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京帅：我爱家乡的山丹丹（上）

    夏日的故乡，满目葱茏，充满了生机，彰显出豪气。如火如荼的山丹丹花，开得清香流溢，英姿勃发，摄人魂魄。我欣然，又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年轮，好一个山丹丹盛开的季节。我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再次回到老家，一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红都瓦窑堡。

　　时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3华诞，隆重的纪念活动异彩纷呈，歌颂党恩的豪迈之情激荡心灵。此情此景，勾起我心中对为国捐躯的先烈们无尽的思念。含泪矗立子长烈士陵园高耸的纪念碑前，动容地为两千七百名烈士的英灵轻吟浅唱;拾级而上龙虎山，用温热的唇亲吻将军亭里英雄们刚毅而清癯的脸庞;漫步秀延河畔，寻觅先烈的足迹，感悟烽火岁月里青年才俊们奋进的节拍;轻声走进文笔书院，在小炕桌前席地而坐，学兵团成员朗朗的读书声依稀回荡于耳畔;驻足面南的几孔土窑洞，抚摸着冰凉的土炕，感受着先辈们留下的体温，仿佛还能听到他们悠远而深沉的呼吸。在那高高的东梁山上，几孔坍塌的山窑子，是革命处于低潮时，子长爷爷和叔伯们为了秘密联络同志而隐身的场所。洞外的山坡上，云彩的影子掠过窑顶，仿佛是革命前辈进进出出的身影。远远望见杂草丛中那一点点灼人的鲜红，便知是山丹丹在山风中尽情绽放，一团团红艳艳地燃烧，炙热而滚烫。置身于山丹丹花丛，顿觉荡气回肠，凝重肃穆。我甚是欣赏她的鲜红水灵，赞叹她坚毅的生命力，迷恋她沁人心扉的气质，常常思忖要将她遍植于烈士陵园中，与青松、古柏、白杨为伴，共同守候已然长眠于地下、身上覆盖鲜红党旗的烈士们——我亲亲的亲人们啊!

　　红都的山丹丹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似燃烧的火?因为她是由革命的理想点燃，炙热而坚定地开遍了山野，我的三爷谢子长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小的时候，他眼看着乡亲们受尽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暗下决心一定要让百姓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学生时期，他先后就读于安定文笔书院、省立一中、榆林中学，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受杜斌承、魏野畴等早期共产党人“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毕业后回乡任教办学。然而，两年的办学历程使他深切的感悟到，仅靠笔杆子和温和的斗争方式解救不了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要改革黑暗腐朽社会、救国为民，只有拿起枪杆子，组建革命队伍，以武装打垮旧世界。于是，1921年冬，他辞去教务，投笔从戎，赴太原考取山西陆军学院学兵团，接受正规军事教育。两年后，谢子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怀揣救国救亡的梦想，踌躇满志，奔赴京津地区参加反帝斗争，探寻革命真理。在北京，“共进社”的进步活动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魏野畴、李大钊等早期革命者传播的马列主义学说帮助他辨明了前进的方向。1924年春，谢子长返回安定，联络吸纳一批进步青年，创办民团，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并开展农民运动，将革命的理想广为传播。1925年夏，谢子长再次赴京，这一次是他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次转折。谢子长结识了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刘伯庄，并在白超然、白志诚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7岁的谢子长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道路，踏上创建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征程。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谢子长敏锐地感觉到，必须坚持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血腥镇压。1927年l0月，谢子长等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点燃了西北武装斗争的烈火，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从此，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再也没有熄灭。革命的理想，经过谢子长等革命前辈的执着与追求、拼搏与牺牲，播种于学校、农村，蔓生在西北大地，甚至是国民党反动军阀的部队里。他们组建支部、发展党员，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宣传马列主义，他们设立农会、创办民团，号召民众起来革命，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西北根据地设在了谢子长的故乡瓦窑堡，万里长征在这里画上了句号?为什么党中央到达延安后的红色大本营确定为瓦窑堡?”因为在这里有着最为忠实的马列主义的捍卫者，有着最为坚强的革命领导者，有着最为广泛而可靠的群众基础。

　　革命的征途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逆境和危难中，谢子长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相信革命最终会胜利。即便是在革命最为困难、党内“左”倾路线竭力干扰和破坏，致使他本人蒙受不白之冤，几次被调离、撤职，甚至被开除党籍的灰色岁月，即便是屡次兵运活动惨遭失败的情况下，谢子长总是能承受住巨大的压力，经受起严峻的考验，屡败屡战，败不丧志，毫不气馁。在谢子长的感召和影响下，瓦窑堡的人民高唱着“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哪怕人头高高挂，也要一心闹共产”的民歌，前仆后继地行进在革命的道路上。这一时期，仅几万人的安定小县，就有数千人牺牲在创建并捍卫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这里有着理想的阶级基础，共产主义的信念已扎根;在这里群众的革命热情已然高涨，就像这漫山遍野的山丹丹，映着革命的火焰愈燃愈烈。1935年11月，党中央进驻红都瓦窑堡，红色根据地的人民以其博大的胸怀和豪迈的热情拥抱了北上的中央红军，彻底结束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万里转战的动荡征程，中国革命从此有了稳健的根基，迈出从容的步伐。

