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平均：合作社经济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它包括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三种形式。合作社经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部队、机关、学校人员组织起来，开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商品流通，调剂有无，这为发展边区经济，战胜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实现丰衣足食，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今天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并大大发展了生产”。

　　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经济，在边区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缺乏完整的统计数字，但其发挥的作用确实是巨大的，在边区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

　　第一、合作社经济是边区人民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

　　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广大的个体农民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生产热忱提高了，迫切需求组织起来，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边区的农业劳动互助的主要形式是扎工队，唐将班子和劳动互助组。扎工队或互助组是由几个劳动力或十几个劳动力组成的，多数带有季节性。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少数规模较大和长期性的互助组织。有些大的互助组织把一个自然村或整个行政村的男劳力都组织在一起，且常年不散。农业劳动互助组织的发展充分说明了，“无论是在农业劳动上以及水利、消费、运输、信用、手工业(包括妇女纺织)上，当他们分散为个体经营时，就显得软弱无力，没有前途，而一经适当地组织起来，合作起来，就得到空前发展，有了广大的前途”。这里举出一些因组织起来而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农民生活得以改善的例子：延安吴家枣园，全村1942年产粮l41.5石，1943年增加为259.7石，增加80%。安塞马家沟村，1942年产粮83.7石，l943年增加为160石，增产86%。淳耀县白塬村1943年比1942年增产粮食200石，亩产比没有实行劳动互助的邻村高出0.7斗到1斗。组织起来促进了生产发展，既扩大了耕种面积，又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赤水县劳动英雄陈建白说：“变工的好处是可以多种多锄多上粪，所以别人的地打三斗，我们的地能打五斗。”据延安碾庄变工队的统计：一个劳动力不变工时种地11垧零9亩(每垧3亩)，收粮6.45石，变工之后种地17垧零13亩，收粮10.45石。1939年以后边区耕地面积逐年扩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牲畜头数逐年上升，实行劳动互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由于实行劳动互助，既提高了农业产量，又增加了副业收入。例如，米脂七里营村共51户，有全劳力40个、半劳力4个，驴21头，耕地512垧，每个劳动力平均耕地12垧。1943年，全村49户参加了变工队，共42个劳动力，18头驴，479垧地。因为实行变工提高了劳动效率，不仅土地耕种比较细，而且腾出9头驴驮炭到米脂城内卖，半年就驮了320次，获利48000元;腾出10个人在变工之余外出做工290天，得工资27000元。连同其他副业收入，这个变工队半年除农业收入外共赚了9万多元，折小米33石，每户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经过变工队与合作社，这是我们为实现边区建设，亦即边区民主政治的新任务，新目标所必须经过的道路和办法。”。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由之路。”

　　第二、合作社经济是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联系的桥梁

　　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的民营经济组织。它既同各阶层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在方针政策上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因此，它成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边区的许多合作社以公私两利的方针，通过自己的业务活动，一方面贯彻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又调剂人民的负担使其更加合理化，并组织人民生产，增加人民收入，激发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1941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造成边区财政经济的极大困难。为了渡过难关，边区政府从这一年开始向人民提出了驮运公盐的任务，以增加财政收入。1941年6万驮(每驮150斤)，1942年即增加为12万驮，为完成政府提出的驮运公盐的任务，由延安南区合作社开创，后来为边区多数合作社所采用：由人民将应交公盐折成代金交给合作社，合作社以这批资金购买牲口组织运输队，盐交给政府，人民所交的公盐代金在合作社还有自己的一份。这样不仅历年都完成了公盐任务，而且免去了人民运盐负担。合作社增加了资产，社员分得了红利。这种利公利私的做法，深为群众所拥护。

　　1939年以前，为了休养民力，边区政府向农民所征收的公粮是很少的，每年只有1万石，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停发八路军军饷，边区的征粮任务不得不增加。1941年增加到20万石(包括夏季借的5万石)。征粮数字的增加，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为了稳定群众情绪，激发他们的生产热忱，一些合作社在政府征收公粮之前，即动员农民按照上年所交公粮数交给合作社，合作社在征粮时替他们交纳公粮，并将该户预交的粮食作为加入合作社的股金，并按股分得红利。合作社在收得农民所预交的粮食之后。代政府保管，在政府来支付之前用以周转盈利。在当时粮食自由买卖的务件下，这样做也是公私两利的，余粮多的农民甚至愿预交两年的公粮给合作社。如在延安南区合作社就有40多户是这样做的。此外，许多合作社将政府向人民征收的教育经费、自卫军放哨费，也从自己的盈利中替人民代为支付了。凡此种种，使政府，合作社和人民三者的利益密切地联系了起来。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它经营的业务范围也日益扩大，成为边区政府发动群众，实行政府经济政策的桥梁，成为边区人民生产，交换、分配的纽带。实践证明：“在地广人稀几乎全部属于小农经济的边区，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组织、倡导人民发展经济，就必须依靠真正群众化的合作社起纽带作用。”

