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琦：西北根据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等在中国的西北创建了一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也是全国唯一经历了三个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坚持到新中国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因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共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得到史学家和社会的认可，官方的承认。但是在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倾向性问题，需要思考研究。

　　一、对陕甘边根据地几次重要会议的再认识

　　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西北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有几次十分主要的会议直接影响着根据地发展、壮大，也有些会议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在研究中要实事求是，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要过多追究个人责任，重在总结经验教训。

　　一是1929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在红石峡召开的特委扩大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提议，确定了用红、灰、白三种方法创建红军的决策，既是一种正确的建军方法，也是一种实行统一战线行之有效的策略，在以后的实践中证明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二是陈家坡会议。1933年8月中旬，在红2团南下失败，中共陕西省委遭受大破坏，国民党当局不断围剿，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处在无主力依托的危机情况下，王泰吉带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黄子祥率领的刚刚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4团、以及耀县县委领导的耀县游击队来到了照金，与李妙斋、习仲勋指挥的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汇合。四支部队如何统一指挥，发挥作用?根据地向何处发展?成为陕甘边根据地领导急需要解决的问题。14日，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边区军委书记、革委会副主席习仲勋等召集特委和几支部队的负责人在陈家坡开会，研究上述问题。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尽管有些同志意见不是十分正确，如统一四支部队，谁来领导?一部分支持王泰吉，一部分人反对;一部分坚持游击队分散活动，一部分坚持统一行动在陕甘边界一带。各种意见、建议畅所欲言，经过充分讨论，秦武山、习仲勋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采纳了正确的意见，决定建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四支部队，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军事上，坚持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发展陕甘边根据地。这次会议是一次重大的转折，改变了杜衡执行的左的错误做法，统一了发展思路，统一了人心，决定了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方向。同时，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说服的方法统一认识，没有胡乱指责，进行组织处理，使大家心悦诚服，保障了会议决策的实施。

　　三是包家寨会议。1933年11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划分三个战略区，以南梁为中心居中策应;恢复26军，鼓舞了士气，同时便于与游击队配合开展外线与内线作战;三个战略区的划分及建立，使红军回旋余地更加扩大，更加有利于恢复照金苏区，开辟南梁新苏区，同时可以与陕北根据地南北呼应。因此包家寨会议是根据地发展中一次重要会议。

　　四是阎家洼子会议。1934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带领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来到南梁，与中共陕甘边特委举行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陕甘边根据地如何支持陕北根据地配合反“围剿”斗争的问题。决定谢子长兼任42师政委;42师派第3团随谢子长到陕北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同时在这次会议上陕北根据地负责同志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错误的指责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的错误。陕甘边根据地负责人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进行了总结，因为要研究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问题，对错误的批评没有进行讨论。

　　这次会议使两个根据地加深了了解，为以后统一打下了基础。但是，当时由于要解决反“围剿”问题，没有对两封错误信件进行反驳，使郭洪涛依据此信内容写了《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在《西北斗争》上发表，埋下了以后错误肃反的祸根。

　　二、刘志丹向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送信了吗?

　　200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有人在《光明日报》著文，分析说当时红十五军团曾经派人到甘肃、青海一带寻找中央;《红色铁流》一书中写到“10月10日，陕甘支队主力抵达镇原县三岔……，正当部队宿营时，刘志丹派来寻找中央红军的代表也到达三岔。毛泽东看了刘志丹的亲笔信后……宣布：我们的陕北红军派人来接我们了。”这些演义、猜想不知有何根据?

