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新中国七十年

邓小平与新中国七十年

作者：石仲泉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20世纪是个伟大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有三位历史伟人，一是孙中山，二是毛泽东，第三位就是邓小平。对民族复兴有巨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也有三个，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二是新中国的成立，三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无论是三大伟人还是三大里程碑事件，邓小平都在其列。

邓小平同孙中山、毛泽东一样，是个传奇人物。为了使贫弱的中国强大，16岁的他毅然离开故土，踏上旅欧勤工俭学的航船。经过四年砥砺，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①]从此以后，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本文着重谈谈邓小平对新中国70年历史发展的卓越贡献。

一、参与建设使新中国站起来的奠基开拓和特殊岁月的全面整顿

参与解放了半个中国的邓小平，在地方工作两年后即调中央，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的秘书长、总书记和副主席，成为协助毛泽东工作的“副帅”。他是新中国奠基事业的亲历者，参与决策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特殊岁月，他复出后全面整顿，同“四人帮”坚决斗争，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主政大西南。邓小平出席开国大典后，即与刘伯承统率二野进军西南，先后解放重庆、成都。年底，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身份主政大西南。

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一起，根据中央指示，实施几项重大决策，开创大西南新局面，巩固了祖国西南边疆。

1．进军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是解放大西南的最后一役。邓小平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抢修进藏公路，保障部队物资供给。根据中央指示，主持制定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十项条件”。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后，达赖喇嘛派出和谈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解放事宜。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十项条件”，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1951年5月下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底本。据此，人民解放军多路进藏。12月，西藏全境解放。

2．平稳接管城市，大力发展经济。没收、接管官僚资本工业企业，建立国营和公私合营商业企业，奠定了国营经济基础。兴修成渝铁路和制造运营轮船，解决蜀道之难，促进生产迅速发展。在建立金融秩序、平抑物价、稳定税收、保障财政、调整工商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后，邓小平强调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城市工作最中心的任务就是管理生产，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的城市工作会议是地方召开的第一个这样的会议，受到毛泽东的表彰。

3．狠抓农村工作，稳定社会基础。这就是征粮、剿匪、春耕、禁烟、反霸等。征粮，解决国家包下来的200多万人吃饭，以及进军西藏和西南支援其他地区问题。西南历来饱受匪患困扰。邓小平要求各部队灵活运用分散与集结的战术，实行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扑灭匪患后，继续清除藏匿于广大农村的残匪散匪，并进行反恶霸势力和镇压反革命斗争，广大民众获得安全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满足城乡建设各方面需要的根本之策。他布置剿匪任务时要求与生产相结合，并解决了西南鸦片种植面积之广、吸毒人数之多的棘手问题。其意义重大，他称之为西南的“淮海战役”。

4．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民族经济文化。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60%。许多少数民族群众还跨居在漫长国境线上。邓小平强调，条件比较具备的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条件不够的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把贸易活动组织起来。到1953年4月，西南全区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建立起了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政府。此前，已普遍建立起民族贸易公司和供销社，还初步建立起从民族学院、民族干部学校到民族中小学的教育体系。

5．针对西南地区复杂特点，分批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西南地区土改异常艰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杂居地区，经济关系错综复杂。西南局决定，民族聚居地区先暂时不土改，民族杂居地区要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在取得大多数人同意情况下再土改。整个土改分三批进行，平稳顺利。经过此前的减租、退押，再加上土改，西南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说，土地改革是西南的“渡江战役”。

1951年5月，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西南参观考察，毛泽东请他讲讲考察印象。梁漱溟说：“解放不到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②]

（二）参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1952年8月，周恩来要率领包括陈云、李富春在内的代表团赴苏谈判五年计划援建项目，政务院无人主持日常工作。邓小平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等职；1954年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主持书记处工作，协助党的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参与党和国家重要决策，是党中央重要领导成员。在1959年努力纠“左”期间，毛泽东强调中央书记处特别是邓小平要发挥更大作用，提出“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

邓小平首先参与了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呈现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这两种趋向交替发展，或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艰辛探索表现出不小的曲折性。在“文化大革命”前，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居主导地位，党的探索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和巨大的，犯的错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纠正。

邓小平在以下几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是进行工业整顿。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期间，分管几个工业部门，对工业企业的管理就有一些思考。任总书记后，他提出社会主义工业企业要建立新的管理制度。1961年，他主持制定“工业七十条”，整顿一个时期严重混乱的企业生产秩序。该条例确定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双向责任关系，详细规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与职责，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的章程，被称为“工业宪法”。

