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平均 曾文芳 刘文强：《红军长征记》出版始末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长征，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36年至今出版的有关长征的专著和资料达二百多种，但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专著最初的编辑出版始末，却少为人知，其中就包括《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记》(原名：《二万五千里》)，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作为党内参考资料，于1936年春开始艰难征集，至1937年2月22日终于编辑完成，后因忙于抗日战争工作未能及时付印，直到1942年11月才正式印行。该书分上、下两册，马兰纸印制。上册有四十二位作者，记述了四十二件长征中的战斗故事。下册有五十八位作者，编辑了五十八件长征中的精彩故事。该书内有红军歌曲十首，附录有《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安顺场战斗中的英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红军第一军团长征所处环境一览表》共六个附表。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终于在陕北会师了。那么以何种方式记录长征，最初中央的计划是集中一切文件和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撰写。当时红军为了尽快东渡黄河，到抗日第一线绥远与日寇作战，无暇顾及此事。延误了几个月，随后计划又进行了调整，改为在更大的范围内由集体创作。1936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发出大规模地编辑红军战史，征集红军史料的通知。征集项目为十七项：一是历史——各部红军的产生和发展;二是战史——各个战役和重要战斗;三是长征史——片断的或全部的回忆;四是史略——牺牲同志的传记或红军的故事;五是报纸——过去的各种大报小报;六是宣传品——过去的传单标语宣言等;七是书籍——新编的、翻印的、铅印的、油印的;八是图书——旧存的或新的;九是剧本活报——过去印出的或补录的;十是日记——机关和私人的;十一是歌曲——过去的各种歌曲土调山歌;十二是相片——旧摄的或新摄的;十三是纪念品——牺牲同志的或缴获的;十四是旗帜——自己的或缴获的;十五是奖章——牺牲同志的或自己的;十六是文件——过去的一切决议、命令、通知、报告等;十七是法令——红军的或苏维埃的。

　　恰逢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协助联络和安排下，秘密进入陕北苏区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中央希望征集的史料编成后，能够通过斯诺带出苏区印售，以此达到扩大红军的对外影响，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的号召，其内容为：“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精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与此同时，还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若干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为了完成这次大规模的征集，中央专门组建了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总负责，委员有：丁玲、张爱萍、陆定一、成仿吾等十一位同志组成的征集委员会。同时，红军总政治部还成立了由徐梦秋、丁玲、成仿吾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并由徐梦秋任总编辑。

　　征集启事发出后，编辑委员会仍有顾虑，不知道那些“拿笔杆子比拿枪杆子还重”的红军官兵，能否担任此任。不久，“有望的氛围传来了”，他们开始接到来稿，之后稿件如雪花般从各方飘来。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曾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这样形象细致地描述了征稿启事发出后来稿的情景：“从东西南北，几百里、一千里外，甚至从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在这上面，一个两个嘻开了嘴的脸凑拢了，颤动的指头，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稿子集到了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只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的油灯下写满了来的。于是编辑的人，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着这些出乎意外写的美好的文章：从长征出发前写起，一直写到陕北。铁的洪流冲破了几十万血肉掺杂着的猛烈炮火，钢铁做成的长城，同无法克服的残酷的自然作斗争，而且在不断的转战中还要同自己内部分歧的错误的意见作斗争，一段一段的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夜渡乌江，大渡河抢渡，娄山关前后，再占遵义，有声有色活灵活鲜地被描绘了出来。”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编委会共收到稿件二百余篇，约五十余万字。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一直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五角星帽上及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稿件的文字尽管粗糙，有的写作水平比较低，但内容却真实感人、质朴可爱。丁玲作家在谈到编辑此书的感想时，激动地说：“它会使我感动，也会使我惭愧。我对这些伟大的事迹惊奇，受它的感动。我觉得我没有好好地多做一点事情，所以惭愧。从写作的观点上来说，我越看它越觉得自己生活经验不够。伟大的著作，绝不是文人在纸上调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编委会为此制定了六条编辑方针。

　　此次征集，共整理了一本三十余万字的资料集成本，编委会选定一百篇文章，十首歌曲及六个附录等，装订成上、下两册，抄写二十余份。按一日一事一文的体例，根据行军时间和路线顺序排列。编委们本着存真的职责，除对来稿中的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加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最后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和《出版的话》。1937年2月22日，书稿完成，由朱德总司令题写书名，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可以说，《红军长征记》一书的完成，使大量珍贵的长征史料得以保存。《红军长征记》应该算是第一部相对完整记录长征历史的文献，但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离开等原因，整部书的问世却并不顺利。书虽没有出版，但书中所记录的长征故事还是流传出去了。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建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红军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中。《红军长征记》整书直到1942年11月才被正式印制出来，印制地点是延安。在“出版的话”中编者说：“《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1937年2月22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五年半以上了，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他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这是始终使我们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现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为的是供给一些同志作研究我军历史的参考，以及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资料(近来借阅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损毁或遗失)。”它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而是作为内部资料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希望接到本书的同志，须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可见当年印数很少，加上战争等原因，原始版本如今已极为罕见，也因此愈见其弥足珍贵。

　　《红军长征记》是一部回忆长征文献价值最高的文本，这是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这部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情记忆犹新。更珍贵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一百位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和影响。长征期间，红军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就是红军的真正灵魂。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对其他红军长征历史却很少了解。这是因为党中央、中央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所以，中央红军长征显得名正言顺，加之红一方面军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编写传史，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更重要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因张国焘的“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出现扩大化的倾向，波及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后来西路军的失败，使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心情来写自己长征的经历。所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的叙说就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从政治高度开始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宣传，通过建立红军纪念牌、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形式，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并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可是《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能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作为党内参考史料。这一次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文字上又略做修正，而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去联络》、莫休《一天》等五篇文章。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五十一篇，也没有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五篇。

　　在人们的记忆和印象中，长征中的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常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的转折，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记述了干部团几个红军干部于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店主因生意好，炒辣鸡的质量由好变差的过程，作者还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街上裁缝铺改做皮衣，被贪财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何涤宙的文章里没有一字提到遵义会议，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般红军干部，在当时环境下又不在核心层，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而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识已逐渐程式化，删除《遵义日记》一文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它几篇文章被删去背景原因也基本相同。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演变。

　　195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回忆录《星火燎原》开始出版发行，参加过长征的许多老将军纷纷发表自己的长征回忆录，写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方面的老同志，大多数都是从侧面反映长征历史，突出红军将士革命大无畏精神和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从50年代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精神，向总结长征历史经验转化，1959年，刘伯承元帅的《回忆长征》一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回忆长征的重量级文章。到60年代初，特别是1963年之后，对长征和叙述更加突出了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强调毛泽东同志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文革”十年里，对长征的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产生了重大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中央领导同意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正式出版并在国内广为发行，为人们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1981年底《彭德怀自述》问世，接着又在1984—1987年间出版了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一大批参加过长征的老领导们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限制而遮蔽的历史真相展示出来，极大丰富了长征历史的叙述。

　　2006年10月19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时刻，《红军长征记》又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重新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五篇已全部补齐。时隔八十年，从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又一次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牺牲的战斗生活。

　　(本文作者：缪平均：陕西省档案局资料室调研员;曾文芳：陕西省委党校副研究员;刘文强：陕西西京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