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新中国航空壮歌的华航西迁

谱写新中国航空壮歌的华航西迁

张成乐

导语：1956年8月，华航全体教职工、家属及学生约5000人，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大局，怀着“建设大西北，振兴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的决心，毅然放弃南京优越舒适的生活，奔赴条件相对艰苦的西安。从此，这所屹立于紫金山下的航空高等学府，开启了在三秦大地上的崭新发展历程。航院人艰苦创业，扎根西部，献身航空，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和我国航空教育的开拓者。

华航建立，汇聚三校精英

中国的航空高等教育事业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彼时，日寇侵华，敌人倚仗先进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先进的作战飞机狂轰烂炸，长驱直入，中国军民伤亡惨重，亡国灭种的危机笼罩着神州大地。面对我国薄弱的航空事业，一时间“航空救国”的口号响遍全国，催生着我们自已的航空工业和航空工程教育。当时国内著名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发展航空科技、培养航空技术人才的重任。国难当头，一批青年才俊怀着“航空报国”理想，远渡重洋，赴美、英、意、法等国，学习当时最先进的航空理论知识。他们学成回国后，成为了中国航空教育的奠基人。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罗荣安是国立中央大学航空系的创建者；获意大利都灵大学博士学位、年仅30岁的曹鹤荪，被任命为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代理主任，成为交通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著名科学家冯·卡门的博士生范绪箕受命筹建浙江大学航空系，其自行设计建造的3英尺低速风洞，至今仍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教学中发挥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国立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三所学校的航空工程系培养航空高级人才600余名，占当时全国培养航空类人才总数的一半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急需建设航空工业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兴办航空教育成为一项紧急任务。1952年，新中国对高等院校进行大范围调整，将国立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三所高校的航空工程系迁出合并，建立华东航空学院（简称华航），校址设在南京。华东航空学院与北京航空学院（1952年由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四川大学和北京工业学院的航空系合并成立）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表明了中央发展航空工程教育的决心。

华航汇聚三校英才，名师荟萃，俊彦云集。建校初期，主持校务的是范绪箕教授，教师队伍中国家首批定级为一、二级教授的10人，分别是范绪箕、季文美、王宏基、许玉赞、黄玉珊、谢安祜、王培生、胡沛泉、曹鹤荪、梁守，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在国内外航空教育科技界享有盛名；教授中还有留学海外攻读航空工程的先驱、中国航空史的奠基人姜长英，我国航空宇航制造工程学科奠基人杨彭基，直升机专业创始人许侠农及著名数学家孙增光等；此外，还有戴昌晖、周广诚、陈士橹、彭炎午、赵令诚、濮良贵等一大批中青年才俊。

学院刚成立时，校舍不足，华航师生借住在南京工学院。1953年，寿松涛调任华航院长兼党委书记。上任后，他积极筹款，亲自选校址，制定规划，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南京卫岗建起了4500平米的新校舍和一批实验室，初步满足了教学与生活需要。

华航还传承和融合了南大“追求真理、止于至善”的传统，交大科学严谨的风格和“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特色，以及浙大的“求是”精神，在高水平、高基点上起步，成为当时国内一流的航空学院。

在华航新生入学通知书上，第一句话便是“你志愿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理想实现了，我们特向你报喜”。入学后，校园里随处都能看到“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醒目标语。“航空报国”的信念深入每个华航人的内心。

顾全大局，主动西迁

1955年，在高教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工业学校、综合大学校院长座谈会上，根据当时内地国防建设的要求，二机部认为西安需要一所航空院校与当地航空工业建设相适应，南京应该迁出一所。原定南京航空专科学校内迁西安，升格为本科院校。但讨论时，南京航专领导提出，他们既要“戴帽子”（即专升本），又要搬家，困难很大。寿松涛院长从全局考虑，表示华航可以西迁。

回到学校后，寿松涛院长向院党委会汇报了会议内容，随即也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部署。中央分析了国际形势，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并炫耀原子弹的威力，而我国的沿海地区容易遭受敌人袭击，因此国家要发展大西北，未来航空工业的发展重点在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沿海地区要支援大西北。要改善高等学校过于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状况，中央已决定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为使航空教育与航空工业密切结合，国务院决定南京两所航空院校中也要内迁一所。

在党委会上，寿松涛院长说，原定南京航专内迁西安，但他们存在困难，华航最重要的不是生活上的舒适，而是发展，华航西迁，将来会得到国家更多的投资，也有助于学院发展。于是，他在会上主动请缨华航西迁。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并经国务院及高教部批准，华东航空学院内迁西安，改名为西安航空学院，规模由原来的3500人增加到5000人，于1956年9月1日在西安开学。

