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使命历史的抉择——1956年交通大学西迁

国家的使命 历史的抉择

——1956年交通大学西迁

张 娟

导语：1955年，因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需要，同时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支持西部社会的发展，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6年，交大教职工和学生打起背包，舍小家顾大家，从黄浦江畔迁到渭水之滨。60余年来，他们扎根西部，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为国家输送了27万名各类人才，其中40%留在西部工作，为改变西部落后面貌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与此同时，还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溯源

19世纪末，甲午战败，国家危难。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划归交通部管理，遂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提出将交通部所属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进行合组，定名交通大学。

蔡元培、王伯群、孙科、黎照寰等历任交大校长，广纳贤才，实行“部—路—校”合作，学校得以快速发展，为工业兴国、实业救国输送“第一等人才”。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台电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科研机构、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学术组织，被誉为“东方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工程师的摇篮”。这一时期，交大培养的一位优秀的学生后来成为享誉国际的科学家，他便是钱学森。学校还聘请多位名人来校演讲，其中就包括“国父”孙中山。

抗战时期，时局混乱多变。交通大学被迫迁校上海法租界，后又迁往重庆办学。抗战胜利后，沪渝两地师生汇聚徐家汇校园。

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任命彭康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是一位久经沙场的革命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在教育和哲学方面都颇有建树，被誉为“戎装学者”。

20世纪50年代，中央制订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布局在陕西省的重点建设工程数量居全国首位，西安是全国第二大重点建设城市。但这里的高校数量、学生规模与沿海相比却相去甚远，加之当时的国防形势也十分紧张，综合考虑后，高教部决定缩小沿海城市高校基建规模，并组织一批沿海高校内迁。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党组提出《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地点，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报告经陈毅、朱德、邓小平等人批示，由毛主席签发并通报全国。

1955年4月，彭康接到高教部要求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通知，在第二天召开的校务委员会上，他以“打招呼”的方式将迁校西安这一重大问题讲了出来。教务长陈大燮、动力系主任朱麟五、电机系主任钟兆琳、副校长陈石英等与会成员都表示热烈拥护。彭康随即派总务长任梦林、基建科科长王则茂携带高教部致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在西安按照12000名学生规模，筹建交通大学”的公函，赴西安选择校址。5月，彭康亲率几位教授到西安考察，在省、市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很快选定了西安城墙东南外兴庆宫遗址旁的一大片农田作为建校地：那里视野开阔，土地上无建筑物，不需要拆迁居民，利于迅速建设；不在工业区和商业区，可以避免或减少噪音和污染；距城区不远，便利教工生活；临近在盛唐兴庆官遗址上修建的兴庆公园，文化底蕴深厚，周边环境优美……这样，新校址便确定了下来。学校随即在西安城内北大街通济坊买下一房子，成立西安办事处，负责迁校征地和筹建新校区工作。

为增强师生西迁的信心，学校成立了西北参观团，1956年1月18日出发赴西北考察，受到了时任陕西省省长赵寿山的亲切接见。陕西省委对交大内迁西安的高度重视也大大提高了师生对交大西迁的认同和热情。许多班级写信、写稿给校刊，表达了克服困难、支持西迁的决心。锅炉41班题为《我们向往着西安》的文章写道：“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繁华的上海差一些，这是事实；初去不习惯，也是必然的事。但这种属于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是一定能被克服的。就像有一些树木，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荣地成长、壮大、成荫一样。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依照祖国的安排，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任何一块土地上，愉快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把我们祖国的任何一块地方都建设成美丽的花园。”电制53班提出了“跑西安”的倡议，建议用“上海到西安”的象征性长跑迎接学校西迁。3个月里，有41个班级“跑到西安”，全体同学实际跑步路程累计8万多公里。

为保证顺利开学，西迁方针是边建边搬。1955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及当地人民的热情帮助下，交通大学西安新校园破土动工。建筑工人排除各项困难加紧施工，雨雪天也不停工。1956年8月，交通大学西安部分主体建筑建成，静待师生。

向祖国大西北挺进

1956年9月2日，挂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横幅的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从上海出发，目标西安。路上，师生们齐唱《歌唱祖国》《共青团员之歌》，表达来西安开创新事业的豪迈之情。在彭康校长带领下，学校在册的767名教师中，迁到西安的有537人，占70%；17名党委委员，除一人因工作需要留上海外，其他16人都到了西安。

建校初期，条件十分艰苦。野兔在校园草丛中乱跑，半夜甚至能听到狼嚎；校门口只有一条比较宽的泥路，公交线路只有一条，隔二三十分钟才来一辆公交车，路上尘土飞扬，下雨天，车几乎是在泥浆里前行；冬天教室仅靠一个小炉子取暖，用水紧张，洗脸水得到工地上端；主副食全部凭票供应，年轻职工、教师每月30斤定粮，其中细粮只有70%，另外30%的粗粮怎么吃呢？人们就是用粗粮票买红薯，一斤粗粮票可以买五斤红薯，但红薯也不是天天有，想要买到红薯，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去粮店排队。在物资极其紧缺的年代，陕西省、西安市尽可能照顾交大师生，有一段时间，把苏联专家吃的大米也调拨给了交大师生。

交通大学校牌也随校西迁，运来西安新校区。新校建设之初，基建规划中的大礼堂被“压缩掉”了，所以1956年的开学典礼是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的。1956年5月校园基建时，彭康校长与总务长任梦林商定，建一座临时礼堂。学校从江西运来了大批竹子，请来上海的能工巧匠，用竹竿搭建成一座四面透风的“草棚大礼堂”，1957年的开学典礼就开始在这里举行。尽管是冬天冷、夏天热，但“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的报告、中央乐团的演出、文艺晚会都是在这里办的，这座草棚大礼堂一直使用到1964年的国庆节。

