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陕西简明历史 第一编 第三章

　　第三章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陕西党组织适时把工作重点转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方针上。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陕西省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不懈的斗争;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直接参加或配合友军奔赴抗日前线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三秦子弟以血肉之躯，抗御了日军的西进锋芒;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迅速扩大革命力量。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西北局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领导，有步骤地推进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文化等各项建设。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先导、推动和示范作用。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政治中心，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一、创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发展起来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一面号召全国各界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承诺的6项条件，一面努力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召开各党派会议，共同救国;迅速准备对日作战;改善人民生活的5项国策。同时表示，国民党如能实现5项国策，共产党保证在全国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的4项承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终于通过了实际接受中共抗日主张的决议案，表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提供了条件。

　　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林伯渠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更名”、“改制”。5月，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7月至12月，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民主选举，改选了乡、县两级政府，并选举产生了边区议会议员500多名。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正式成立，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行政院领导，并任命了边区行政长官。11月，边区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1938年1月，特区政府通令恢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

　　1937年12月，陕甘宁边区辖关中、庆环、三边等3个分区共26个县，总面积129603平方公里，人口200万。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侵占，边区的行政区划发生变化。至1944年底，陕甘宁边区总面积98960平方公里，人口150万，辖1市、30个县、214个区、1254个乡，划分为延属、绥德、关中、陇东、三边等5个分区。

　　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的13年中，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是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总后方。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里，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这里，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他们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示范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5月，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实行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一切抗日人民都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实行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普遍、直接的民主选举。

　　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基本构架由三个系统组成，一是最高权力机关，即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二是行政机关，即边区、县、乡三级政府;三是司法机关，即边区高等法院、分区的高等法院分庭、县法院。边区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各级参议会。边区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边区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及政府组成人员，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均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产生。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还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参议会既是陕甘宁边区的民意机关，又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着边区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它的成立加强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和拥护，提高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参政意识，加速了边区民主化的进程。陕甘宁边区民选政府的产生，使边区的民主政治从内容到形式都完整地体现出来，为抗日的民主政治制度确立了坚实的基础。

　　陕甘宁边民主政治建设最具特色的是各级参议会、政府的组成均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1/3。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首次正式提出“三三制”原则。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高岗当选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和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任副主席。在选举的18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人，超过1/3。徐特立立即申请退出，由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体现了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政策的诚意和决心。“三三制”这种民主政治体制，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和抗日战争环境中，最具独创性的人民民主体制，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独裁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

　　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参议会议讨论如何克服财政经济困难问题时，开明绅士李鼎铭提出了著名的“精兵简政”议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一提案非常重视，毛泽东为提案写了批语，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执行，精兵简政在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起来。从1941年11月到1944年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3次精兵简政，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现了兵精质高、政简民便的新局面，达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5项目的。边区部队经过精简达到了部队人数不超过边区总人口2%的要求，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1/4，边府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专署和县府的内部机构从八九个减至四五个。精兵减政改变了过去政府法令不统一、政纪不严明、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的现象，纠正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充实了生产第一线。精兵简政是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夺取抗战彻底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体制，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私有经济(包括私营工商业)、公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与财政供给密切相关，财政供给状况的变化使边区的经济建设经过了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37年至1940年为争取外援、休养民力、恢复经济阶段。当时边区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国民政府拨发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捐款，取之于民的税赋很少，边区群众的负担因而减轻，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1941年至1942年是边区战胜财政经济严重困难阶段。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灾荒连年，加上边区非生产人员迅速增加，致使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几乎处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境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力更生”的号召，要求全体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支持战争”。陕甘宁边区认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因而在经济建设中把农业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并且把组织移民、安置难民开荒种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边区的军队和机关、学校一律参加生产，发展自给经济，并迅速建立起自给性的公营经济，靠自己动手获得的收入占了经费支出的部分或大部分，有的还做到自给有余。为了保证边区的物资供应，边区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公营和私营商业，积极开展内外贸易。在金融领域，边区作出了禁用法币、发行边币的重大决策。在财政支出方面，边区坚决执行“紧缩开支，厉行节约”的方针。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终于度过了物质上最困难的时期。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发出“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经济建设进入以争取丰衣足食为目标的新阶段。边区政府发动移民和难民增开荒地，并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劳动互助。边区还奖励劳动模范，开展劳动竞赛，在农业战线上开展了学习吴满有运动，工业战线上开展了学习赵占魁运动。边区部队、机关、学校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边区的部队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自给。机关、部队、学校的供给标准也有了提高，初步实现了丰衣足食。八路军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把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三)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