西迁决定宣布后，广大教职员工因毫无思想准备，抵触情绪和反对之声此起彼伏。有人抱怨，华航新校舍竣工不到一年，就要从大城市迁到大西北；有人说，西安地处内陆，各方面条件较差，不利于学校发展，要办名牌大学还是在南京好；还有人认为，西迁这样大的决定不经商议就匆忙作出，太过草率……当时大部分教职工都是中青年，上有老下有小，祖祖辈辈生活在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生活安定，突然要背井离乡，举家（或弃家远离亲友）迁徙到遥远、陌生、“缺米少鱼”的大西北，一时思想难以转弯。西迁也存在不少具体问题：年迈的父母能否随行，能否适应西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家属工作怎么安排？小孩上学怎么办？祖居房产搬不走，家具等坛坛罐罐怎么长途搬迁……

关键时刻，学校主要领导及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对全院各级各类人员进行耐心细致地思想动员和说服教育。寿松涛院长更是不辞辛苦，一家一户地登门，劝说教职工服从大局，团结一致，完成学院整体西迁任务。寿松涛院长还苦口婆心地做全院学生的工作，希望他们服从国家和学院的长远利益，赞同并跟随学校西迁。最终，华航西迁得到了全院绝大多数人的拥护。院学生会为表示拥护学校西迁，还组织了“南京—西安”象征性接力赛跑。

一旦决定西迁，华航师生员工便立即行动起来。

寿松涛院长亲自到西安勘察新校址，筹划征地和建设。7月，学校派华航总务处处长周奎带队赶赴西安，与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及政府领导联系建校事宜，并组建“西安航空学院筹备处”，在西安进行建校工作。8月，施工单位进驻工地，开始施工。在筹备处工作人员及施工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加上地方领导的重视与关心，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在西安城西南角规划的千亩土地上建起了7万多平方米的教学和生活用房，为华航西迁打下了基础。

1956年8月，华航全体教职工、家属及学生约5000人，在寿松涛院长带领下，毅然挥别紫金山麓，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的豪迈心情，分期分批乘火车前往西安。江苏省和南京市大开绿灯，热情欢送。南京铁路局将中华门车站作为专列运输点，专列装满一列，开出一列，直达西安；陕西省、西安市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给予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西安人民张开双臂，热烈欢迎，给予华航人生活上的悉心照顾；高教部、二机部纷纷来电祝贺……

1956年华航的新生录取通知书上写道：祝贺你被华东航空学院录取，请到西安航空学院报道……当年招收的大多是苏杭、沿海一带的学生，到西航9月1日开学那天，1000多名新生没有一人缺席迟到。

经过一个暑假的搬迁，华航人按预定计划顺利到达西安，9月1日，西安航空学院如期开学，一所以航空为主、从事国防科技高等教育的学府，在古都西安掀开了其崭新的一页。

重新创业，建设西航

尽管西迁前已经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但明显的地区差异还是给刚刚迁来的华航人带来了许多的具体困难。

华航位于紫金山麓、明孝陵和中山陵景区旁，绿树成荫，风景优美。教学主楼是著名设计师杨廷宝设计的，为新民族形式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青砖墙，绿色琉璃瓦顶，十分漂亮。学生宿舍宽敞明亮，有书桌可以自习，每层都有洗澡间。吃饭是八人一桌，四菜一汤，荤素搭配，大米饭管饱。而1956年的西安，社会发展、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等，与南京、上海、杭州相比，相差较远。破旧的城墙，干枯的护城河，城墙与护城河间杂草丛生。除城内四条主要大街路面稍好外，其他路面全是碎石泥土铺成，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公交线路少，交通不方便。西航建设时，正值建筑业“反浪费”高潮，所以基建造价过低，校舍外观土气，质量又差，学生宿舍的隔墙是芦苇泥巴结构；主要道路是碎石路和泥路，一下雨泥泞难走；饭厅是基建时搭的临时草棚，没有凳子，餐桌拥挤。南方人吃惯了大米，吃面食不适应，副食供应也很困难，缺糖少油，买不到蔬菜，很多人因为营养跟不上，得了浮肿病。冬天教室里没有暖气，脚趾头常常被冻得失去知觉。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南方人与西北人在思想观念、待人处事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也需要一个磨合适应的过程。

对于这些困难，大多数师生都在努力克服，但在部分人中也产生了一些怨言。

11月底，有人在男厕所的门上发现了一首打油诗：家住上海市中心，为了事业来西京。天气寒冷过不惯，一心只想当逃兵。在不久后的一次全院同学大会上，寿院长谈到这首诗，他没有批评诗作者，而是对这首诗逐句进行了分析。他说：从第一句可以看出，这是一位上海来的同学，上海学生见多识广、聪明灵活，我是很喜欢上海同学的；这第二句说明他的事业心很强，热爱航空事业，毅然来到西安，应该受到表扬；这第三句是遇到了困难，气候不适应，生活不习惯，这是实际情况，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因为上海是海洋性气候，西安是大陆性气候，温差较大，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这说明学校在帮助同学克服困难上，做得还不够好，应该检讨；这第四句想当逃兵就不对了，建议把“逃”字改成“尖”字，要当克服困难的尖兵，当发扬延安精神的尖兵，当继承革命传统的尖兵，当支援大西北的尖兵，这就是一首好诗了。一席话引发了全场同学的热烈掌声。