　　曾经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遍访了子长爷爷就读的私塾、文笔书院、省立一中、榆林中学、太原学兵团、北大校园以及共进社总部北京三眼井胡同，踏寻他成长的道路。我不禁为其博览群书、矢志报国、追求真理的执著而震撼。几回回梦里，追逐着先辈们疾驰的脚步，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翻山越岭，枪林弹雨，浴血拼杀。从清涧起义到渭华暴动，从甘肃陇东南梁地区到陕北高原的沟沟峁峁，从察哈尔抗战前沿到革命大本营红都瓦窑堡，谢子长等革命先烈誓死保卫西北根据地，克服了无数次艰难险阻，指挥了无数次对敌战斗，鲜血和汗水洒遍大西北，顽强战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种败不丧志、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怎能不令人敬仰!

　　红都的山丹丹为什么这样鲜，鲜得让人怆怀，让人不忍离去?因为她是用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一朵朵山丹丹分明就是革命先驱飞溅的血花。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我家共有26位亲人投身革命，l7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丰碑上镌刻了谢氏九位英烈的名字：谢子长、谢德惠(子长大哥)、谢占元(子长二哥)、谢福成(德惠二子)、谢绍安(德惠三子)、谢财娃(德惠四子)、谢绍斌(占元二子)、谢福玉(占元五子)、谢玉梅(占元幼女)。他们义无反顾地追随谢子长左右，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毫不退缩;他们嗔目以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昂首相向血淋淋的屠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我的爷爷谢德惠是谢子长的长兄，十多岁便执掌家业，如慈父般带大兄弟姊妹，是谢子长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也是谢子长回陕北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是安定西区第一任区委书记。爷爷读过私塾，不仅持家有道，而且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方圆百里享有很高的威望，国民党的县长企图利用爷爷的声望为其效力，竭力拉拢并委任他为安定两区区长。党组织秘密研究决定顺势而为，让爷爷以这一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先后成功营救了许多革命同志，为红军队伍筹措了大量的军费，终因身份暴露被捕，遭遇了长达四个月的牢狱之灾。敌人以重镣锁其双脚，枷锁钳其双肩，多次游街示众，用尽了酷刑。反动派的残忍无道，更加坚定了爷爷武装反抗的决心。1930年8月被组织营救出狱后，爷爷迅速帮助谢子长发动群众，联络组织，巩固红色政权，招兵买马拉队伍，掌管后勤保障，耗尽苦心经营一生的家业也在所不惜，甚至将白己心爱的小女儿谢玉香卖掉。玉香姑姑是爷爷的“心头肉”，人长得眉清目秀，心气也高，一心想嫁个能耐人，红一支队恢复初期，经费极度紧缺，万般无奈之下，爷爷忍痛将小姑偷偷许给前村张姓大户作儿媳，将所得的四十块大洋彩礼全部交给谢子长，用作了部队经费。爷爷有六个儿子，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革命，爷爷割舍了“心头肉”，放得下“顶梁柱”。他坚信“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全凭父子兵”，忍痛割爱，将六个儿子依次交给三弟谢子长，把他们磨炼成机智勇敢的“红小鬼”，骁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爷爷的姑表、姨表兄弟和妻兄妻弟们也积极响应，一支以谢家“子弟兵”为骨干的队伍迅速发展，十里八乡的百姓也慕名投军，革命的队伍不断壮大。国民党惊恐于革命势力的发展，随即制造了一场惊天的阴谋，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1932年初，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枣树坪进行清剿，高喊着“逮住谢家的人，鸡狗都不留”的反动口号，对我家人进行围追剿杀。更缺德的是，他们还请了阴阳先生“挖祖坟”、“斩龙脉”，企图破坏谢家风水，以此镇压革命。在历时四年之久的“大清剿”中，我家接连遭遇不幸。新婚不久的大伯谢碧成在第一次“清剿”中不幸遇难。同年9月，二爷谢占元被捕，在安定监狱关押两年之久，最终不堪敌人的严刑拷打、百般摧残，于1934年9月死于狱中。1933年11月，国民党再次进行大搜捕，16岁的四伯谢财娃不幸被捕，由于坚持不暴露党的机密和谢子长的行踪，被他们押在马圈坪院内的碾盘上当众铡杀。同日下午，年仅14岁的五伯谢年娃被敌人暗害，埋藏于村前的书房台山坳里，两年以后父亲才辗转找回来一把尸骨。 1935年3月，入狱两年之久的二叔谢绍斌在安定城西门外新城壕被敌人杀害，时年23岁;5月下旬，二伯谢福成在下寺湾胡皮头对敌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二伯l927年入党，从清涧起义起便一直追随谢子长，既当文书，又做警卫，牺牲前任陕北游击队十二支队指导员，深受谢子长的赏识。三伯谢绍安，外号“老实人”，曾任游击队第一支队副队长，陕北特委保卫队大队长，红二十七军四团团长。1935年11月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中央军委任命他为红三团团长，并委派他随杨和亭赴神府地区开展工作。赴任途中，队伍至榆林鱼河堡附近的奕家高粱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与敌二十二军史老尧骑兵团遭遇，激战中，三伯为了保护杨和亭而牺牲，时年27岁，还没来得及见上才出生40天的儿子一面。在这期间，为躲避敌人搜捕，12岁的五叔谢福玉、9岁的姑姑谢玉梅，先后于1934年和1936年因饥寒交迫夭亡于山水洞里。四年之间，爷爷失去了多位至亲骨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硬生生地击垮了这位坚强的西北汉子。特别是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的辞世，给他带来了最为沉重的打击。爷爷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一度精神失常。一年多后，爷爷凭着超人的自控力和顽强的毅力，逐渐恢复了健康并担当了地方游击队军事部长一职。1936年10月，党中央从瓦窑堡转移到保安，尽管当时局势已相对稳定，但地主反动武装和国民党流寇还时常入侵根据地，威胁党中央的安全。为了彻底肃清匪患，中央军委动员陕北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开展大规模剿匪行动，而年过知天命之年的爷爷不顾身体不便，主动请缨，毅然带队赴靖边抗敌，在龙州湾战斗中为掩护战友突围，不幸腿部中弹负伤，辗转两个月后才回到安塞毛家砭。1937年1月，这位为革命事业饱经风霜，为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创建无私奉献的老人撒手人寰，享年55岁。至此，谢子长三兄弟全部阵亡，而爷爷的六个儿子中，也只有我父亲谢绍生一人幸存，并留下了孤儿寡母一大群。1932年8月，我12岁的父亲在被敌人搜捕时与家人走散，为了躲避敌人追捕，一路隐姓埋名，揽工度日，流落在清涧——延川黄河沿岸、青化砭——蟠龙川一带，受尽了苦难和凌辱。整整一年后才被谢子长派人寻回，从此追随谢子长、刘志丹左右。谢子长去世后，刘志丹命令父亲转回地方开展工作，并担负起照顾谢家遗孀、遗孤的责任。