　　第三、合作社经济成为边区农村经济的中心

　　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和变工队等合作组织，在初创时期，作用并不显著，多数合作还带有“官办”的性质，经营机关化，群众甚至把向合作社入股看成是“负担”。1942年推广延安南区合作社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和在经济上真正给人民以利益之后，合作社和变工队面貌一新，涌现出一大批真正为群众谋利益、处处为群众着想的模范的综合性合作社和变工队。这些社、队一般都是以劳动英雄或模范工作者为骨干，群众自己经营的经济、文化、卫生、公益事业的组织。合作社已经不是单纯从事一项业务，而是把生产、供销、运输、信用等结合了起来，并进而扩大到文化、卫生和社会公益等各个方面，成为一个村、一个乡甚至一个区的各种活动中心。合作社最小的有社员150户以上，最多的有3400多户;股金，最少的有350万元，最多的有2900万元。合作社经营业务的出发点，不只是为了自身图利，而是照顾到社员群众的要求;不是单纯经营商业，而是着眼于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如延安南区合作社，1942年即发展为1个总社4个分社，总社附设有4个营业部、1个药房、1个运输队、两个草料店、2个饭店，1个过载行、10个工厂和作坊;社员达1232户，股金总数为210万元，这一年，该社销货总额为1700万元;为群众推销土产价值60万元;组织农村妇女纺纱800人，收入近40万元;运输队100头骡子替人民包运公盐1250驮。此外，还向边区外输出食盐20万斤，毛毡、绒毡等2000余条，羊绒8020斤，换回布匹、火柴、织袜机等大量必需品，由于合作社照本供给社员犁铧、食盐等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使社员免受中间剥削，节省了128200多元。“举凡衣、食、住、行，经济文化，卫生保健，社会公益，合作社都替群众打算，都为群众服务，把合作社利益和群众利益真正结合起来了。”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综合性合作社，1943到1944年在关中、靖边，绥德、安塞等地都有了发展。这种合作社在手工业、妇女纺纱、农民各种消费、农村信用货款、运输、出入口贸易，甚至公粮负担上，都组织了广大的农民群众，替群众谋到了极大的利益，取得了他们全体的爱戴，而成为当地农村的核心。”

　　第四、合作社经济是公营工业的有力助手

　　陕甘宁边区工业非常落后。1938年开始办工业，到1944年，全边区共有公营工厂101家，职工6354人。公营工厂是边区工业的骨干，产品主要是供给部队和机关。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从1937年开始组织的。到1941年上半年，全边区已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31个，其中纺织类20个，服装类5个，食品类5个，化学类1个。共有股金61317元，资金150万元，参加生产的社员300人，只入股而不参加生产的社员约20万户以上。到1945年7月，各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增加到253个，参加生产的社员2920人，股金45000万元，月产值43750万元，成为边区工业生产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陕甘宁边区生活必需品和办公用品中的布匹、纸张，1939年以前主要依靠外地买进。由于经济封锁，纱、布不仅进口困难，而且价值昂贵，绝大多数农民深感穿衣困难。因此，边区政府陆续兴办了一些纺织工业，并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家庭纺织。1943年，边区共有公营纺织厂21个，职工1357人，织机449架，年产大布(长1.4丈，宽2.5尺)32969匹;纺织合怍社38个，织机176架，年产大布6000多匹;另外，各消费合作社比较普遍地组织了农村妇女纺织，参加织布的共42242人，织大布65334匹。上述两项合计为公营工厂所产布的一倍以上，充分显示了合作社在发展边区手工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五、合作社经济是边区运输战线上的一支动脉

　　发展边区经济，最大困难是交通运输的落后。边区主要运输任务首先是运盐，盐是边区的最大富源之一，是出口的大宗，是发展边区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平衡出入口贸易，稳定金融物价的主要因素之一，边区每年产盐40-60万驮，除自己食用外，主要是向外出口，共需驮运25-40万驮。其次是调运粮食，每年约为15万驮，第三是出入口及内地其他货物的运输。三项合计每年运输任务当在百万驮以上。据1943年统计：公家共有运输牲口7386头，大车125辆。加上2辆汽车。公家每年能够担负的运输任务为：运盐64250驮，运粮33125驮，另外担负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运输，其他运输任务主要的还是依赖于发展民间运输来完成，1941年统计，边区民间共有驮运牲口约9万头，是一支重要的运输力量。

　　边区民间运输在1941年以前大部是自流的，主要基础是个体脚户。他们的缺点是无计划、效率低、发展慢。1942年底，边区高干会俭查了历年的运盐政策，决定对食盐实行督产、督运、统销政策，以扩大对外出口。分散的个体脚户无法满足此一要求。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指出：“运盐的组织，要采用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的方式，宣传群众自愿入股，有的出人，有的出牲口，有的出人又出牲口，有特殊情况的人则许其不出;而以赶过长脚富有经验的人及必要的牲口组成运输队”。在边区政府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1942年以后，运输合作社在各地普遍地组织起来，成为边区运输战线上的一支主力 。边区的运输合作分民间合作和公私合作两类，民间合作除旧的形式。“捎牲口“、“伙运”、“朋帮”之外，1943年以后建立了许多新式的运输合作社(队)。经过几年的大力发展，到1944年6月，参加各种类型民间运输合作组织的牲口已有61000头。其中参加新式运输合作社(队)的有6848头。据1943年的统计，全年共运出食盐387603万驮，其中由合作社和民间旧有的运输合作组织驮运的占80%以上，机关、部队运出的占4%，外来脚户运出的占11%由此可见运输合作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所处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了。

　　除上述五个方面外，信用合作的发展在吸收民间游资、组织借贷，抵制高利贷、扶助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则是边区银行的有力助手，仅以存款为例，1945年上半年，全边区信用合作社就吸收存款15亿元，还吸收了3万多块银元和若干首饰。这对发展边区经济起了不小的作用。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

　　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在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在我党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及贡献，而且为建国后在我国发展合作社经济上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从事合作事业的专业人材。这是它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上是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及重要地位的。

　　(作者单位：陕西省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