　　国民党统治时期，陕甘宁地区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率高达90%以上。文化设施和卫生条件极差，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除城镇外农村连小学都很少。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把生产与教育列为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形成了中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包括干部学校教育(属于高等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小学教育、幼儿教育、部队教育等多种类型。边区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大力开办社会教育，广泛举办冬学、夜校和识字班，扫除文盲，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同时在延安和边区大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延安大学等，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集结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文化人，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文艺队伍。文艺社团和文艺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并在斗争实践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其中影响较大的戏剧有《亡国恨》、《放下你的鞭子》、《阿Q正传》、《上前线》等，著名歌曲有《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青年大合唱》、《保卫西北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等。此外，延安还相继出版有《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大型报纸，以及《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文化》等适应不同读者需要的期刊。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呼号为XNCR)正式播音，通过红色电波把中共中央的声音传遍边区内外。

　　为了总结边区文艺运动的经验，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繁荣文艺创作，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规定了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5月31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检查整风学习时，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指明了革命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给陕甘宁边区的文艺事业带来了繁荣的景象。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纷纷走向农村、走向工厂、走向前线，虚心向工农兵学习，热情为工农兵演唱，不断创造新文艺，改造旧文艺，创作了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诗歌、歌曲、小说等作品。《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血泪仇》、《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夫妻识字》、《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穷人恨》、《抓壮丁》、《延安颂》、《东方红》、《南泥湾》、《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等优秀作品，风靡全边区，传播到各抗日根据地，传播到全国。尤其是新秧歌变成了群众性的街头文艺活动，对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和延安整风

　　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成立了陕北省委和陕甘省委。1936年5月，中央又成立了陕甘宁省委。1937年2月，中央决定设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各地的党组织。5月，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高岗、林伯渠、郭洪涛、习仲勋、崔田夫、张秀山、刘景范、李维汉等17人为边区党委执行委员，郭洪涛任书记(1938年4月由高岗接任)。1939年12月，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的边区党委，书记高岗，副书记王观澜。1940年9月，中央决定将边区党委改为边区中央局。1941年5月，将西北工委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1945年以后由习仲勋接任)。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加强党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工作。边区的党员人数1937年5月为32418名，到1939年底发展到46227名(不包括军队中的党员)。

　　1942年4月，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全党开展了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的整风运动。陕甘宁边区系统12000多名各级干部和各类干部学校师生参加了全党整风学习。通过整风，广大干部、党员整顿了思想，整顿了作风，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分清了党内的路线是非，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整风过程中，中共西北中央局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干部266人。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会议紧密联系陕甘宁边区实际，集中解决了3个重大问题，即：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统一了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认识，确定了边区党政军民今后的任务。在讨论历史问题时，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对西北革命造成的危害，对1935年9月到10月发生在陕北的错误肃反作了全面的结论，总结了教训，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会议决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中共西北中央局统一领导，分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党的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从而使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都得到了统一，形成了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的团结。会议确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以生产为第一任务。这次会议有力推动了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对于边区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

　　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仅是当时全国最民主的政府，也是最廉洁奉公的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边区政府特别强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其干部认真负责、克己奉公、廉洁勤俭、艰苦奋斗的作风，赢得了边区人民的信任与拥护，以及海内外友好人士的高度评价。正如毛泽东所言：“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边区群众向政府赠送了“爱民模范，廉洁政府”的锦旗。

