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琴 冯明放：试论陕南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贡献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在今四川巴中、达州、南充、广元和陕西汉中五市建立了全国第二大赤色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四川接壤的陕西镇巴、宁强、西乡、勉县、南郑五县的南部区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简称陕南苏区。陕南苏区始于1932年12月底，止于1935年4月，历时两年四个月。陕南苏区的地下党组织和人民在极其困难的环境条件下为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打败四川军阀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为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陕南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前的落脚点

　　(一)陕南成为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前的落脚点，与红四方面军能够坚持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的总方针和党的六大制定的中国革命现阶段十大政纲是分不开的。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南之后，立即一边休整，一边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10多个村的工农民主政权和两支游击武装，保卫苏区，进行土地革命，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倍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陕南山区的农民一经解放，他们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据汉中地区有关县在建国初期的不完全统计，陕南苏区共没收分配土地51000余亩、粮食1456万余斤。分得胜利果实的农民喜气洋洋，生产和革命积极性倍增。红四方面军在陕南受到了陕南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的热烈欢迎。有资料记载，“红四方军进兵陕南，陕南人民欢欣鼓舞，沿途送茶水、抬提架、运粮草，风云涌地支援红军。”、“人们团团围住了部队，把战士们搀扶到家里，换下了破烂不堪的衣服，端出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又眼中含着泪水给我们洗脚上药。到了这时，我们这些挺过了那样艰难困苦的硬汉子，也都不禁流下了热泪。”

　　(二)陕南成为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前的落脚点，与红四方面军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的小河口会议是分不开的。红四方面军12月9日进抵城固西北的小河口，在此召开了一次决定红军去向的关键性会议——小河口会议，会上红四方面军的部分中高级干部对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西北革命军委员会主席，中央的全权代表)推行王明路线，搞“左”的一套和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无止境地长途转移也提出一次公开批评斗争，确定了在陕西建立根据地的根本方针。这次会议，红四方面军停止了盲目西进，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维护了党的团结，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全军上下重新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当红军赤身渡过汉水，胜利进入上元关、私渡河、钟家沟以后，军事上获得了很大的主动权。敌人追击部队已被抛在遥远的关中和安康地区。至此方面军结束了历时两月行程三千里的长途跋涉，摆脱了西进以来的被动局面，并且得到了有效的休整。

　　(三)陕南之所以成为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前的落脚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红四方面军在钟家沟会议上坚持从实际出发，确定了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红军总部住钟家沟后，根据四川境内军阀混战，无暇北顾，川北防务空虚，经济和地理条件较之陕南更为有利的实际情况，遂于12月15日，在陕南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和意义，决定首先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再待机向外发展，将川北、陕南连成一块。会上徐向前总指挥宣布了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这一决定传达给全体指战员后，犹如吃了“定心丸”，清除了认为盲目入川的顾虑。钟家沟会议是向川北进军的誓师会，是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动员会，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后，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向川北的大进军。12月19日，红军主力相继撤离西乡向四川开拔，21日到达四川通江两河口后，不到一个月时间，红军就解放了通江等县，迅速在川北打开了局面。

　　二、陕南党组织出色的工作为川陕根据地建立提供了保障

　　陕南党组织在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方面作了很多贡献，老将军傅钟在《陕南党组织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的重大贡献》一文中写到：“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发展那么快，和陕西地下党的支援是分不开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及其陕南苏区的创立与发展，也为党领导下的陕西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甚为有利的政治军事条件。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特别加强了党对陕南国民党反派统治区革命斗争的领导，积极地支援配合整个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红军入川前抵达汉中盆地后，陕南地下党组织立即给红军总部送去了急需要的军事地图，发动群众，张贴标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红军的性质和政策，欢迎红军。先后发出“欢迎红军的宣言”和告市民告兵士书等1000余件小传单，号召青年参加红军，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中共城固县委马上筹建地方武装，牵制敌人主力，保护红军安全过境。中共洋县县委开展了“一双草鞋运动” 。人民群众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红军活动，捐募背心、草鞋、粮食、肉类等物资，积极支援亲人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后，陕南地下党组织又积极扩大红军之友社的组织和活动，发起大规模的为红军募捐的运动，组织红军慰劳队，宣传红军战斗消息，揭破敌人反动宣传，配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和陕南进行的几次大战役，陕南苏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都组织人数众多的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救护伤员，运送物资，洗衣补服，在支前工作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勉县县苏维埃政府筹措粮食五万多斤、肥猪30多头，各地群众主动给红军送粮食，送酒肉，送草鞋，送毛巾，一片军民鱼水情。陕南苏区的人民群众还踊跃参加红军，壮大红军的力量。据汉中地区有关县在建国初期的不完全调查统计，陕南苏区共有4370多人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参军的特点，是党员带头，群众争相报名，地方武装人员一批接一批集体参加红军，出现了许多父子、夫妻、兄弟以至全家几代人同时参军的动人情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面积尽管达到42000平方公里，但这一带山地多，耕地少，经济十分落后。就是这样一个十分落后的地区，早在70多年前，就提供了正规红军和中共各级党组织、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等十几万人的后勤保障，负担比例按根据地鼎盛时期的人口计算也达到约3比1的比例，大约每三人就负担一人。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川北、陕南人民所做出的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

