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红军南下稳定关中

1937年1月，南下红军之一部，在三原县尊经阁同友军及地方人士合影。

前排左二起：任弼时、彭德怀、赵寿山、姚警尘。后排左二起：杨尚昆、陆定一、杨发震、

马文彦、冯一航、常汉三。

　　1935年11月6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象鼻子湾会师，同时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将陕甘支队改编为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共同编入红一方面军系列。

　　193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委命令红一方面军挥师西进，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历经两年的艰难困苦、浴血奋战，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此，西北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新时期。

　　当蒋介石得知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会师后、即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合作抗日“三位一体”大联合局面时，极为震惊，惊呼道“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必演成叛乱”，因而在对待中共政策上，蒋介石从边打边谈又回到坚决以武力消灭红军的老路上去。10月31日，蒋介石颁布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大批国民党中央军由东西两面向陕西逼近。

　　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在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东北军、十七路军师以上将领讲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并提出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一个是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围剿”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另一个是张、杨如不愿意“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剿共”。这两个方案显然是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的。

　　12月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面见蒋介石，痛陈国家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蒋介石非但不听，反而斥责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即使把他打死，“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8日，杨虎城也去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同样遭到蒋介石拒绝。9日，西安万名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旋即奔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严令张、杨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至此，张、杨深切认识到，“劝谏”已不能改变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心，除了发动“兵谏”外，别无出路。

　　12月12日凌晨，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在临潼和西安同时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拘禁了随蒋介石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10余人。同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及所属高级将领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国一片哗然，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主战主和各执一见。12月16日，南京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中央军共20个师，分东、西两路准备进攻西安。同日，国民党中央军10余架飞机轰炸渭南。17日，又派飞机20余架轰炸华县，飞机8架轰炸三原、富平，在三原北城投弹2枚，炸伤群众数人。三原向全国通电抗议，指出“国家设置空军不去炸击日寇，保卫国土，而竟忍心加于我无辜同胞。如此举动，实堪痛心”。东北军、十七路军也积极做好应战准备，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2月17日，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到达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23日、24日，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城内张学良公馆举行谈判，两天的谈判基本上围绕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改组国民政府等六条主张进行。24日晚，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接受六项条件。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洛阳，次日同去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面对事变爆发后错综复杂的局面，审时度势，在积极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与张学良、杨虎城也做了军事上的准备。12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委命令红军主力迅速南下：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立即由定边、环县之间地区南下，准备经咸阳、兴平、长武、彬县进至蓝田、商县以南地区，担任对东集团军的主要突击任务，协同东北军、西北军主力，防御刘峙的东集团军的攻击;以红三十二、红二十八军和骑一团组成追击军，集中于大水坑附近，协同毛居井附近的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监视和牵制敌第一军，并配合固原、兰州等地的东北军第五十一、第六十七军，积极钳制顾祝同的西集团军。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被蒋监禁后，“讨逆军”的东集团军也开始向潼关以东撤退。南下红军主力接命令在庆阳、合水、正宁及渭北旬邑等地区休整待命。

　　1937年1月初，何应钦调集25个师部署于陕、甘，再次向关中进逼，西北形势猝然紧张。中共中央一面指示潘汉年继续同国民政府谈判，促蒋履行诺言;一面与杨虎城商定，决定红军主力继续南下关中，迅速进至渭北的淳化、三原、耀县、富平等地区，红十五军团进至西安东南商县地区，追击军进至天水东北崇信、泾川地区，新编成的红二十七军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与此同时，红军接管了十七路军在延安等地的移防，原陕北苏区大部恢复，中央领导机关在1月中旬由保安(今志丹县)迁至延安。

　　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被军中过激分子杀害。周恩来为挽救危局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毕竟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的裂痕早已存在，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至此，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已难以维持。

　　2月6日，杨虎城被迫辞职，由西安移住三原县东里堡，第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开往三原。8日，国民党三十六师宋希濂部进入西安。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驻西安。

　　此后，从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等就国共合作、中共的地位、红军改编、苏区改制、西路军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协议。

　　西安事变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后、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即将形成“三位一体”的关键时刻发生的重大事件，事变后红军南下关中对稳定西北局势和日后八路军在渭北改编誓师和出发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基本结束了国共长达十年的内战局面，对推动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促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撰稿：乔怡红 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员，三原县档案馆史料研究员    统稿：汤彦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