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学军：陕甘革命根据地“两点一存”的原因与价值

　　一、陕甘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贾拓夫等为代表的陕西老一辈共产党人，创造性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创建了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在内的革命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先后形成了寺村原、照金、南梁三个中心(统一为陕甘根据地后转移到甘泉下寺湾);陕北根据地形成了安定(今子长)和绥米佳吴清及神府几个中心区域。这块根据地因为处在陕西和甘肃两省境内，所以称为陕甘革命根据地。

　　陕甘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扩大为陕甘宁边区，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本营和总后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两点一存”的由来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的强力“围剿”和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下，南方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各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统称为长征。红军长征途中前后七次改变落脚点，经过千难万险最终选定落脚在当时全国唯一较完整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陕甘根据地。

　　长征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就说：“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5、187页。】。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这个陕北指的就是陕甘根据地。在1947年7月22日，在党中央转战陕北途中的小河会议上，习仲勋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

　　习仲勋也有过明确的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261页。】。

　　这就是后来的研究者将此概况为“两点一存”说法的来源。

　　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落脚点，不仅使长征中的党中央和红军终于“落了地”，而且它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党中央就是在这个落脚点上摆脱了中国革命失败的局面，走向新生。作为出发点，不仅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从这里出发去抗日前线，而且它清算了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经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什么会“硕果仅存”?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照金时指出，对陕甘根据地历史一定要好好研究。此前，视察南梁时特别强调，“当时全国有十多个革命根据地都相继沦陷，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刘志丹等同志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和边区的实际结合起来，没有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会‘硕果仅存’?我们要加强研究。”(《陇东日报》2009年6月17 日)

　　陕甘根据地为什么会“硕果仅存”?

　　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人类全部历史实践得来的成功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既是一种指导实践走向成功的方法，又是需要以大无畏的勇气始终坚持的一种精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不论在什么环境和压力下始终坚持做到就更加艰难。

　　纵观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实践贯穿始终。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几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打击和排挤，甚至屡遭不测，几乎危及生命，但他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艰苦的探索和实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始终坚持胜利的道路。张秀山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上说：以当时的情况看，虽然那时候并不是精通马列主义，熟悉辩证法的人，可是思想方法是从客观实际来的。我们根据党的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红军、创造苏维埃的总的任务，在陕甘边区的社会情况下，怎样把实际事情办好。必须先建立武装，再搞政权和群众工作，再建立地方党。在长期的战斗中，在胜仗和败仗中，我们懂得了武装和农民结合的道理、什么是游击战争、什么是游击战术、什么是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应该建在哪里，懂得了一些政策。(张元生《对陕甘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思考》)从“三色论”到“三窟论”，从“七月决议”到“十大政策”，无不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颇具地方特色又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陕甘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建党、建政、建军的政策方针。

　　因为实事求是，坚持和创造性地贯彻了不“左”不右的指导方针，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确立了正确路线，也为我们党形成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这也是老一辈陕甘共产党人最为突出的政治品格、陕甘革命根据地方针路线的精髓要义。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刘志丹等人创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历，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极具典型意义的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的教科书。这里既有坚持的艰辛、痛苦与喜悦，又有反对、惧怕所表现出的形形色色的“左”的和右的干扰破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刘志丹等同志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和边区的实际结合起来，没有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和边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十分鲜活形象的展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可贵与艰难。

　　其次，是有一个以刘志丹等人为杰出代表的优秀革命群体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召开的小河会议上，毛泽东评价陕甘革命根据地时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名干部。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毛泽东的评价对认识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指导性。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等一批陕甘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刘志丹是其杰出代表。这些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面对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身险囹圄，被错误“肃反”，他们都能以革命大局为重，始终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正是因为他们具有的坚强党性，博大胸怀，忍辱负重，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抵制和消除了“左”右倾错误的影响，使整个根据地始终保持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为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在陕甘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革命群体，始终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大局为重，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不搞宗派，不搞小团体，使革命队伍愈来愈强，根据地越来越大、越巩固。