二是对“反右倾”等运动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甄别平反。邓小平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制定文件明确政策，要求“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到1962年8月，全国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对于改善国家政治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支持包产到户。在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对克服农民的生活困难起了积极作用。但中央和地方对此有不同看法。邓小平实际表示支持。他说：生产关系采取什么形式，要看它是否能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群众是否愿意。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还是要多种多样比较好。“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这也是一个大政策”，“我们要一步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③]。

四是支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1956年初，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我国知识界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左”的思想发展后，这个认识被否定。1962年，周恩来在多次会议上重新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中央领导层对此也有不同看法，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时明确表示，“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统一口径，还是按总理讲的为准，“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④]。

五是主张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把学习毛主席的几篇著作、几段语录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割裂开来，同学习马列著作对立起来，片面强调立竿见影。这个做法对军队和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不小影响。邓小平指出：在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个别词句当教条，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二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只讲毛泽东思想，不讲马列主义。这不利于广大干部群众科学理解和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⑤]。

六是参与中苏谈判。邓小平多次率团与苏共领导人谈判，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立场。尽管就争论的意识形态方面而言，中苏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但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反对“老子党”、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霸权主义，伸张了民族正义，捍卫了国家主权，对党和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维护党的团结，深邃思考执政党建设理论。邓小平到中央后不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在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后，高岗进行非组织活动，游说陈云、邓小平，鼓动一起“拱倒”刘少奇。调京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也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暗地里将矛头对准刘少奇。毛泽东知悉情况后，指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建议政治局搞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饶分裂党的活动，强调了党的团结和维护中央的重要性。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报告，强调全党应从高、饶事件中吸取教训，为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而斗争。邓小平在一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负责具体工作，抓得及时，对人的处理较宽，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邓小平自任中央秘书长后，就成为党中央的“总管家”。他既要处理中央一切日常事务，还要负责筹备党的八大。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是实干家，还对执政党建设理论作了深邃思考。这集中地表现为他在党的八大和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其理论贡献主要为：

——丰富了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内涵。邓小平指出：群众路线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样，它既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群众基础，又是党获得智慧和力量的源泉。由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危害大大增加了，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共产党具有先进性，就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⑥]。

——将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到了新高度。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民主集中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问题，集体领导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这是我们党强大的生气勃勃基础。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 [⑦]

——强调多元化民主监督。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考察时指出：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接受监督。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本身的监督，二是群众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为了搞好各方面的监督，就要健全各个层次、各个环节的民主制度。[⑧]

——对加强监委工作提出创新性设想。鉴于那几年领导干部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监督，没有“对立面”。七千人大会后，邓小平提出加强监委的意见：在党内搞些平起平坐的监委，就做调查研究和提意见。中央委员会开会，监委列席。监委的职能就是专门去查压制民主的事，什么都可以管。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加强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指出：党的监察委员会应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监督工作，可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监委，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委直至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

邓小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上述思想，不仅在当年发挥了指导作用，直到现在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同“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的传奇，最突出的是“三落三起”，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落后大起。“文化大革命”之初被打倒，林彪事件后复出。1975年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并同极力抵制和反对整顿的“四人帮”作斗争。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全面整顿创造的奇迹，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期参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后华章。

一是整顿的开端和局面的打开。万事开头难，百乱待治。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首先整顿军队，拉开全面整顿序幕。随后，以经济领域最乱也最关键的铁路部门作为扭转乱局突破口。他提出，整顿关键在领导干部，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建立坚强的领导集体。坚决反对派性，对闹派性的人寸步不让。要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对老工人、对劳动模范的政策；建立严格规章制度，抓紧恢复生产和工作秩序。他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开会，狠抓整顿落实。铁路部门整顿两个月即见成效，五年来第一次完成月生产计划。在铁路整顿带动下，工交、财政、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等各部门陆续进行整顿，不仅扭转了这些部门的混乱状态，而且经济形势明显好转，许多工业产品的产量创造了历史上月产最高水平。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取得重大进展，在这一年内连续三次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创造了航天奇迹。

二是与“四人帮”开展斗争，为全面整顿创造条件。一些部门整顿的显著成效，使广大干部群众充满希望，但“四人帮”却竭力阻挠整顿的进行。他们利用控制的舆论工具，将各项整顿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散播“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谬论。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江青等人的情况，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后的错误进行批评。邓小平指出：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总结了历史经验。小圈子历来不好，搞“四人帮”值得警惕。“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江青等人，这是第一次。会后，江青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向中央政治局上交书面检查，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全面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使“四人帮”的势头受到遏制，为整顿工作在全国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是全面整顿的巨大成就。政治形势的好转，工业部门混乱局面的扭转，党内外群情振奋。整顿开始向农业和上层建筑领域展开。农业整顿，主要是调整农村政策，激发农民积极性，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会很快展开。他抓住这个中心环节，在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后，加紧落实干部政策，不断安排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工作。在科技、文艺、教育等领域进行整顿，并抓意识形态工作，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加以澄清。经过全面整顿，1975年，一些地区武斗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回升。这一年工业总产值是两位数增长，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

