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之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不断排除来自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艰难初创，以后又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受破坏，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刘志丹等人按照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借鉴井冈山斗争经验，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领导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界地区人民经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历经险阻、几经起伏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一块位于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包括陕西保安、安塞、甘泉、富县、黄陵、宜君、旬邑等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华池、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地区的苏维埃区域。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开展军事活动建立党的武装

　　1927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8月7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根据中央组织和发动秋收暴动的指示，就在南方发动秋收塌义时，中共陕西省委也在陕西、甘肃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10月12日，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发动了清涧起义，次年1月失败。1928年5，中共陕西省委在陕东发动了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委会主席，两月后失败。随后，共产党员许才升又发动了旬邑起义，旋即失败。1929年4月16日和6月22日，中共中央两次给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来信，并作出《陕西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了陕西目前的工作任务。据中央精神，中共陕西组织派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陕西、甘肃地方军阀部队苏雨生、谭世麟、陈珪章部从事兵运工作。在打入陕甘军阀部队中百折不挠地进行兵运工作屡受挫折后，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渐认识到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

　　1930年9月，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收缴了谭世麟第二十四营的枪，建立了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在陕甘边界地区打游击。1931年9月，刘志丹偕马锡五等先后来到庆阳南梁地区(今属华池县)。在刘志丹的影响下，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等的几支农民武装汇集在合水县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陕甘边境游击队(部队活动在南梁地区，当地群众称之为南梁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分三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游击队成立后，在南梁、华池一带活动，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1931年10月初，渡过黄河来到陕北的晋西游击队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10月下旬，阎红彦等带领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南梁，在合水县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中共陕西省委非常重视这支队伍，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关中道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并成立了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为委员的队委会。当时在两支游击队内部确实存在着成份不纯和纪律松散的问题，队委会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部队急需的食宿和冬衣的困难，先把部队稳定下来尔后再谋求发展。于是，谢子长、刘志丹就趁甘肃地方军阀陈珪章部扩充实力之机，接受陈部番号，得到了一批给养物资，解决了燃眉之急。12月中旬，省委派荣子卿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脱离陈部南下并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指示。

刘志丹

谢子长

　　1932年1月初，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指示，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所属部队编为两个支队，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1月20日，省委向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达了渭北一带游击，同农民运动结合的指示。不久，省委派李杰夫(高维翰)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主持改编为红军工作，并派第五伯昌任中共旬邑县委书记，从地方工作上配合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改编。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锦章村召开大会，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下辖四个大队。随后建立了中共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

　　游击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在陕甘交界的山区里。后依据省委的指示，南下到渭北的三原、富平、蒲城、耀县一带游击。1932年2月13日，攻占了旬邑县职田镇。15日，在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大获全胜，接着又袭击了照金民团，转战于同官(今铜川印台区、王益区)宜君、黄陵地区。3月18日回师正宁县柴桥子。19日，陕甘游击队攻打正宁县山河镇未克，转移到正宁南原一带开辟根据地。20日，游击队将寺村原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下旬，陕甘游击队在新庄子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因在寺村原成立，亦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书记。革委会下设土地、军事、财粮、贫农、工会、妇女等委员。至此，陕甘游击队建立起了以寺村原为中心包括周边70余个村庄的小块根据地。4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巡视。杜衡撤消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将陕甘游击队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带领部队进入西路、渭北地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因失去了依托而停止活动。

　　进入西路、渭北地区后，陕甘游击队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多路“追剿”。为统一指挥部队作战，省委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兼中共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转战于富县、洛川、黄陵、宜君，半个月内九次作战八次获胜，歼敌1400余人。这时，省委命刘志丹率领部队东进韩城，结果遭敌重兵围攻，损失惨重，不得不越过子午岭再入陇东。6月底，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先后在宁县麻子掌和梁掌堡召开会议，决定依托桥山山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根据地。在此前后，陕甘边及陇东地区的兵运工作也按省委的指示开展了起来。5月，在谢子长等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建立了陕甘游击队一、二、三支队。7月，共产党员杨林、高鹏飞等在西华池领导警三旅170多人成功起义并与陕甘游击队汇合。10月，中共陇东军委成功领导了蒿店兵变并成立了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与此同时，三原渭北一带的农民武装斗争亦蓬勃发展，1932年8月，建立了三原武字区革命委员会和渭北游击大队。9月22日，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即原富耀革委会)。开展兵运工作建立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和渭北农民武装斗争的发展，为创建根据地和组建红军打下了良好基础。

　　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申请正式组建红军的番号。4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建立一支正规红军，红军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6月10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六省委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边新苏区，将红二十六军锻炼成强有力的红军。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创建红二十六军，并立即组建一个团。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袭击照金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歼敌400余人。11月，陕甘游击队返回照金时，附近芋园、高山槐一带已组建了一批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

