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林：留在陕南的两只红军队伍的不同结局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后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在国共双方的谈判中，蒋介石坚决要求将留在陕南的两支红军队伍撤出。我方权衡利弊，同意撤出。由于这两支红军队伍领导人对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不同，导致两支红军队伍出现了不同的结局。

　　一

　　留在陕南的两支红军队伍，都是红四方面军长征时留下的。他们一个在秦岭地区，一个在巴山地区，一直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殊死斗争。

　　巴山红军队伍的领导人叫刘子才，安徽六安人。1932年底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川北，任中共赤北县委书记、中共绥定道委书记。1935年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独立师师长即巴山游击队司令，留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红四方面军撤离时，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等都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巴山游击队”最初以红31军名义开展游击战争，活动区域主要在陕西南郑县的碑坝、喜神坝一带。他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发展了蒿坝、高桥、小坝独立连、游击队。巴山游击队经过红庙塘、石人山、魁星楼等战斗，至1935年底，部队发展到1200多人，游击队区域扩大到纵横川北陕南500平方公里，开创了组建以来的最为辉煌的局面。

　　据史料披露，当时连许世友也曾想去陕南投奔刘子才。许世友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的军长，长征到延安后安排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3月，因为西路军的失败，红军大学学员展开了对张国焘的批判。在批判张国焘的时候，有些人把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不加区分地和张国焘放到一起批，由此惹恼了包括许世友在内的部分红四方面军将领。1945年许世友在一份亲笔签名的《反省自传》中回忆：“我对他们说：我们回陕南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1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到陕南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3天，有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5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画的，还有给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幸亏原红4军政委王建安及时醒悟，向上级汇报了情况，被及时制止，许世友等才没有去成陕南。后来许世友、王建安等6人分别被判处6个月到18个月徒刑，抗战爆发后均被提前释放并恢复党籍。

　　活跃在秦岭一带的红军队伍领导人叫陈先瑞，安徽金寨人。1934年12月，陈先瑞随红25军经由豫陕边界的铁锁关抵达陕西洛南。当时，陈先瑞在红25军第223团担任政治处主任，并兼任该团第3营政治委员。之后，红25军奉命西征，决定将陈先瑞留在陕南。军政委吴焕先找其谈话，明确在陕南开展斗争的重要性。当时，将223团三营七连的六七十人留给他。第七连对外改称“鄂陕游击师”，陈先瑞任游击师师长。

　　红25军主力走后，国民党军仍以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斗争形势极为严峻。1935年12月6日，陈先瑞指挥部队大战青铜关，歼敌庞炳勋部第40军115旅230团一个营，毙伤敌营长以下百余人。战后，陈先瑞又及时收拢了第三、五路游击师，改番号为红74师。

　　1935年12月26日，红74师一举攻占宁陕县城，歼敌保安团300余人。接着又攻占佛坪县城，歼敌一部。在宁陕、佛坪之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宁佛工委，建立了几处区乡基层政权和地方武装。

　　1936年春节前，当陕军警备第二旅由南向北进攻而来时，红74师于除夕之夜北出秦岭，直入户县境内。这一行动，迫使西安、宝鸡之敌慌忙派兵堵截。然而，红74师又迅速转入秦岭，第二次打下佛坪县城，歼灭了新组建的一支保安部队。

　　1936年2月，当敌人集中10多个团向宁佛地区发动围攻时，红74师由佛坪西进，于沿途歼灭华阳、江口镇两地民团，直奔陕甘边界要地双石铺(今凤县县城)，先后歼灭该地和黄牛铺民团400余人。遂于双石铺、黄牛铺之间，破公路、毁桥梁、砍电杆、割电线，切断川陕公路交通达半月之久，并截获敌军用汽车五辆，缴获一批粮食、物资。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部，派出飞机连日进行侦察，并调兵遣将进行围剿。这一连续的作战行动，与红一方面军此时发动的东征战役，恰好形成东西两线的战略配合作用。

　　1936年2月28日，当敌第49师跟踪追击而来时，红74师又掉头东返，翻越风雪茫茫的太白山，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征战，突破了敌军近5个团的围追堵截，返回到宁佛地区，于东江口作短暂休整。

　　二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就曾关切地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苏区还留有多少红军?”9月，张闻天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对敌运动》中提出：要同“通南巴游击队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党中央对巴山游击队的前途极为关切。

　　1937年5月，党中央即派人到巴山游击队。游击队接待了第一次前来联系的何孝林同志和他给游击队送来的信件、书报和一张地图，还有四套八路军样品衣服。信件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下，刘子才同志接到通知后，提出了两个疑问：一是此通知与原“镇守阵地”的精神不符;二是不认识何孝林同志，同时提出：若是原先在部队中我们认得的人来一个就好办了。赵明恩同志分析：从这里到延安，必须横穿汉中平原，至少要以三天三夜才能进入秦岭。这一个夜晚是好过的，要熬过这三个白天，队伍没有发展到一千多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9月，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中央即通知国民党当局，要他们承认刘子才、赵明恩所领导的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当局却污蔑游击队是“土匪”，拒不承认。