　　为了保证廉政建设，边区采取了以法护廉，建立健全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使反腐倡廉有章可循，有法可依。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战时施政纲领》，就对“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有明确的规定。1941年5月1日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两部法规的制定和颁布，成为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标志。为打击干部中的贪赃枉法行为，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规定犯有克扣截留应发或缴纳财物等10种行为之一者，即以贪污论罪，并规定了相应惩治条例，重者死刑，轻者劳役。这些严肃的法规法纪，具有规范性、约束性、强制性和稳定性，对在全边区减少贪污现象，加强廉政建设，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严肃法纪，惩治腐败分子，是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又一重要特征。在边区对于走上错误或犯罪道路的腐败分子，边区党委和政府一律严加追究，即使对功高位显、资格老的干部也不宽贷。抗大第六大队队长黄克功是一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年仅26岁的老资格干部，因恋爱不成而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黄致信毛泽东请求宽赦。毛泽东亲自致信给审判长雷经天，阐明党的政策及边区法制的严肃性和平等性，信中讲道：“共产党员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仅1937年至1938年两年间，边区司法部门就审理政府公务人员贪污腐化案180起。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有效地刹住了腐败作风的滋长，弘扬了廉洁勤政的良好风尚。

　　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还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保卫黄河、剿匪除奸、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和武力进犯等斗争，保卫和巩固了边区，使陕甘宁边区在西北高原上岿然屹立。

　　(六)延安窑洞出马列主义

　　中国社会的发展赋予中国共产党人以新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在延安的土窑洞里，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著述。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典范，他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情，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共收录159篇文章，其中112篇写于延安。延安窑洞出马列主义，这正是延安精神的魅力所在。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产生、发展的基础，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作和生动体现。

　　1945年4月23日至5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并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  为了认真学习和贯彻七大路线，1945年6月2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要求陕甘宁边区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从7月1日起认真学习七大文件，“学习的目的在于深入七大路线的传达，给干部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团结全党，实现七大路线”，并规定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新党章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西北局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文件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关于各单位学习步骤、方法及组织领导等问题，西北局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军队政治机关、政府及民众团体中的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订出计划并具体指导，不必强求一律。西北局特别强调，边区各单位、各部门都要认真研究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采取细致的与实际密切联系的方法，防止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倾向的发生，提倡精读、思考、漫谈与争辩学习，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及时总结与交流学习经验，利用报纸推动与帮助学习，使干部、党员对七大文件的学习能深入，获得良好的效果。

　　  7月10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根据部队的实际，作出了关于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要求边区部队应以深入传达七大路线，系统地宣传与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及其建党建军的方针为学习的重心，并根据它来检查和改进思想与工作。经过学习七大文件，务必使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上、党性上、政策的理解及党内军内团结上有所改善，有所提高，强调在干部和部队中，要克服存在着的若干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及个人主义等等倾向，以及一切有碍团结、有碍进步的思想，为促进部队的建设而努力奋斗。

　　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系统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七大文件精神的同时，边区文教单位也掀起了学习中共七大文件的热潮。延安大学积极组织各院教职学员，采取联系实际、民主讨论的方法，深入学习七大文件。他们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举行学习报告会，由校长周扬及张宗麟、何思敬、萧军、艾青等分别讲述七大文件的中心内容和意义，讲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启发、引导大家克服学习中的盲目性，深入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增强贯彻执行七大路线的自觉性。

　　  中共关中地委就七大文件的学习安排向西北局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在干部中学习七大文件配合检查领导作风，在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消除上下隔阂，组织边区内的干部学习好、贯彻好七大路线。地委并指定联络员熟背七大的主要文件，到国统区向党员口头传达七大精神，着手恢复整顿党的组织，为迎接抗战的胜利做准备。

