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紫阳

　　紫阳县地处大巴山腹部，与四川万源、重庆城口两县及我省汉中地区的镇巴，安康汉阴、岚皋等县相邻。由于解放前长期受到兵连祸结和自然灾祸的影响，全县21万4000余人生活极端困难。紫阳解放后，中共紫阳县委积极组织生产救灾，努力恢复和发展山区经济，而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进行疯狂的破坏活动。

　　由于国民党在撤出紫阳时，发展了一批潜伏特务，组建了诸如“反共联防指挥部、游击参谋室、武装逃乱队、反共救国军”等反革命组织。新生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国民党华中第六挺进纵队司令高侠轩败退陕南时与紫阳红帮头子李静山、邹达山等人勾结成立的“川陕豫边防游击总指挥部”，组织了800多人的反共救国军隐藏于紫阳南部山区，伺机反赴。潜伏特务与四川、西乡、镇巴、岚皋等地反动匪霸相互勾结，他们一方面收买干部，张贴反动标语，造谣生事;另一方面杀人放火、抢劫袭击商户，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气焰嚣张。紫阳南部的毛坝关、麻柳坝、瓦庙子等地相继发生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据统计，仅1950年1月至3月，全县共有61名群众、24名公职人员惨遭杀害，烧毁房屋90余间。朝鲜战争爆发后，受特务蛊惑，部分投诚的地方武装头目也产生摇摆，甚至再次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这些反革命分子趁当时春旱严重，造谣：“毛主席批准陕南种鸦片”。鼓动民众种植鸦片，为其提供财源。一些恶霸也四处活动，对抗反霸减租和土地改革运动。

　　对于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表面上赞称，暗地里破坏，在宣传动员土改阶段，他们就收买乡村干部、秘密转移财产。个别混入民兵队伍中的地主分子故意纵火，烧毁房屋及粮仓。恶劣的甚至殴打基层干部，如九区五林乡地主张长域用石头袭击宣传土改的区妇联干部陈富秀;二区青山乡地主钟邦君下毒暗杀农会分会主任刘光才;三区纪河乡地主徐德明老婆四处宣扬：“辣子老了要掉把，共产党不会打万年桩”……

　　社会秩序紊乱，反动迷信封建等派别组织活动猖獗，一贯道、西华堂、圣谕坛等反动会道门各据一方，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传播反动思想，为匪霸操纵点种大烟。群众历来受害很深，民愤很大，一些群众对政府表示不满：“政策太宽大了”五区钟林乡农民代某说：“政府为什么不把恶霸姚小成杀了?如不杀了的话，他回来了，我们非把他杀了，我们愿意去政府守法。”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前一阶段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中共紫阳县委响应中央号召，顺应群众呼声，迅速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采取的方法是“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

　　从1950年11月开始,中共紫阳县工委分三个阶段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以剿匪为主，驻军十三团和安康独立营为剿匪主力，县公安局也投入主要力量抓捕匪徒。至1951年4月,大部分匪首落网,匪徒全部登记。据1951年9月14日统计,全县自1950年4月以后,共消灭大小股匪18股,登记匪徒1100人(含战斗中击毙);收缴武器2200余支、电台21部。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这方面的政策被概括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立功者受奖。”这一政策迅速得到宣传落实。人民群众参与镇反运动的积极性更加被调动起来。

　　由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一些隐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被揭露出来，如伪国民党洄道乡自卫队队长阙治安在解放时宣布投诚，为和平解放紫阳做出过贡献，但阙治安一面向人民政府上交了一部分枪支弹药,一面却假报其家被土匪抢劫,暗中转移财物,隐藏枪支弹药，继而以出外治病为名携带大量烟土和山货,前往湖北老河口贩卖。老河口公安局将其物查获没收,对他教育释放。1951年1月15日,阙治安在安康大南门外被解放军搜出携带的烟土,被逮捕关押。在狱中,他先是诱惑管教干部,企图越狱外逃;后假装向卫兵要水喝,乘其不备夺取手榴弹,图谋暴动。4月15日,阙治安被安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枪决于安康体育场。

　　1951年5月12日，安康地委印发《关于大张旗鼓普遍深入镇反运动宣传的补充指示》，要求切实履行中央关于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精神，要求各县务必于5月内6月初召开两到三次较大规模的各界人士座谈会，以区为单位召开农、工、青、妇各系统代表座谈会。重点学习镇反条例，学习我党关于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通报各地反革命分子的突出罪行。在此基础上，将反革命分子押到原犯罪地召开控诉大会，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达到家喻户晓、人人自愿参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效果。