广大师生受寿松涛等院领导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以苦为荣，化苦为乐，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渐渐适应了环境，扎根西部，励精图治，再次创业，建设西航。

华航西迁运来了大量设备，安装设备调试试验是西迁后建校创业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教职工日夜奋战，高质量完成了安装调试，及时开展实验、生产，进行项目研究。同时，还进行了扩建和新建，如发动机系建设了引气、喷气发动机和燃烧实验室等。

师生们积极参加二期建校工程，不到一年时间，航院就铺上了水泥路，建起了饭厅、澡堂、大操场。鉴于西安缺少树木，绿化较差，航院在南京等地购买雪松、法桐等树木，用火车运到西安。师生们参加建校义务劳动，挖坑种植，不仅在校内植树，校大门外友谊西路的法国梧桐也是当年西迁师生们栽下的；还在图书馆前建起了假山喷泉花园……华航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在建设西航的过程中，寿松涛院长多次强调要继承发扬名校优良传统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把学校办成社会主义名牌大学、万人大学。他创造性地提出办教育要抓人才、教材和器材的“三才”建设。航院派送苏联培养副博士，自培研究生，派遣进修生；按“少而精”“加强基础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的原则，编写出版了大批教材。

国家对航院的发展也给予了大力支持。1955年，经二机部同意，华航当年60名毕业生中，38名留下做教师，充实了学院教师队伍。1956年，高教部在100个赴苏留学名额中，分配给了西航12个。1956年，二机部决定航院增设压力加工、铸造、焊接、金属热处理和表面保护专业，1957年，增设直升机专业。1956年，二机部还正式下达了航院筹建金属材料及热加工系的任务。1957年，二机部根据国家航空工业布局—热加工类专业工厂如航空锻造厂、航空铸造厂等都分布在西安地区—决定将北航金属材料热加工系整体搬迁到西航，以便集中力量办好航空金属材料及热加工系。1956年，二机部拨给航院的设备费比往年增加了4倍之多，学院利用这些经费，通过国内外订货，基本上满足了各种实验课的开课需要。国家还一次批准航院从国外进口50多台先进设备，极大推进了航院重点实验室建设。航院招生规模也迅速扩大，由1955年的540人猛增到1956年的1236人，1957年又招收810人，使西航在校生人数达到3235人，这其中包括17名研究生。

华航西迁使学院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航院的专业建设、科研成果、师生人数迅速增加，学院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7年10月，西安航空学院与享有盛誉的高等工业学院西北工学院（1938年由国立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组建）合并，正式创建西北工业大学。1970年春夏之交，军事名校“哈军工”麾下的空军工程系整体迁并西北工业大学，军工加盟，西工大如虎添翼。“三强联手”，扎根祖国西北，为铸就今日以领航中国航空、航天、航海“三航”为鲜明特色的西工大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的西迁是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家长远发展制定的伟大布局，除了人们熟知的华航、交大外，同时西迁的还有一大批工厂和大学：1954年，第五军医大学从南京西迁至西安，与原第四军医大学合并扩建成第四军医大学；1956年，苏州工专土木和建筑艺术科、青岛工学院土木系西迁至西安，组建成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1965年，上海机床厂部分西迁到宝鸡，成立秦川机床厂；1965年，哈尔滨第一工具厂部分西迁到汉中，成立汉江工具厂……一代人的西迁，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和工业发展的基础，开始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1999年，国家宣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由此看出，20世纪50年代的大规模西迁，是国家三大战略的第一步，为后两步奠定了基础。

60余年春秋沧桑，荒凉中成长出栋梁，西迁的大树早已根深叶茂，西迁人的赤子情怀，他乡已经变成了故乡。大的时代总会产生让人仰望的巨人，对于那些60余年前西迁而来、扎根西北的人，他们从未想过被人仰望，更多的时候是默默低头耕耘，但他们注定会被历史铭记。

参考资料：

1.陈小筑、汪劲松主编《华航西迁 新中国航空教育的基石》，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西工大党委宣传部编《难忘的岁月—华东航空学院西迁50周年纪念文集》，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赵媛媛、吴闻川、郑飞、郭友军、卢迪：《华航西迁谱壮歌 爱国奋斗成伟业》，载《陕西画报》2019年第3期。

4.司文：《西工大老教授老校友讲述六十二年前“华航”西迁故事》，《西安日报》2018年8月14日。

5.王少然：《华航“西迁精神”是西工大的宝贵财富—纪念华航西迁50周年》，载《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9月第28卷第3期。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