全面整顿的意义，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那时用的名称是整顿，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二、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带领中国开始了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再次复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在新时期，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以长期积累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和高超领导艺术，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开始了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指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⑨]

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至少可以论列以下十项：

（一）第一个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1977年2月，“两个凡是”被提出。是年5月，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展开后，初步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连续发表讲话表示积极支持。他在1978年底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这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五大历史性决策：一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二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三是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四是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和此前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解决了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五是增选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确立了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上述重大决策，表明党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拨乱反正，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习近平指出：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二）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的起草自始至终由邓小平主持，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有四大贡献：一是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明确了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指出它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是要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罪恶区别开来，要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那十年历史区别开来。三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强调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背离了他的正确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将长期指导党的行动。四是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概括，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决议》的制定，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使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有了政治准绳。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三）提出一系列“大政策”，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开启伟大征程。最重要的“大政策”有：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八亿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二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是我提出来的。他坚决支持广东和福建省委办经济特区，让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他两次到特区作调查研究后指出：深圳特区是个试验，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都可采用。现在可以放胆地说，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正是有了一系列“大政策”，邓小平才信心满满地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述“大政策”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迈步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具有披荆斩棘的意义。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他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四）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明确“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国情的正确判断。邓小平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定规划。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他制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明确了大致的时间表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路线图。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拥护你。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使社会主义得到发展、使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唯一正确路线。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他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五）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断推动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特别是领导制度。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⑩]，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为此，他非常强调民主法制建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第一，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第二，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搞两院制；第三，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同时，他首次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在党的十二大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初步轮廓，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第一次说明了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同广大群众现阶段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基本要求之间的关系，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更加有利于团结各界人士来建设社会主义。他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六）开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改革开放伟业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成就，就是挑战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不可能。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被认为只能实行计划经济。邓小平没有被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紧箍咒束缚住，一直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从1979年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对这个问题的谈话至少有12次之多。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方法。计划和市场都得要。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鲜明回答，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此后，我国掀起了新一轮更加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富起来。改革开放至今充满活力，这是一个核心推进器。

（七）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推进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大业。“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含义有三。其一，“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实行“两制”的根本基础。其二，“两种制度”的一个主要方面，作为国家主体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变的。其三，“两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香港、澳门和台湾等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1984年6月，邓小平阐释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说：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不变。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对于香港来说，这个高度自治权还包括实行“港人治港”。这个“港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并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随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关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一国两制”构想迈出了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关键一步。“一国两制”构想本是由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邓小平在直接推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同时，也在为台湾怎样实现“一国两制”构想和改善两岸关系，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积极开展工作。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我们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

（八）在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和一整套指导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邓小平直接负责制定党和国家的外交战略，指导一切重大对外关系活动。这对于推进改革开放伟业，也有四大贡献。一是明确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和平”内涵，强调我们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要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二是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在中美建交之后，适时改善中苏关系，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愈益增大。三是改变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切的看法，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时代依据。四是面对苏东剧变和西方国家制裁，提出一整套外交战略作为我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这就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领导我们党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

（九）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是改革开放伟业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密切关注和重视党的建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强调以下四大问题：一是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强政治领导，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制，通过健全各种制度来防止和克服党内各种错误倾向。二是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他特别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坚持群众路线，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三是强调反对腐败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他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政治交代说：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四是要把领导班子建设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11]

（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之所以能带领全党取得伟大成就，使改革成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根本原因就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指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12]这个理论坚持用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3]。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敢于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细心观察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正是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使20世纪的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1978年增加到3679亿元，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突破1万亿元。它不仅开始改变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在改变世界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三、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后继者的不断坚持和发展下进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邓小平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在不断向前发展，它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14]这四大内涵，虽然邓小平对其规定性没有作这样明确的概括，但这四个方面的思想，有如前述，他不仅有许多重要论述，而且为它的理论概括或有初步表述，或作了重要奠基。从以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完全继承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将这个伟大事业引领进了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一）始终不渝地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严峻历史关头。他们不负重托，坚持改革开放，深化对党的基本路线认识，确立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底蕴，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

