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

西安学生示威游行逼蒋抗日

　　1935年9月，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领东北军由鄂豫皖地区来陕甘地区“围剿”红军，任西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从9月到11月，在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与红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的交战中，连续被消灭近三个主力师，南京政府不但不给予补充，反而取消了被歼灭师的番号。这个事实深深触动了张学良，他开始通过多种渠道与共产党联络，寻求解国难、报家仇的新出路。 

　　鉴于张学良和东北军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广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从瓦窑堡会议后就开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 1936年4月9日晚，中共派周恩来、李克农以及刘鼎为代表，与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举行会谈。会谈中，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提出可“联蒋抗日”的建议。

　　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及十七路 军的说服和争取工作。1935年12月初，汪锋带着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信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杨虎城对毛泽东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 的主张表示同意。1936年8月26日，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持毛泽东给杨虎城 的信由陕北到达西安。9月上旬，杨虎城会见张文彬，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议。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使他们团结合作。经过多方努力，张、杨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

　　正当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实行停战、合作抗日，逐步形成“三位一 体”的大联合局面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调遣重兵入陕，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遭到 张、杨的反对。接着，蒋介石又以避寿为名去洛阳，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并于10月31日颁布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分别召见东北军、西北军师以上将领讲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面见蒋介石，苦谏蒋介石抗日，遭到拒绝。12月8日，杨虎城也去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同样遭到拒绝。

西安事变期间的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

　　12月9日，西安万名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旋即奔 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严令张、杨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 至此，张、杨深切认识 到，“劝谏”已经不能 改变蒋介石的主张和决 心，除了发动“兵谏” 外，别无出路。

　　12月12日凌晨，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共 同指挥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在临潼和西安行动。东北军一部迅速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在西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公安局、别动大队和驻西安的中央零散部队武装，并在西京招待所拘禁了随蒋介石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 蒋作宾、朱绍良、陈继承等十余人。同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及所属高级将领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事变的原委，提出八项主张。张学良也于当夜致电中共，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共商大计。

　　面对西安事变后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 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 人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 决西安事变的立场。随后，一系列斡旋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

　　12月23日、24日，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 表中共和红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城内张学良公馆举行谈 判，双方达成六项协议。随后，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西安事 变和平解决。　 

　　至此，国共两党对峙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西安事 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刊载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 《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