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丛维：抗战时期邹韬奋的民主政治思想初探

　　邹韬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政治评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出生在清朝末年，成长于北洋军阀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时成为著名的办报人、爱国先驱和民主人士，创办了著名的三联书店和《生活》周刊。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危机时刻，邹韬奋以犀利笔锋怒斥敌寇，反对投降，为民族解放呐喊，为人民民主呼号，并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思想。在辛劳的工作和国民党的迫害之下，邹韬奋不幸英年早逝，但其著述和言说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和精神遗产。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探究邹韬奋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第一，早年的邹韬奋从一名知识分子向民主主义者的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二，邹韬奋对于外国各种民主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比较，以及在中国如何开展民主政治的思考与主张。

　　一

　　1895年11月5日，邹韬奋出生于福建永安的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父曾担任过福州的知县、知府职务，但为官清廉，不置产业。1900年，祖父年老告退后，父亲在福州做侯补官。当时家中境遇已大不如前，有时竟然无米下锅，经常要靠领施米贴补生活。邹后来回忆领“仓米”时说：“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到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母亲在家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景象，只诧异着母亲的脸何以那样苍白。”因此，虽然生长于“官宦之家”，邹韬奋早年生活过得很不宽裕，他很早便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同近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邹韬奋在幼年时代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式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封建思想与旧礼教的熏陶”。这一“熏陶”便是近十年。1909年，邹韬奋进入福州工业学校学习，1912年进上海南洋公学中院(交通大学附中的前身，亦是笔者的母校)，毕业之后，受到父亲“实业救国”的影响，进入南洋公学上院学习电机工程科，希望今后能成为一名工程师。但因为实在缺乏理工科学习的头脑，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始终没有兴趣，甚至因为交通大学理工科要求严格，曾学习累得吐血。邹韬奋自己坦陈“实在不配做工程师”，所以只好于1919年转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到1921年7月毕业时，邹韬奋共接受了十三年的新教育。

　　邹韬奋早年的生活及求学经历，使其早期思想具有了如下特点：

　　第一是朴素的爱国思想。这一点深受其父亲“实业救国”主张的影响，这使得韬奋早期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得以确立。他在1919年发表的《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故吾敬掬诚告全国青年日，汝祖国之魂，方辗转哀号于泥淖之中，望其子孙加以拯救也。拯救之人，非吾青年而谁!拯救之方，非吾青年之奋斗精神而何耶!” 显示出较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思想。

　　第二是朦胧的社会改良思想。邹认为：“国家之改革在使政治入轨范，尤在使社会进化阻碍之腐败制度铲除务尽。为吾国社会进化阻碍之最大者，殆莫甚于家庭之腐败恶习。”

　　第三是强烈的反叛精神。受到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影响，邹韬奋经常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封建礼教非常奋起抗争。比如他曾对《二十四孝经》中郭巨所谓“埋儿获金”的行为加以痛斥，认为“郭臣毫无人心，影响所及，就会杀人媚君，遗害无穷。”充满了对封建纲常礼教的义愤。因此，当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福州光复后，邹韬奋非常兴奋，特约同学数人“拍了一张穿西装戴分头假发的照片留念。”

　　1921年7月，从学校毕业的邹韬奋开始进入社会，进入职业界。几经曲折之下，邹韬奋于1922年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1925年10月，职教社创办《生活》周刊，在第二年的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从此开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生涯。在这一时期里，邹韬奋的民主思想逐渐形成。邹韬奋接手《生活》之后，开始改变原有的办刊风格，提出“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作为刊物的纲领，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这一时期里的邹韬奋认为，要改造社会，就应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作为理论指南，并在《生活》周刊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三民主义”，揭露社会上的丑恶现象。

　　而正当邹韬奋在力求改造社会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侵华行为，以及国民党自身面对这些侵略举动的消极反应，逐渐改变了邹韬奋对现实政治的看法。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广大人民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而当局国民党政府仍奉行对外妥协、不抵抗的方针;对内进行“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扼杀进步力量和进步文化，声称“攘外必先安内”。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大声疾呼，号召救亡图存、团结御侮，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