　　三道川事件，旬邑事件，宁县早胜事件，三嘉原事件，“南北分家”，“红二团南下”，陈家坡会议等，战胜一次次挫折，在艰难困苦中，为发展巩固陕甘边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3年7月省委遭破坏，中共陕甘边特委与省委失去联系，刘志丹、习仲勋等从陕甘边的实际出发，制订了一系列符合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政策，独立自主的取得了辉煌成就;阎家洼子会议中，刘志丹等面对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驻北方代表来信的无端指责，坚持从实际出发，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没有失败，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其灵魂人物、陕甘革命根据地最重要的领导人刘志丹的特殊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刘志丹是陕甘革命根据地革命群体的杰出代表，以其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识，发挥了核心与灵魂的实际作用，是陕甘根据地党和军队当之无愧的真正领袖。正如党中央高度评价的那样，刘志丹“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之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的结果。

　　陕甘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除刘志丹、谢子长英年早逝外，许多人以后成为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144名代表中，有60多人在陕甘根据地工作过，约占755名七大代表总数的8%，他们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深情实际的群众工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地处大西北，近代以来贫穷落后，反动统治野蛮残暴，人民群众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反抗斗争，从张献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中共陕甘地方组织的努力奋斗，使陕甘人民既有传统的反抗意识，又有革命理论的引导。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关心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并不断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群众团体，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红色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也成为深受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

　　刘志丹等自幼就生活在群众之中，深知群众的疾苦与诉求，早就萌发了改变悲惨社会的壮志。在革命实践中，他们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时时处处注意维护群众利益。部队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都要找当地群众谈话，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他对陕甘边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称他是“活地图”。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称呼“老刘”、“老谢”、“仲勋”。由此产生的很多陕甘民歌就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承认：“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边民：《陕北共匪猖獗的原因及今后围剿之步骤》，原载《秦风》1934年11月，现载《志丹文库·刘志丹卷(下)》，第1241页。】习仲勋等采取挨门挨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每到一个地方，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群众发动起来后，立即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等，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苏维埃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土地革命等均起了很大作用。历史证明，陕甘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与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陕甘边区的群众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称赞，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王首道：《中央为刘志丹平反》，《刘志丹纪念文集》，第407页。】他评价刘志丹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评价谢子长为“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赞许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十大政策》，对土地、财经、粮食、社会、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的利益。坚持和创造性地开展了“血浓于水”的群众工作，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打牢了坚实基础，也为我们党完善群众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

　　随着红色区域的扩大，红军的影响深入人心，青壮年农民和贫苦灾民踊跃参军，壮大了革命力量，为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34年5月，在华池南梁阎家洼子，为保住游击队活动方向的秘密和主力红军掩藏的枪械弹药，42名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他们这种宁可被杀头、也不出卖革命的牺牲精神和悲壮事迹，气壮山河、可歌可泣，是党和群众血浓于水深情的真实写照。正是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大力支持红军和革命事业，陕甘革命根据地才立于不败之地。

　　陕甘根据地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的生死相依的鱼水关系，成为我们党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再次，独特的地理环境、政治生态和务实有效的统战工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北连浩瀚沙漠，南接渭河流域，西靠六盘山麓，东临天堑黄河。陕甘边根据地地处桥山山脉，梢林茂密; 陕北根据地地处白于山脉，沟壑纵横。两地的共同特点是，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适合游击活动。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了国民党军队优势装备的发挥，十分利于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是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

　　同时，这些地方又都是远离大中城市的偏僻农村，敌人统治相对薄弱，有利于所谓“梢林主义”、“梢山主义”道路，也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中原大战爆发前，西北地区处于冯玉祥新军阀统治之下，国民党中央政权鞭长莫及。中原大战爆发后，冯玉祥的部队开赴前线，西北各地武装乘机而起，争夺权力，互相混战。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在东南部地区，陕甘根据地地处陕甘宁晋绥蒙几省边界，驻军多为杂牌军队和地方军阀，统治力量相对薄弱。陈国璋、苏雨生、谭世麟、井岳秀、马鸿宾等拥兵自保，勾心斗角，非常利于红军周旋其间。

