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还是“有悔”

　　“无悔”还是“有悔”

　　——读《“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有感

　　任晓滢

　　《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刊登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郑谦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一文，文章主要对“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几个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就其中第四个“无悔”还是“有悔”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在当代中国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事件中，就涉及范围之广、牵涉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来看，包含诸多时代问题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可回避地成为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敏感话题。如何评价这场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上山下乡运动，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反思，也一直争论不断：“无悔”还是“有悔”作为饱受关注的知青的评价问题，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话题之一。从狭义上讲，“无悔”还是“有悔”应该是知识青年个体的自我评价，自我定位;从广义上说，还包括对知识青年当年所做贡献的整体评估，对知识青年群体的整体评价。郑文虽以“无悔”“有悔”为题，却不是论述对知青的评价，而是提出了评价者在评价前应该思考的几个问题。

　　首先，“当知青们无数次地诉说当年的磨难和痛苦时，也应考虑一下当地农民的感受”，这是郑文提出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中国的农民是最苦也是最朴实的群体，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落后贫穷的农村，胼手胝足，辛苦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任劳任怨，默默地承载着国家社会建设的重担，所得又有几何?有谁会问他们一句“无悔”还是“不悔”?付出良多，所得寥寥，他们是否会觉得自己“蹉跎岁月”?“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封建社会的文人尚且能将同情的目光投向劳苦大众，新时代的我们能否以平等的身份、冷静的心态去思考、去评价?同样是知青，返乡的知青就比下乡的知青受委屈吃苦的心态少一些，究其根源来说，返乡知青在农村长大，没有潜意识中的城里人的身份感，对于返乡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弹，自然也就不会轻易评价自己“蹉跎岁月”。如果下乡知青能够在回首往事时，去掉一些城里人的想法，或许更有助于自我评价。

　　其次，还应当从历史发展和个人际遇来看待知青问题。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科技高度发展，社会极大进步，国家较为繁荣，城市里的青年也不可能全部进入大学深造，他们的工作生活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中论述了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于1963年前后制定的15年至1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规划”的具体过程和基本内容，从而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城市经济也无法容纳新增劳动力，所以2千万城市青年早晚得“上山下乡”的命运实际上在“文革”之前就已是“既定”了的。在当时的年代，即使城市青年不下乡，能升入大学的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青年也要进入条件相对艰苦的工厂、商店、街道等，做看起来不是那么有用的工作，过平淡的不是那么出彩的人生。

　　另外，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自古英才出寒家”，认为苦难使人成才。孟子的英才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而“富不过三代”的说法以及时下的“挫折教育”从反面说明，温室里很难培养出参天之材。改革开放后众多有成就的人中大多有知青的经历，而且正是这种经历成为他们成功的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说知青的成功并不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经受了知青生涯的磨难，没有被这些磨难压倒，并在磨难中站起来的人，最终都成为了真正的栋梁之才。

　　当人们一致反对把知青上山下乡当做政治运动来搞时，又不得不承认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仍然存在。有人认为，“知青”在改变中国农村贫困面貌的宏大社会工程中，在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在闭塞的农村，比起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没有什么机会学习的农民，城里来的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当然更能被认为是农业技术革新的有力推动者，给落后的农村输进了新的思想和观念，拓宽了农民的视野，为中国广大农民率先进入改革行列多少打下了些文化基础。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有的当上当地的中小学教师，成为贫乡僻壤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做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解除病痛;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红管家”;有的立志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可喜的贡献;有的被选拔到农村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受农民爱戴的带头人。而更多的人以普通农民的姿态奋斗在农村第一线，默默耕耘，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支援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知青在当年农村的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而如今，他们成为了共和国的中坚力量，各行各业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在，国家做出的开发西部的号召、大学生村官等都说明支持边远落后地区建设，向农村和边疆输送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得长期进行下去。我们不能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负面效应，就因噎废食;知青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当年孰是孰非、知青无悔还是有悔等的争论上，不能仅仅拘泥于一时一事的考量。我们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做好充分足够的理论探讨和试点实验，完备政策支持、完善相关制度，有领导、有组织、循序渐进地将输送人才工作进行下去，既要避免重蹈昔日惨痛的覆辙，又要早日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