一棵“大树”从南方迁到北方，是否会影响损害根部？为了让“大树”真正在西部扎根，在黄土高原上枝繁叶茂、茁壮成长，西迁人发扬交大“爱国爱校、饮水思源”的革命传统，遵循“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精勤育人、追求卓越”的办学传统，艰苦奋斗。教学工作井井有条，从严从实，一如既往。大家在这里并不感到生活的“苦”，反而更觉奋斗的“甜”，共同的信念就是把学校建设好，把人才培养好。

总理关怀实现主体西迁

交大西迁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多次复议。1956年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发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国家提出在加强内地建设的同时，重视发挥沿海地区的作用。上海市委建议由交通大学为上海筹建一所新的电机机械大学。伴随而来的是对“迁与不迁”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

因迁校本身与院系调整、国家建设大局直接相关，而迁校矛盾的解决又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块试金石，因此，引起了国务院乃至周恩来总理的重视，1957年，周总理决定予以专题研究解决。

5月23日至25日，国务院和高教部举行会议，决定采取民主协商的办法，解决交大迁校问题。从这时起，一直到6月初，周总理挤出大量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并与交大教师深入座谈。随后周总理又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多个部委、陕西省与西安市、上海市的意见，以及与交大迁校相关联院校的意见，征求意见范围甚至扩大到在陕各高校。

6月4日，周总理召集交大及有关院校和部门开会，发表了关于交大西迁的讲话，“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着眼点也要根据一切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如果大家能接受，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会后，彭康一行人久久不能平静。“迁去是对的！”彭康始终坚持这一条。之后，彭康主持召开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交大师生深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提出“一校两地、统一领导”的思路，实现了主体西迁的方案。

1958年暑期，交大以服从国家利益为宗旨，最终实现了主体西迁的大目标。其中，动力机械制造系全部迁到西安，机械制造系和电机工程系大部分迁到西安，造船系和起重运输机械系留在上海。

1957年8月到1959年8月，整整两年间，交大分为西安、上海两个部分。1959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独立成校的批复和教育部的报告，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由此产生。彭康被任命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任上海交大同一职务。10月1日，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的校牌。

扎根西部创事业

西迁后，从20世纪50年代的“一五计划”、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到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再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西安交通大学为西部经济文化建设、大规模工业技术人才培养以及科技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迁校的第一个十年间，学校自力更生，输送毕业生一万余人，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毕业生总数的一倍。一大批面向工业实际的重大科研成果竞相涌现。周惠久院士创立的“多次冲击抗力理论”，在高等教育部举办的直属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被列为五项重大科研成果之一。

迁校的第二个十年间，在“文革”的艰难岁月里，交大师生临危受命，自主研发了用来冷却卫星通信战略雷达敏感元件的低温制冷机，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作出了重大贡献。

迁校的第三个十年间，学校跨步跃进。西安交大被列为全国十所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八五”期间建成11个国家重点学科、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力。

迁校的第四个十年间，学校竿头日进。西安交大成为全国第一批率先开展“211”和“985”工程建设的高校，并跻身“2+7”（C9）所全国重点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是西部地区唯一入选的高校。1996年，西安交大在全国首获教学优秀学校称号，彰显其百年如一的人才培养质量。

迁校的第五个十年间，学校兼收并蓄。西安交大与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合并，成为具有理工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能源动力、机械、电气等重点学科国内领先，管理科学与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等学科长期保持全国第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逾百项。

迁校的第六个十年以来，学校开拓创新。西安交大入选国家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名单，8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学校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全力建设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主持的7个项目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二。学校累计为国家输送了近27万名各类人才，其中40%扎根西部，其中培养院士30多名。

“西迁精神”代代传

在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历程中，西安交大人形成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考察调研，强调“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交通大学西迁不仅是一次空间的转移，其背后更凝聚着交大人爱党报国的使命担当与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交大人坚持“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回顾交大西迁的历程，一位位西迁人的爱国形象仿佛就在眼前。

交大西迁时，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庄严承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

50年代的交大教授、副教授中，很多都是国内有影响力的名师先贤，有留学背景的占70%以上。当时的交大教务长、国家一级教授陈大燮是浙江海盐人，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是我国热力工程学界的先驱，他带头西迁，来到西安。他一生省吃俭用，临终前捐出毕生积蓄，设立“陈大燮奖学金”，这是西安交大第一个以本校教授名义设立的奖学金。

国家一级教授钟兆琳，在交大教过钱学森、王安等上千学生，是“中国电机之父”。迁校时钟兆琳年近六旬，周总理提出，钟兆琳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好，夫人又卧病在床，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的。但钟兆琳先生却说：“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已经无法和上海相比，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他安顿好妻女，首批孤身迁到西安。他常说，不把西北开发建设起来，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繁荣昌盛，支援西北是每个教师应尽的责任。他临终前还嘱咐孩子，在他去世后，把他的骨灰安放在他奉献半生的黄土地。

当时的交大科研部主任、电信学家沈尚贤教授，早年在德国深造时，他就说，德国有西门子，我们中国也要有“东门子”。迁校时他不但自己一家带头，还动员从美国学成归来、原本在上海大企业任职的妹夫陈国光先生一家西迁，发挥专业所长兴建交大的半导体专业。

这样一批把党和国家的需要看得高于一切的交大教师职工，为西部科技教育事业发展无怨无悔奉献一生，谱写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建设祖国西部无私奉献的壮丽凯歌。当年带头西迁的老教授多已进入耄耋之年，有的已长眠在大西北。从当年的老教授到今天的交大师生，一代代交大人永葆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