　　毛泽东是否见到刘志丹或者红十五军团派来的人，在中央红军干部、战士的回忆里没有见到踪迹，在《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里也找不到根据。在《毛泽东年谱》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在9月20日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10月10日，毛泽东是到了镇原三岔，但是没有记载见到西北红军任何人。16日在木瓜城一带，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休息一二天……一面派人去苏区联络。”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见到刘志丹或者十五军团任何人，若见到了，就不必“一面派人去苏区联络。”10月18日，毛泽东在保安县铁边城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发言“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可见这时仍然与西北红军没有联系上。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期间“会见了红十五军团前来联系的同志”，这是《年谱》最早见到西北红军的记录。《毛泽东传》也是如是记述，这也是比较权威的记述。同时我们也知道，刘志丹“在10月9日或10日，在瓦窑堡被捕。”在此前，刘志丹身为副军团长不可能不经过其他领导就派人去同中央联络，同时西北红军也不知道中央在哪里，要到什么地方去。之后，刘志丹就被关押，也就没有可能了。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提到，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我们从缴获的敌人文电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秦州。”这说明，只知道中央到了甘肃，并没有提派人之事。同时《郭洪涛回忆录》里也写到：“高岗说朱理治同志和我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同意程子华同志的建议，红十五军团继续向南出击，调敌北移，以保卫陕北根据地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身为西北代表团团长、陕甘晋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和副书记郭洪涛所说的迎接是战略的配合、策应，没实际没有派人前往。以上的实证、旁证、佐证都说明十五军团也好、刘志丹也好并没有派人与中央红军联。

　　三、深入研究上世纪30年代在陕甘组织的武装起义

　　为配合陕甘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壮大红军陕甘游击队，上世纪30年代中共陕西省委多次发文件进行部署，并派干部到国民党部队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先后组织了两当起义、凤翔路口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永丰起义、蒿店起义，耀县起义等等。

　　如何认识这些起义，第一，为这些起义正名。过去一般将这些起义称为兵变、兵暴。多年来陕甘两省对这些起义称谓不一，有称兵变，也有称暴动，也有称起义，莫衷一是。在2012年纪念两当起义8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看法仍然不一，我以为应该称为起义，这样较规范和准确。理由如下：一是《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兵变”是指军队的哗变;“暴动”是阶级集团为了破坏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而采取的武装行动;“起义”是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的武装革命，有时也指反动集团的武装力量背叛所属的集团，投到革命阵营。很明显“兵变”是指部队因各种原因而发生的哗变，没有目的，没有政治内容;“暴动”有目的，就是破坏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有政治内容，但它是中性词，工人阶级可以暴动，资产阶级也可以暴动;“起义”则不一样，目的很明确，就是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的武装革命，是褒义的。两当等几次起义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带有明确目的，是为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的武装革命，建立红军游击队，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的称其为起义。中国共产党研究自己的历史，就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历史事件。

　　二是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要拘泥于历史上的称谓。这些起义后，一些起义的参加者甚至领导者写的回忆材料中也使用了“兵暴”、“兵变”这样的称谓，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称共产党组织的起义为“兵暴”、“兵变”，因而一些历史文献、老同志的回忆也采用了“兵暴”、“兵变”一词，我们不能苛求。同时，历史上我们也将一些起义称之为“暴动”，如过去我们党史书中提到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渭华暴动等等。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研究，在中央和各级党委审定的党史基本著作中(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已经将共产党组织领导的这些军事行动称其为“起义”，不再称“兵变”和“暴动”。

　　因此，我们应统一认识、统一提法，统一宣传口径。但是，历史文献、老同志的回忆可以保持历史原貌，个人研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第二，充分肯定上世纪30年代的几次起义。这些起义是中共陕西省委在上世纪三十年初期部署的一系列起义。从1930年到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连续多次发出文件、指示，要求开展兵运工作，发动起义，扩大红军，创建陕甘新苏区。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大批的共产党员深入国民党军队，发展党员，进行起义准备。经过准备，主要发动的起义有：1930年的乾县起义，1931年的赵伯经起义、1932年的两当起义、凤翔路口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永丰起义、蒿店起义，1933年的耀县起义等等。其中两当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耀县起义规模比较大，相继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第3、第4支队，第3大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除高鹏飞领导的起义人员和耀县王泰吉起义的部队与红军陕甘游击队汇合外，其余有因准备不足，或者指挥失当，相互配合不够，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没有与农民运动结合，没有与当地中共组织相联系，所以都失败了。但是，这些起义对于鼓舞人民坚持斗争，武装推翻国民党发动统治，培养和锻炼军政干部，配合、策应红军陕甘游击队，打击敌人，开创陕甘边根据地，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纪念陕甘边根据地创建80周年之际，我们要加强研究，深入探讨，弄清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宣传、弘扬革命传统服务，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智力的支持。以上提法不一定正确，借此就教各位专家。

　　(作者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