　　1951年5～6月,紫阳县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也是高潮阶段。中共紫阳县工委和县人民政府先后召开两次镇反座谈会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举办两次展览;在全县范围内召开20次控诉反革命大会。没收物资2000余万元旧人民币,收缴暗藏枪支19支。

　　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专门机关办案同群众检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少数干部曾在运动中发生过违犯政策、刑讯逼供行为。如公安一侦察员王某在九区杨家坝刑讯时，除将刑讯者打耳光外，还在其背上滚开水等;事务员邱某(留用旧伪政府人员)贪污公款300余万;审讯股长吴作桂、秘书张昌成乡土观念重，感情用事不加细致审查，介绍反革命逃亡分子周先政参加工作(当医生)。这些现象发现后，本人做检讨，并经会议批评由纪律委员会给予相应处分：侦察员王某经批评教育记大过一次;邱某除退回款项外，经群众斗争开除回家;吴作桂、张昌成个人作检查，并通报批评。对工作中曾出现刑讯逼供现象,加以纠正;在镇反后期,对部分错捕、错判案件给予了复查纠正。

　　6月以后，大规模土改运动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也进入第三个阶段，主要是配合土改运动，打击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同时，实行谨慎收缩政策，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并且采取严格规定捕人杀人的批准权限，并对一些群众的过激行为进行纠正。由于在宣传动员镇压反革命中，对群众的政策宣讲不到位。群众产生过左要求。对反革命分子及一般坏分子(过去的保丁)胡管、乱管，个别乡镇出现乱押现象。有些群众讲：“这些家伙过去叫我们做苦工，拉夫，现在应该叫他们砍柴背柴，扫街做劳役。”1951年8月9日，中共紫阳县委召开区书区长会议，县公安局对这些问题作了汇报， 县委决定对胡管、乱管、乱押进行纠正，县公安局对管制什么人，如何管制等方法做了介绍说明。

　　在第三阶段，中共紫阳县委以组建乡村治安小组和和治保委员会为抓手，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一月之间在全县9区、53乡采取民主选举的方法,建立治保委员会34个、治保小组228个,有成员1063人。治保组织在除奸反霸、剿匪肃特、禁烟禁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52年9月21到24日，县公安局召开首次冶安模范代表会议。经各乡村群众广泛参与选举，选举80名有群众威信，为社会治安做出贡献的代表参加会议(实到69人)。会议交流了各地治安工作经验，特别是管制反革命方面的经验，对前一段时间发生过“左”行为，如民兵随意打骂犯人，个别乡村对不同情况的地主不分罪恶大小一律批斗等提出批评，会议印发了《治安组织暂行条例》和《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两个文件，并组织与会人员学习。会议表扬了一些先进，特别是第十区模范代表龚孝友孤身活捉被称为双枪将的匪首曾德正的事迹(1951年6月，龚孝友用弯刀追捕并活捉曾)，通过评比，民主评议评选特等、甲、乙、丙等四个等级的治安模范56名，给予物资和精神奖励。本次会议制定了治安小组7天一会，治安委员会半月一会的制度和治安汇报制度。

　　1950年11月至1951年10月,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将功折罪,立功受奖”的政策,全县共逮捕539名反革命罪犯,对其中123名血债累累的首恶分子判处死刑,对149名罪犯判处有期徒刑,对59名罪犯处以管制,对168名罪行较轻、坦白认罪较好者予以关押教育释放。

　　经1953年和1956年对镇反工作进行判定和检查,紫阳县在镇反中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完成了预定任务。全县判定反革命分子614名,占全县总人口2.73%。其中土匪316名、恶霸99名、特务19名、反动党团骨干156名、反动会道门头子14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除已处死者外,均进行了长期改造。

　　镇反后，群众情绪高涨，拍手称快，积极检举、控诉反革命分子。如八区洄水乡控诉反革命分子阙治安，全乡收到状纸108份，控诉人达800余人。民主人士王树功在座谈会上高兴的发表演说：“政府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准、稳、狠方面已有突出成绩，今后，还必须结合抗美援朝运动深入群众宣传，将镇反运动长期开展下去”。老绅士朱鹤年说：“我大儿子被土匪杀死，两个孩子被土匪杀伤，我痛感难过，可是紫阳匪患根深，政府必须大杀、痛杀、才能铲除匪根，巩固民主政权……”在开展土改中，群众自动组织男女青年放哨，监视不法分子。在开大小会议时群众都扭着秧歌，打着锣鼓，高呼口号。特别是农民组织的便工队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实事编成山歌(名十恨歌)和快板在山上山下到处演唱……

　　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彻底胜利，曾经困扰紫阳历代政府的匪患、黑社会势力得到彻底肃清，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在这次镇反运动中被涤荡干净。紫阳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

　　(作者单位：紫阳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