　　二、恢复、发展和巩固陕西党组织

　　(一)陕西国统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关中地区、陕南地区和甘肃东部临近陕西的地区。同时，在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中也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陕西省委于1936年12月25日恢复，贾拓夫任书记。省委恢复以后，很快派出巡视员到各地恢复与整顿党的组织。1937年1月，在西安的报馆、学校、群众团体和国民党政府机关内恢复或建立一批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37年3月，蓝田、渭南、华县、岐山、扶风、乾县、礼泉、永寿、韩城等二十多个县都有了党的组织与活动。1937年5月，省委下辖的党组织发展到市委1个，县(工)委12个，支部66个，党员总数发展到896人。1937年4月，中共陕甘省委撤销，中共关中特委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同年9月，关中特委又划归新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增设了妇女、青年、民运等部，建立了工人、学生、妇女等工作委员会。1938年8月，陕西国统区内有53个县建立了中共组织。随着东北军离陕，省委撤销了东北军工委，西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省委军事委员会。1939年省委原杨虎城部在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建立了工委，对部队党的秘密组织实行统一领导。至此，省委在陕西的党组织和活动全面恢复并迅速地得到发展。

　　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各地大肆破坏共产党组织，连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陕西国统区的一些中共组织被破坏，一批党员被捕遇害。在此形势下，省委将工作机关迁至陕甘宁边区境内，1940年夏迁到耀县照金。根据中央关于在国统区的党组织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陕西省委决定在紧缩组织、纯洁队伍的基础上，一般停止发展党员，改变活动方式，使党组织及其活动处于更加秘密的状态。同时坚决调动已暴露的干部和党员，到安全的地方或暂时中断与一些党员的联系。1942年以后，县委以上的干部、党员基本都调进边区。由于措施及时得力，有效地保存了党的组织和骨干力量，保证了党在国统区各项工作和斗争的开展，避免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遭到的那样严重的损失，为抗战后期陕西国统区中共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941年5月，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陕西省委归西北局领导。1941年底，省委和关中分委机关先后迁到旬邑县马栏镇。1942年底，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关中地委，隶属西北局领导，张德生任书记。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原陕西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经调整后，欧阳钦、张德生、汪锋、赵伯平为正式代表，彭毓泰、胡达明为候补代表，代表关中地委所属的党组织和党员出席会议。

　　(二)支援八路军出师抗日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部署。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任政治部正副主任。8月下旬，朱德在泾阳县云阳镇传达洛川会议精神。之后，在云阳镇举行了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动员大会。8月至10月，八路军总部及所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3支主力先后从三原、富平出发，进入渭南境内，经蒲城、白水、澄城、合阳，入韩城县，由芝川镇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境内，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前后40余天。八路军出师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斗志昂扬，宣传抗日救亡，鼓舞人民，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八路军出师抗日的队伍中，大约有陕西子弟1万多人。他们或由地方红军改变为八路军，或放下农具和书本参加人民军队，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时代洪流之中。为了支援八路军出师抗日，中共陕西省委专派民运部长赵伯平到东府沿北部山缘各县发动群众，欢送八路军。沿途各地的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八路军的由衷钦佩和热烈迎送，从多方面给部队以支援。其他地区的党组织、人民群众也以不同方式，支援八路军出征。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也令地方政府负责八路军渡河各项事宜。韩城县政府委派专人按期调集民船100余只，多数为韩城的船，也有沿河各县的。中共韩城地下党组织派党员水手徐岱云负责调动船只工作。部队到来前，船只已集结完毕，编队待发，舵手、船工热情很高。当时黄河的主流在西岸，因连续阴雨，渡口一带的路十分难走，群众就把自己家里的木板或门板搭在船边，以便上下。

　　八路军各部渡河前，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向指战员们发布了严格的渡河命令。总部渡河前，朱德总司令对部队讲话说：为了抗日，我军坚决保卫华北，首先争取行军胜利，渡河胜利，渡河为打仗，打仗靠命令，所谓军令如山;渡河靠船夫，只能听船夫的指挥，这可以叫做水令如山。他又对船工们讲，渡河时我把军队行动权交付给你们掌握。在军民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下，渡河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9月15日，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同乘一船，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华北地区，直接对日作战。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即在西安城内七贤庄1号设立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通称西安“八办”)，这是八路军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李涛、伍云甫、周子健先后任处长，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和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也长驻“八办”实际指导工作。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设在西安的办事机构。“八办”的设立，对指导、支持和加强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配合“八办”的工作，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些工作人员，经常以“八办”工作人员的身份对外联络办事，协助“八办”采购、运输延安和抗日前线所需物资，接送来去延安的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其中转送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有2万多人次。西安“八办”成为连接延安与西安的纽带和桥梁，被人们誉为“红色桥梁七贤庄”。

