设根据地、政权建设等重大问题。包家寨会议是一次在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后，陕甘边党组织在没有“左”的干扰、束缚情况下，按照党的纲领，结合陕甘边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的独立领导决策陕甘边根据地发展方向的重要会议，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包家寨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尽快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组建以安定、南梁、照金中心区域的三路游击总指挥部，配合红二十六军活动。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进入了一个成熟和较快的发展时期。

　　之后，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相互支持、配合，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事“围剿”，根据地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一面开展政权建设、土地分配工作，一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文化、教育建设活动，促进了根据地巩固发展。1935年初，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终于发展连成一片，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历史证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中逐渐形成的，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有巩固的根据地为依托的情况下，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以及和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地方势力，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一套做法，是成功的，也是符合毛泽东创立的井冈山道路的，是在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干扰下，经过千百次挫折失败“碰钉子碰出来的。”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