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和特征作了新的阐释，明确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从实践成就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001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2年达到120332.7亿元，实现了总体小康，为后来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1世纪初，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首次明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内涵，强调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锦涛还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作了完整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概括初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他还以新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积累的经验作了新的论述。这就是著名的“十个结合”，将对基本经验的认识推向了新高度，更加拓展了“道路”内涵。就实践成就言，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19322亿元。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伊始就提出“中国梦”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的源头，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强大引擎。对实现中国梦，习近平推出两个重大举措。一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它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更加理顺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这是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方略的主体和核心。二是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科学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有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行的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这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必由之路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愈走愈宽广。从实践发展成就言，到2018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00309.48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按现行标准测算：1978年为77039万人，2018年仅为1660万人。2020年将实现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规定的脱贫目标。这是世界脱贫史上的奇迹，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硕果！

（二）始终不渝地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它肩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重任。继往承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启后开来，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篇之论。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追根溯源上说，邓小平理论与后来的创新理论关系，就是本源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关系。后来的创新理论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先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牢记邓小平的政治交代，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而提出的。它有两个重要创新：一是对党的性质从过去长期讲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对党的阶级性质、群众基础、民族基础的新表述，是对党的先锋队性质的新认定。二是党的先进性内涵从过去长期讲的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发展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新变化体现了对党的先进性认识，同世界先进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的密切联系。它要求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物质力量，使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牢固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使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精神基础；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使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群众基础。这个新变化有利于增强党的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反映了国内外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对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挥了巨大作用。

进入新世纪后，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许多矛盾凸显。国际环境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中，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复杂多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的阶段性特征，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新鲜经验，并在深刻分析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外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丰富。作为第一要义的“发展”，是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实现科学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作为核心的“以人为本”，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突出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作为基本要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作为根本方法的“统筹兼顾”，是为了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努力形成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个科学理论是在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充分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胡锦涛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加以整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高度概括。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出了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重大的时代课题。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在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是伟大的自我革命。一个时期，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反腐，“反腐党亡，不反腐国亡”的谬论广为流传。党中央以猛药去苛、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打虎”“拍蝇”“猎狐”，全覆盖、零容忍。经过短短几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左”的错误，是党的路线问题的拨乱反正；那么十八大以来反对“四风”和反腐败斗争，则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拨乱反正。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三）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称谓，是由邓小平在1987年讲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15]概括而来。他对此的一系列论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要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并在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了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作了进一步归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世纪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中，将“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根本成就之一，并对其内容作了论述。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自我完善和发展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16]。主要内容包括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个重要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有建立在上述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的明确，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对今后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各级监察委员会，深入推行全面依法治国，特别是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巩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深远影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思想。它将过去讲的主要属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层面的现代化，扩展到社会制度上层建筑层面。这个具有顶层设计性质的现代化，需要对各项重要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推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根据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成立了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这个新建的国家监察体系，整合各个系统的监察、反腐机构，代表党和国家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是从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出发加强对公权力监督的重大改革创新。这个创新，既是总结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的重大成果，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和发展。

深入推行全面依法治国，是巩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要求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机制；强调提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公信力。《决定》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也更加巩固、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紧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题，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新中国70年来、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全面回答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既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伟格局，又绘制了实现“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的具体路径。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而且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个《决定》被誉为“中国之治”的纲领性文献，是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伟大工程。

（四）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是从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始的。有如前述，邓小平最早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他虽然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但为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巨大努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初步概括，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强大精神力量的初始基础。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党的十六大对于文化建设着力强调三点：一是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二是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三是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些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

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这集中地体现在胡锦涛对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特别强调的四项工作之中。一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为其主要任务。二是努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形成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三是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四是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十六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文化自信理念，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更加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定文化自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就要求运用各类文化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全方位贯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和行为准则。     

第二，大力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支撑。它不仅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发挥巨大作用，而且其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也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诸多难题的重要启示。

第三，大力要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据此，首先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入了新时代。

综观新中国成立70年，邓小平是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最为关键的领导人。他承前——参与了创建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他启后——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继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走自己的道路，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开来——正如习近平所说，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

70年后再出发，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沿着毛泽东、邓小平等所开辟和拓展的正确道路，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进！

（本文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②] 梁漱溟向毛泽东汇报随中央土改工作团赴西南调查相关情况时的发言记录（1951年9月3日）。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6页。

[④] 参见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07页。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⑥]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8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2页。

[⑧] 参见邓小平在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7年4月8日)。

[⑨]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5页。

[12]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页。

[13]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页。

[14]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

[16]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6页。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