　　(三) 建立西安情报处

　　1939年秋，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指示在中央采购委员会工作的王超北，在采购抗战物资的同时，要注意收集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报，并且随时报告中共中央。同年冬，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途经西安，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建立西安情报处，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下属的情报机构。西安情报处由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直接领导。

　　  遵照林伯渠、董必武的指示，王超北具体负责西安情报处的筹建工作。为了掩护情报工作，保证情报人员的安全，王超北在自己居住的西安市雷神庙街5号修建了秘密工作的暗室，周恩来视察了这个工作暗室。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超北又用变卖家产的钱购买了大莲花池街7号、王家巷24号、24号之甲和25号等院落，建成了相互联结的秘密工作室。关于西安情报处的工作任务，周恩来明确指示：第一，要想尽一切办法搜集顽固派企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及时电告中共中央，使中央有所准备;第二，要全力支援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工作，驻陕办事处是党在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顽固派暗中的破坏活动他们不可能知道，西安情报处要紧密配合，全力支援;第三，要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第四，要保持西安情报处工作的极端秘密性，保护组织的绝对安全，当好党的耳目。

　　  西安情报处由小到大，最后发展为有100多人的庞大情报组织，下设4个科。情报科先后由艾稚青、萧德、王心源、蔡茂林、马之江等任正副科长，交通科先后由吴卜亭、史剑北、朱官义、武志平、秦治安等任正副科长，机要科先后由王释奇、骆伯安、王惠今、高秀芳、杨碧涛等任正副科长，电台台长先后有杨嘉德、雷光斗、王释奇、胡家兆、师兆华等，保卫科由梅永和担任科长，各科下设有情报员、交通员、机要员、掩护员。西安情报处还在市内设立了两个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站——春生永车行和奇园茶社。

　　  全面抗战时期，西安情报处搜集了大量的国民党党、政、军方面的重要情报，为中共中央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也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顺利开展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安情报处一直坚持到西安解放。

　　三、发动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组织领导的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由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等救亡团体，深入到全省各地、各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共组织的宣传、组织和推动下，西安大华纺织厂、华丰面粉厂、中南火柴公司及各行业的工人、城郊农民15万人，于1937年1月9日在西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接着蓝田、蒲城、三原、宝鸡、凤翔、山阳、户县等20余县共约60万人，参加了当地的游行示威和武装自卫大会。会上，各界代表纷纷谴责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蒋介石实行诺言，发动全面抗日。1月28日淞沪抗战5周年时，西安各界群众团体组织召开了有15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痛斥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错误国策，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37年7月12日发出指示，要求陕西各级党组织抓紧卢沟桥事件及其发展的形势，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战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人民的组织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省委宣传部同时发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宣传大纲》。在省委的部署和领导下，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工农商学及妇女等各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开展规模空前的反侵略宣传周和“捐献一日所得运动”、“募集钢丝麻袋运动”，支援前方抗日将士。除西安外，咸阳、安康、汉中等地也都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纷纷成立抗日社团，组织学生抗日宣传队下乡宣传，为前方将士募捐。青年们纷纷报名参军，奔赴抗日前线。7月14月，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奋勇杀敌，用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要求每个党员和支部，在特殊情况下都要有独立工作的精神，以各种方式动员和组织群众抗日救亡。

　　8月16日，由共产党员韩钟秀、曹冠群等人主持组建的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会陕西分会(简称“妇慰会”)在西安成立，会长李定荫，中共党团书记曹冠群。中共西安组织派妇女救国会30余名党员和进步女青年参加妇慰会工作，并担任常委和各部、科的领导职务，掌握了陕西妇慰会的实际领导权，为发动和组织妇女抗日救亡、支援前线作出了重要贡献。9月下旬，妇慰会发动陕西各界妇女为前方官兵募制棉被10万条，并向社会发起“每人一大枚(铜元)”捐款运动，到10月初共捐款1200多元，以慰劳前方将士。