　　含泪伫立于父亲的遗像前，轻轻抚摸黑白照片上父亲那张清瘦的脸庞，我在想：那是怎样的一种坚强，让他能够承受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亲人相继逝去的痛苦?那是怎样的一种煎熬，让他有勇气用稚嫩的双手将一具具烈士的尸骨掩埋?那是怎样的一种信念，让他带着心灵的枷锁和世纪的伤痛却仍旧不忘将精神传承?我不止一次地想要走进父亲的心灵深处寻找答案，却总是无功而返。时光流转，岁月流逝，幼时作为英雄之后的骄傲与自豪，渐渐地被辛酸染色，被伤痛填满。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辛酸与伤痛越发清晰，越发深刻。我终于明白，父亲的缄默，是一种承担，是一种阻隔，他要将这“家殇”独自承受，不论它在心底怎样肆虐发狂，也要将之掩埋在平静中。可是，父亲不知道，如同家族自豪感一样，这种痛楚也是源自血脉，它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湮没，不会因生命的消逝而淡去。父亲同样不知道，在他让我们兄妹们循着先辈们走过的路，给乡亲们挨家挨户送粮、送炭的感恩之行中，这种情愫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它就像一颗种子，在时间的浇灌下茁壮成长，蔓延到整个灵魂。凝视故居墙上那一张张褪色的老照片，我分明看见，逝去的亲人们在他们的少年时光里，是何等惬意激越，何等壮志豪情，何等神风俊朗。除爷爷兄弟三人外，谢家逝去的英烈们，最大的29岁，最小的只有9岁。特殊的年代催得他们早早成熟，敢于担当。壮志未酬，却英年早逝，叫人怎能不心疼?而这切肤之痛又有谁能知?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如今，一个个年轻、俊朗而鲜活的生命相继化作尘土，遍洒于西北苍茫的大地上。他们就是那一簇簇灿烂的山丹丹花，就是那一个个竞相绽放的生命之花，那么鲜活靓丽，永不凋谢。

　　(作者为中共汉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