　　邹韬奋对国民党政策的抨击，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胡宗南向邹韬奋施压，要求其接受“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停止《生活》周刊对政府的批评。但邹韬奋坚持“只拥护抗日政府”。见施压不成，1932年7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禁止《生活》周刊在全国邮递，甚至有些学生因为购阅《生活》周刊而遭逮捕。

　　邹韬奋鉴于当时爱国人士、进步青年不断失踪、遇害，在1932年12月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邹参加的第一个进步政治团体，由此拉开了他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序幕。民权保障同盟“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项自由，根据事实揭露、抨击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的恐怖制度。国民党根本容不得这一团体的存在，1933年6月18日，国民党特务首先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暗杀，并且在暗杀名单上，邹韬奋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在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之下，邹韬奋决定出走海外暂避风头，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考察国外政治制度的想法。因此，邹于1933年7月被迫流亡海外，同时也开始了对欧美各国政治的考察。

　　二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现代政治制度大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英美代表的议会制或总统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一种是以新型的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式民主。对于这两种形式的民主，邹韬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比较。

　　邹韬奋在英国考察期间，曾到英国国会的新闻记者席上旁听过国会议员的辩论，他认为，英国在政治上虽有“巴立门的母亲”之称，但“现在这位‘母亲’倘若不是风烛残年，她老人家的光辉却已大不如前了。”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根本上都是拥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邹指出“资本主义的选举是与财产结不解缘的，结果所谓民主是受着最少数人的操纵。在实际上还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受着百分之四的主人’的统治!”

　　而在对苏联的考察中，邹韬奋则认为，在苏联的今日，民主精神已广泛深入地渗透于全国人民各部分生活中去，凡是与一般国民生活有关系的，无处不充满着民主的精神和实践。因此，苏联的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大众的民主。这种民主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使得苏联已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恐慌的国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处于抗战建国的中国，可以借鉴“苏联民主的办法与成就。”

　　1935年8月邹韬奋从欧洲回国，由于国内的情势危急，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同年12月，由于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的爱国运动，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记录。在这一期间，邹还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在这一时期里，邹韬奋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开展民主有了自己的主张。关于言论自由方面，他认为“中国在现阶段内，抗日高于一切，言论自由，亦应以抗日为范围：凡有裨于抗日的言论，尽量许其自由;凡有害于抗日的言论，绝对不许其自由。”这表明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对于言论也应作具体分析。即一切言论必须以符合抗日的需要为最高准则。在党派平等方面，邹指出：“由于当时政治上的不民主，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起来战胜敌人，就是一个不能不打破的障碍，那就是国民党一党的寡头政治。”必须打破一党制的体制，多党联合竞选，在现阶段暂时实行英国式的实行宪政制度。而关于推动宪政运动，邹韬奋提出了三点原则，“政府应严厉督促全国各地方当局切实保障约法及抗战建国纲领中所规定的人民权利，实为开展宪政运动及树立宪政先声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尊重各方面意见以巩固全国的统一与团结，实为建立真正宪政的最基本原则之二;宪政内容应适应激变时代以促进国家的进步，实为建立真正宪政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三。”

　　综上所述，这即是邹韬奋在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观。归纳起来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邹认为实行民主政治目的是为了抗战建国。第二，抗战建国需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因此，邹韬奋的民主政治观的立足点在于“民”上。第三，邹韬奋的民主政治观仍是以新三民主义为基础，这是为抗战特殊时期联合多方力量而做出的折中。

　　纵观邹韬奋的一生，他无愧于“民主战士”(毛泽东题词)和“爱国志士，民主先锋”(朱德题词)的称号。尽管他的民主观念和构想仍存在幼稚和缺陷，但就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来看，邹韬奋无疑为时代做出了卓越的思想、精神贡献。他的爱国、不畏强权的“韬奋精神”，亦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共党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