　　10月19日，根据省委和西安学委的指示，西安市举行了有全市大中小学万余名学生参加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反对国民党对抗日群众运动“包而不办”的错误政策，要求开放民众运动。会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到省教育厅和省政府请愿，迫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和教育厅长周伯敏当面点头允诺，不久就颁布了《陕西省中等学校战时教育实施方案》。陕西大部分学校的学生基本上获得了半日上课半日参加救亡工作、到农村去作抗日宣传等抗日民主权利。此后，一个大规模的抗战宣传、教育、组织、动员民众的运动，由西安推向全省，由城市普及到农村，由学生发展到民众。

　　10月中旬，西安学生会和民先西安队部与国民党省党郡、省抗敌后援会联合组织了9个民众运动视察宣传队，赴东府、西府、渭北、陕南各地宣传抗日。从11月起，西安学生分会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先后分4批组织了65个农村工作团(多数建有临时党支部或党团)，深入关中、陕南各县，运用集会、讲演、座谈、访问、标语、漫画、歌咏、戏剧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抗战形势和救护知识，组织民众和青年建立各种救亡团体，培养发展学生和教师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同时，西安学生分会、西北文艺青年协会、平津同学会、陕西省妇女慰劳会、西安新文字促进会等团体，还组织剧团、文艺宣传队到各地农村巡回宣传演出。汉中、三原、凤翔、武功、合阳、同州(今大荔)、华县、蒲城、韩城、户县、澄城、眉县、扶风、泾阳、渭南、华阴等县中小学生，也迅速采取同样形式到农村开展宣传组织工作。1937年10月，几千名伤兵从前线运到西安，西安学生分会动员全市学生连夜抬送安置，长时间的护理、慰劳，受到全体伤兵和社会各界的赞扬。11月，以洛南籍为主的14名青年医护人员在西安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志愿上前线的救护队——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应朱德、彭德怀之邀奔赴山西战区参加战地医疗救护工作。

　　1938年初，日军进逼潼关，炮轰陕西河防，陕西即将成为国防前线和战区。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全陕军民奋起保卫陕西，号召青年学生武装起来参加战争和军队。由成仿吾作词、吕骥谱曲的《保卫陕西之歌》，迅速唱遍全省，它反映了近千万陕西同胞的共同心声——

　　日本强盗打到了陕西的门前，

　　黄河两岸都成了抗日的前线;

　　野兽般的敌人在向咱们逼近，

　　他想占领咱们的城市和田园。

　　咱们是黄帝子孙，

　　咱们是三秦好汉，

　　起来，男女老少，

　　一千万同胞，大家联合加入抗战。

　　为了保卫家乡、土地、老婆、娃娃、生命、财产，

　　咱们排成队伍，

　　一起拿起枪杆。

　　在城市，在乡村，

　　八百里秦川到处燃起抗战的烽烟，

　　让日寇的鲜血染红泾渭河水，

　　保卫长安，

　　拼着头颅热血，

　　保卫我们的河山、河山!