　　这一时期，陕甘周边先后存在着鄂豫皖、川陕、鄂豫陕、陕南诸多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集团的大量兵力，客观上对陕甘根据地也起到了策应的作用。

　　从总体上说，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国民党统治政治生态“薄弱的一环”，这为陕甘根据地的存在也提供了时间与空间。

　　巧妙利用当时陕甘地区这些天时地利的外部环境，努力争取人和，积蓄革命力量，创建、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成为刘志丹等人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全面贯彻党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工作方法，创造出了具有特色的统一战线实践经验。实际工作中，他们坚决抵制“左”倾关门主义，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革命任务，有针对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针对这种复杂的状况，陕甘党和红军采取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针，在地方军、民团、土匪和哥老会中开展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探索出一套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

　　中共陕西组织自成立始，就有着较好的统战工作传统，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共陕西组织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靓点之一。刘志丹等人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在根据地开辟过程中注重同国民党军队中进步人士“联合”，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等，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成为解放军的中将、少将。根据实际情况，同哥老会首领马海旺结香堂、拜把子。发展马锡五为党员，团结白文焕、郑德明等一批哥老会首领。对于民团，刘志丹认为要根据其对红军的态度区别对待，“凡与我军为敌对抗，我有力量消灭的，坚决消灭，暂时消灭不了的，待我力量壮大，再消灭之;凡向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保持中立者，则尽量继续争取他们，维持现有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团结教育民团首领参加革命。争取教育非法武装，走革命的道路。在兵运工作中，刘志丹、谢子长等多次深入非法武装队伍中启发其阶级觉悟，教育其同情红军或者走上革命道路。如教育赵连璧、贾生财、杨培胜、师储杰、郭宝珊等参加革命。这些人士都为陕甘根据地的创建帮过忙，出过力，有的被国民党枪杀，有的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正如习仲勋所说：“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抢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

　　由此可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使根据地日益壮大。

　　最后，“左倾”错误路线迟迟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和中共中央及时到来力挽狂澜，使陕甘根据地最终得以保存

　　陕北特委于1928年4月在绥德成立，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0年10月，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改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12月，恢复中共陕北特委，划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1931年春，陕北特委遭受大破坏，机关工作陷于瘫痪。6月，中共陕北临时特别区委重建。1933年三四月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耀县照金相继成立。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陕甘边特委与省委联系中断。当时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经过层层指示才能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在客观上为陕甘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自主奋斗、实事求是的条件。

　　在中国革命艰辛探索的征程中，各根据地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错误思想倾向特别是“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陕甘革命根据地也不例外。以刘志丹等同志为代表的陕甘根据地领导人，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坚决彻底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这是由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重要的原因之一。毛泽东评价说，“这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这些都充分说明，陕甘边领导人花了很大代价找到的不“左”不右正确路线，正是我们党坚持和践行实事求是思想的生动实践。

　　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解放日报》1943年4月23日。另外《延安公祭刘志丹同志》(《解放日报》1943年4月24日)中也有引述。】，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

　　正是陕甘根据地领导人对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错误干扰破坏的坚决抵制与勇敢斗争，使得主要是左倾路线虽来势汹汹、几经反复，但始终不能占据主导地位，才使得陕甘根据地得以曲折前行、发展壮大。这一历史过程中，生动体现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党的曲折发展时期，擅于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的政治方向、非凡的胆识才干巧妙结合运用于实践之中的高超的工作与斗争艺术，值得深入研究、总结与学习。1935年九、十月间，正当反“围剿”斗争处于紧要关头时，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开始错误“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顾全大局，与陕甘根据地党和军民做出了巨大牺牲。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党中央获知陕甘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时，及时纠正肃反错误，将被关押的陕甘群众领袖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解救出来，消除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面临的危机。随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奠基礼。陕甘根据地以最终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奠基性的巨大贡献而彪炳史册，永放光辉。

　　(作者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