　　1938年春，王维舟同志根据中央指示，派原33军99师295团团长王正坤同志离延安到四川，负责与巴山游击队进行联系。王正坤夫妇由党的汉中交通站董成祥同志护送到南江县兴马坎街。王以做药材生意为掩护，找到游击队。赵明恩、刘子才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并送给许多天麻、党参、“金耳环”等名贵药材。但对于回归延安则提出：要有余岱山(余江震)的亲笔信，或陈昌浩、张琴秋的照片，才能研究。王正坤同志为了将信息及时报告中央，便翻越巴山前往汉中。不巧党在汉中的交通站却因故改换地点，没有找着，反引起国民党特务怀疑，逮捕了王正坤同志。王正坤同志虽在敌人审讯中巧妙对付，数日后获得释放，但是与中央的联系中断了。

　　中央久未获得信息，周恩来副主席十分关切，找了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赵明贞同志，要她立即拍了一张照片，亲笔给他大哥赵明恩同志写了一封信。在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又请曾与赵明恩同过学、同做过地下工作的魏传统同志参加，给川北游击队起草了一个信件，大意是：(一)张国焘的路线是错误的，现在全党、全军统一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二)目前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国共已经实现合作，再孤立山上，已不是办法;(三)国民党拒不承认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希望设法下山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的信件、赵明贞同志的信和照片，由蔡畅同志发出。十分惋惜的是，这次联系又因故没有实现。

　　1938年夏，原红四方面军总部交通队指导员吴显国同志(通江人)，由中央派回川北工作，与先期回川的王子模同志(原名王相才)同往巴山寻找游击队，行至赶场溪与王正坤相遇。吴与王曾在延安相认，但因白区相逢，互不摸底，彼此未曾交谈。入冬，吴显国第二次到南江县寻找游击队，王正坤判准吴的真实意图后，即在兴马坎将其留住，把自己与中央失去联系，无法完成任务的困难和游击队的要求等等，一一讲了出来，希望吴设法向中央反映，吴显国同志照办了。

　　1939年夏，中央将陈昌浩、张琴秋的亲笔信及照片，辗转送到川康特委，特委指定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茂文负责与游击队联系，但饶茂文在前往游击队途中，陷入敌人警戒区，和敌人周旋时，遇特殊情况，将信失落了。

　　1940年春末，游击队已不存在。中央未获息之前，还经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继续派出杨桂林(巴中人)前往游击队联系。并通知川康特委，指示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茂文与游击队继续联系。当饶茂文走到南江县时，才知道这支经历艰险、浴血奋战五年多的英雄的巴山游击队，已全部壮烈牺牲了。

　　三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积极与陈先瑞的红74师进行联系。1936年3月，原红25军手枪团战士程福才，从陕北经关中到达东江口，找到了陈先瑞的红74师，送来《八一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重要文件。

　　3月24日，郑位三以他和陈先瑞的化名，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红74师的成立经过及有关情况的报告，交由程福才带往陕北。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由西安写信给红74师，并派李涛、张国华、龙飞虎及电台机要人员，找到红74师。李涛传达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和党中央的有关精神。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即成立了陕南军委会，军委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红74师对外改称南路抗日军，军长陈先瑞。这时，红74师即奉命奔赴潼关、灵宝之间展开行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阻止国民党“讨逆军”对西安的进攻。

　　1937年1月22日，红74师奉命到达商县地区，与南下配合友军作战的红15军团胜利会师。军团领导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对红74师独立坚持陕南的游击战争，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与此同时，在跟国民党进行关于红军驻防区域的交涉谈判中，蒋介石提出必须让徐海东、陈先瑞部放弃陕南开至渭河以北。而毛泽东在决定徐海东部撤离陕南时，以陈先瑞部“是陕南土著部队，不愿开渭北，无法勉强”为由，“坚持该部留在陕南”。后经与顾祝同交涉，终于达成了此项协议。这一驻防区域的划定，意在防止内战再起时以便同陕北红军相互策应。

　　1937年2月初，红15军团撤离陕南后，红74师遂于春节前后进驻镇安、柞水等地。后因粮秣供应困难，便移到长安县大峪口驻防整训。这时，全师三个团共2100余人。1937年8月，陈先瑞奉命率红74师开赴三原改编，编为八路军第115师后方留守处，后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警备第一旅第二团。

　　1944年10月，陈先瑞任警备第一旅副旅长，该旅第二团奉命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三支队(辖第七、九团，陈先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第四支队一起，由延安经佳县东渡黄河，继而由吕梁经太岳于垣曲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发展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到达登封、禹县、临汝地区后，第三支队即改称河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支队兼军分区)，陈先瑞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先瑞所部第三支队改编为中原军区独立第三旅(仍辖第七、九团)，陈先瑞任旅长。解放战争中，陈先瑞部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1955年，陈先瑞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两支红军队伍都是英雄的部队，但结局却迥然不同。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领导人对中央抗日统一战线主张认识不同造成的。如果巴山游击队能按照中央精神，接受改编和迂回前往陕北，那么，这支英雄部队的命运肯定会由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