　　当时，无数热血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他们有的宣传抗日救亡，有的慰问前方将士，有的投笔从戎奔赴前线。西安民先队相继动员了三百多名队员到前线参战，组织近百名队员投考国民党在武汉举办的战干团和空军学校，还在西安城南宋家花园举行了四五千人参加的军事演习。同时，西安各救亡团体发动了十多个战时工作团到临近战城区的沿河各县，进行战时动员和组织工作，联合组织了前线慰劳队到黄河沿线的国民党驻军中慰劳并做宣传鼓动工作。东府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以国民党一七七师名义在合阳举办了沿河7县学生军训大队，参加学生二百余人，准备迎接战争。合阳组建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为骨干的抗日民众自卫队，人数达两万多人。户县青救会改造、争取了土匪武装“白带子会”，成立了一文武装游击队。丹凤民先队为反击日军进攻，两次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抗协也组织了陕西学生战地服务团，到山西战区进行战地服务。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号召与领导下，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深入，从中心城市发展到广大农村。到1938年春，中共陕西组织建立和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已有15个，人数近4万。对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采取了敌视、限制、打击、取缔的方针。1937年8月24日，国民党当局发布通告，取缔“西救”、“学联”等救亡团体。针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中共陕西省委于1937年10月10日致书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要求“立刻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救国抗战的民主自由”。1938年2月23日，国民党当局再次发布通告，解散“民先”、“青救”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5月底至7月，国民党军警先后逮捕了“民先”、“青救”和新文字协会的负责人于志元、蔺克义、何志诚、李连璧、陈宇等5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进攻，中共陕西省委立即针锋相对组织反击，予以强烈谴责。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被捕的5名爱国青年于9月4日释放。1939年底，国民党当局又颁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严禁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同时，在农村推行“联保”制度，使国民党在陕西一党专制的法西斯统治进一步强化。根据这种情况，陕西各地的中共组织，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把领导公开合法团体的工作作为重点，注意建立公开、合法的小型群团组织，因地制宜地开展斗争。

　　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共陕西省委设立了统战部，省委常委欧阳钦、汪锋先后担任部长，首先以社会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进步军官、省县级官员及社会名流为统战工作的对象。到1937年底，把工作对象扩大到国民党政权的公务员、各地绅士和广大农村，使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迅速扩大，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广泛地发展起来。救亡运动由西安发展到外县，参加人员由学生、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发展到工人、农民。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从而加强了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1938年春，日军逼近黄河岸边的潼关，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保卫陕西宣言》。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颁布后，中共陕西组织立即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服从抗战利益与真诚拥护团结的党，同时对国民党打击、限制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坚决进行抵制与斗争，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孤立、打击顽固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团结开明进步人士。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国民党要害部门，在国民党的行政、教育、军事、党务系统中取得职务，担任县长、县三青团干事长、校长、科长等重要职务。中国民主同盟的杜斌丞、韩兆鄂，国民党三十八军的陈雨皋，教育界的李瘦枝，东北籍的知名人士车向忱等民主人士，都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为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历史功绩。

　　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陕西党组织加强了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和工作。十七路军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创建的一支国民党地方部队。1936年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番号被撤销，缩编为第三十八军，参加华北抗战。孙蔚如以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任三十八军军长，下辖赵寿山的十七师、李兴中的一七七师及陕西警备一、二、三旅和教导团、骑兵团等部，全军共3万余人。第三十八军1938年7月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团，孙蔚如任军团长，下辖赵寿山、李兴中的2个军;1938年11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下辖赵寿山、李兴中、李家钰的3个军。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和工作有较长的历史。早在1923年，共产党人魏野畴就开始同杨虎城接触，向他宣传马列主义。中共在十七路军中建立地下组织始于1927年初。在十七路军的前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政治处建立的中共支部，是中共在这支部队建立的第一个组织，书记曹力如。西安事变前，中共在十七路军中建立的秘密党组织有师的军委3个、团的军委3个、营的军委3个、特支2个、总支1个、支部50多个。西安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张希文、吕剑人、张庚良、汪锋、张一平、申敬之、崔一民等一批干部为党的特派员或负责人到三十八军中开展工作，使党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共陕西省委在三十八军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蒙定军为书记，后为郝克勇(范明)负责，统一领导党在三十八军的工作。

　　中共在十七路军中的工作和斗争，从1923年到1946年前后持续23年，不仅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而且使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得到改造，大批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成为共产党员，一些高级军官如张汉民、赵寿山等也入了党，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秘书宋绮云也都是共产党员。杨虎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孙蔚如、李兴中等原十七路军主要将领，在全国解放后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共组织的工作和中共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原十七路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支劲旅。在抗日战场上，这支部队先后参加了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多路围攻，坚守中条山两年多，开展了豫北游击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保障了西安和关中的安全。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丹心素裹，冲锋在前，英勇杀敌，血染沙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关心党在原十七路军中的工作，多次听取汇报，作部队上层人士的工作。从1942年底到1944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过中央、陕西省委掌握的渠道，实际上直接领导了党在原十七路军中的秘密工作。毛泽东对党在原十七路军中的工作曾给予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原十七路军将士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先后起义。1945年7月，原十七路军之十七师起义;1946年6月至8月先后有五十五师起义、一七七师的两个连起义。起义部队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洲，政委汪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