　　三、陕南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的活动减轻了川陕根据地的压力

　　1933年12月19日，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天，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红四方面军对陕西进攻中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党的紧急决议》，同天，中共陕南特委发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发动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创建汉南新苏区》的紧急通知，明确提出 “动员雇农分配豪绅地主粮食、土地，游击队积极解除豪绅地主武装，组织攻击白军小部队，破坏敌人交通运输，抢夺敌人粮秣，配合红四方面军军事行动”，发动群众在西乡、城固、洋县、褒城、南郑、勉县、宁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苏区。原陕南军委主席、游击队负责人陈浅伦、陈子文等，主动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与方面军派出40余名干部和由中央、省委和陕南特委先后派来西乡工作的李艮、刘瑞龙、孟芳洲等一道组建了第一支人民武装“川陕边区游击队”。下辖8个中队，共360多人。形成了以马儿岩为中心的一片区域，不久，游击队发展到一千多人。1933年1月6日，红军解放通南巴后，中共陕南特委为更好地配合红军行动，作了《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 “川陕边区游击队”在陈浅伦等指挥下，曾多次与敌作战，打击敌人。在敌我悬殊，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求得了生存和发展。1933年2月24日，以川陕边区游击队为基础，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下属三个团，共13个连，一个教导大队，陈浅伦为军长、李艮任政治委员，共计两千余人。在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中，开辟了面积达25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和400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从此，红二十九军的旗帜就飘扬在陕南地区辽阔的土地上。红二十九军被敌人破坏解散后，红四方面军派刘瑞龙任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他把战斗失散的红二十九军干部、战士120多人组成两个排的兵力，合编成“陕南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开展游击斗争，进行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陕南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两年多的活动减轻了川陕根据地的压力，有力的保障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北线边境的安全。

　　四、陕南地下党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开辟了红色交通线，缓解了根据地的压力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后，蒋介石一面急令十七路军孙蔚如部在陕南，刘湘、田颂尧等部在四川，形成对红四方面军的包围并进行围攻;一面却派嫡系胡宗南等部进入陕甘对非嫡系的杂牌部队实行“监军”，企图在地方杂牌部队与红军互相攻杀中既消灭红军又剪除地方军事集团，坐收“渔翁”之利。十七路军是以杨虎城将军为总指挥的西北地方军事集团之一。杨虎城为了既能保存自己的实力，又能最终将胡宗南等部挤出陕甘，粉碎蒋介石的阴谋，经与其高级参议、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运筹帷幄，决定与红四方面军达成谅解，实现默契合作。与此同时，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为杨虎城部和红四方面军达成统一战线提供了基础。1933年5月通过在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司令部任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和杜斌丞的努力下，杨虎城写信给武志平，让武志平佐理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并密派武志平为代表，持其亲笔信函赴川北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系。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中共川陕省委对十七路军的此举极为重视，即以川陕省委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为代表，同武志平赴汉中与孙蔚如进行谈判。双方经过数次恳商，互相取得谅解，于9月24日圆满达成以“互不侵犯，共同反蒋”为中心内容的秘密协议。同年10月初，杜斌丞又受杨虎城之命亲赴汉中，促孙蔚如同红四方面军的合作继续巩固下去。川陕革命根据地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的开展为党和红军落脚大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一定准备，不仅在当时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打击敌人，而且推动了后来与西北军、东北军及西南地方军阀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秘密协议”的达成，挫败了蒋介石的罪恶阴谋，川陕革命根据地北线出现较为平稳的军事态势，从而使得红四方面军有力南挥，不断取得川北战役的重大胜利。在此情势下，中共陕南特委和十七路军中的党组织充分利用有利形势，以汉中为起点，相继建立起三条通往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一条是经南郑县的牟家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羊圈关、西河口、碑坝，进入川北苏区，一条是经南郑县的牟家坝，城固县的二里、大盘坝、天明寺，再经南郑县的法慈院，进入川北苏区;一条是经城固、西乡、镇巴边，进入川北苏区。为组织好各条红色交通线的运输工作，一方面陕南党组织在汉中城内国民党卸职县长、民主人士李世英的公馆和三十八军十七师国民党特别党书记袁作波(中共地下党员)的公寓，建立了两个交通站，负责集中物资;一方面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川北苏区边组织了物资转动站，负责接转运物资。红色交通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断将重要的军事情报和大批军用物资顺利地运往川北苏区。

　　五、陕南战役打乱了敌人的部署，配合了红军的长征

　　1935年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为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 牵制敌人力量,以减少红一方面军前进中的困难，实行西进计划。2月3日红军发起陕南战役，22日战斗结束，红军攻占了宁强、沔县和阳平关重镇，直抵南郑城郊，歼敌四个团，敌军连忙调整部署，调动重兵向川陕边境增援。红军见达到作战目的，遂回师北上，准备渡江西进。陕南战役乱了敌人“川陕会剿”的部署，达到了迷惑调动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红四方面军取得陕南战役重大胜利的震动下，敌人惊慌失措，连忙调重兵向陕甘边境增援，这就为红四方面军继续西进和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条件，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总之，陕南苏区对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上这是尽人皆知的，解放后这一史实也在多位老将军的回忆录中有所提及。也正因为这一点，红四方面军所建立的根据地才以“川陕”命名。遗憾的是，这一点在近年来的一些文章中有所淡化，本文之所以强调此问题，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1987年3月。

　　2、《陕南苏区的怀念》中共汉中地委党史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3、《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7年7月。

　　4、川陕革命根据地简史

　　(作者分别为中共宁强县委党史研究室科员、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