　　12月上旬，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20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店子召开党员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由杜衡任政委的决定。陕甘游击队改编之时，杜衡错误地指责谢子长、刘志丹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宣布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处分谢子长、阎红彦并严令他们速赴上海到中央“受训”。后来在谢子长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刘志丹、杨重远才得以留在部队。20日，部队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团长。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授旗仪式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举行。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200余人。

　　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确定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2月28日，红二十六军挥师东进，直捣宜君县焦坪，首战告捷。之后，南下照金香山一带，和渭北游击队一起发动数万贫苦农民和饥民没收并分配了香山寺囤积的大批粮食、布匹。接着横扫照金周围的民团势力，歼灭了照金和旬邑民团一部。奔袭淳化，攻破了铁王镇。随后东进同官(铜川县，今铜川市印台区)，攻占金锁关，旋即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在三原县心字区歼敌一个排。1933年4月，红二十六军奇袭洛惠渠吊儿嘴民团、淳化县南村民团与彬县龙马、高村民团。经过这些战斗，到1933年秋，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旧址

　　红二十六军根据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和红军的三大任务和要求，在照金苏区建立了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1933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习仲勋等到达照金地区，筹备建立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等。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下辖中共旬邑县委和中共耀县县委。金理科、秦武山先后任特委书记，李妙斋、史可寿、张秀山为委员，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

　　1933年3月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李妙斋、黄子文、吴岱峰先后任总指挥，习仲勋、张秀山先后任政委。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加强了对边区20多支游击队的领导，并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彻底整顿，先后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大力进行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各区、乡、村普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为了保卫根据地，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发动群众在薛家寨据险筑堡，扼要置关，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建成防守严密的红军后方基地，先后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和关押反动地主的监狱。陕甘边区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也以薛家寨为驻地，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革命斗争。

　　4月5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边区新的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等部门。在基层政权建设上，边区特委、红二十六军、边区革委会发动并领导群众成立了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委会，选举一大批有觉悟、有威望的干部担任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

　　以照金为活动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以及照金与渭北苏区的紧密呼应，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一面调拨枪械武装照金周围的反动民团，一面调兵遣将“围剿”照金苏区。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奋起抵抗，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正在红二十六军和苏区军民浴血奋战，进行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杜衡从省委返回红二十六军。6月17日，杜衡在照金北梁召开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他无视客观实际，拒绝了刘志丹等坚持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不顾省委、边区特委及三原中心县委的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离开部队，由汪锋代理政委。7月28日，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随的中共陕西省委被国民党彻底破坏。红二十六军渡过渭河后，陷入敌军重围，苦战数月，终败南山，上百名红军战士血洒秦岭，幸存的指战员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化装返回照金。

　　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照金苏区处境十分危急的艰难时刻，1933年7月21日(一说23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驻防耀县的国民党骑兵团团长王泰吉(1924年5月考入黄埔一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渭华起义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率部起义，建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之后起义部队在三原辘轳把与敌遭遇受挫，王泰吉遂率余部退入照金。与此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建的耀县游击队(队长陈学鼎，党代表兼指导员张邦英)和由渭北游击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也进入了照金。这三支革命武装的到来，壮大了苏区的力量，缓解了危急局面，增强了根据地群众斗争的信心。

　　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后的几年里，刘志丹等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中共陕甘边特委革委会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任务。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并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已恢复党籍)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会后，新组建的红军主力锋芒指让牛村、庙湾，歼灭雷天一、夏玉山(夏老么)民团各一部，然后乘胜袭击了柳林民团。

　　国民党军队多次围攻陕甘边苏区的失败，引起国民党最高当局震惊，蒋介石数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下旬，西安绥靖公署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千余人，再次“围剿”苏区。当时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与敌作战，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保卫队留守，兵单势弱。正在危急之时，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主力从绣房沟赶回，猛烈反击，取得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李妙斋在战斗中中弹身亡。

　　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杨林、曹士荣、黄子文、吴岱峰、高锦纯、刘约三、朱子休、王兆相、康建民、黄罗斌、牛钢、王有福、谭生彬、韩志成、王安民等30多名南下幸存的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回后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10月12日，陕甘边红军主力向北出征，相继取得攻克合水县城、庆阳三十里铺毛家沟门战斗的胜利。

　　在陕甘边红军主力向北出征时，国民党军集数千之众围攻照金苏区中心薛家寨。苏区领导机关率领留守的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奔向薛家寨各处关隘，全力扼夺，连连挫敌。15日，叛徒陈克敏带领一路敌军，乘夜从后山崾岘旁边的一条石缝攀登上薛家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决定分两路突围。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带领，从黑田峪方向撤退。10月16日，照金苏区陷落。

（撰稿：汤彦宜 统稿：汤彦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