　　五、陕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陕西是全国抗日战略总后方之一，西北大后方的前沿阵地，是中共中央的抗战指挥中心。在艰苦卓绝的8年全面抗战中，陕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陕西组织和陕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  第一，发动组织陕西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实现。陕西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中共陕西地方组织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忠实的实践者，是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者。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陕西省委就明确提出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动员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和抗战而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各级组织利用卢沟桥事变及其发展的形势，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战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人民的组织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部署和领导下，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各种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工农商学及妇女等各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空前的反侵略宣传周和“捐献一日所得”运动，支援前方抗日将士。西安、咸阳、安康、汉中等地纷纷组织学生抗日宣传队下乡宣传，他们通过召开抗敌大会、农民大会、讲演会、座谈会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街头演讲、演唱等多种形式，声讨日军侵华暴行，讲解防空、防毒及救护常识，动员人民参军支前。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青年积极要求报名参军，百姓慷慨解囊，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要求转交前方将士。一些地方官员和士绅也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民众的抗日活动，建立抗日武装保境安民，有的还率部到前线与日军直接作战。

　　   1937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八路军沿陕西的三原泾阳、富平、蒲城、白水、澄城、合阳、韩城一带东渡抗日。沿途各县民众在中共陕西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迎送八路军出征，热情慰问出征将士，许多青年投笔从戎，踊跃参军。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共产党员要带头开赴抗日前线，抗敌救国，奋勇杀敌，用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群众，并要求每个党员和支部在特殊情况下都要有独立工作的精神，以各种方式动员和组织群众抗日救亡。

　　  中共陕西组织积极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动员，使陕西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第二，三秦儿女用血肉之躯保卫河防，巩固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与日军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终因敌强我弱和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使华北、华东、华中大片国土陷入敌手。在这种形势下，巩固西北、西南大后方，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陕西东依黄河，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无论是群山环绕的关中，还是黄土高原的陕北、秦巴山区的陕南，均需据险设防。尤其是1938年日军侵入山西、逼近潼关后，陕西不仅成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和华中、中原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更是连接西北、西南的重要枢纽。保卫陕西，抗击日军，支援前线，就成为中共陕西组织和广大民众的重要任务。

　　  中国共产党对陕西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陕甘宁边区军民为保卫河防英勇奋战。位于黄河西岸的陕西黄河防线，府谷至宜川段由陕甘宁边区防守，宜川至潼关段由国民党第10战区防守。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为加强对留守陕甘宁边区部队的领导和指挥，为保卫河防、保卫边区、保卫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1938年3月，边区保安司令部下辖的10个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也划归留守兵团管辖，从村、乡、区到县还建立了抗日自卫军。到1938年底，自卫军人数达22.4万余人。这些武装成为陕甘宁边区进行保卫河防、清剿土匪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从1938年初至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及边区军民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78次，粉碎日军数十次进攻，共歼灭日军近万人，胜利完成了保卫河防的任务。

　　  1938年初，日军进逼潼关，炮轰陕西河防，陕西即将成为国防前线和战区。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全陕军民奋起保卫陕西，在保卫陕西的神圣战斗中团结起来共赴国难。省委要求“陕西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更加紧学习军事，学会打仗，时刻准备上前线!共产党员应当站在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斗争前线!为坚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奋斗到底!”中共陕西各级组织积极组织和动员民众抗日力量，参加或配合国民党军队奔赴抗日前线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三秦子弟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军的西进锋芒。由成仿吾作词、吕骥谱曲的《保卫陕西之歌》迅速唱遍全省，它反映了近千万陕西同胞的共同心声，无数热血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朱德总司令在东渡黄河时气壮山河的誓言：“古人中流击楫而誓：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我们这次出征，不把日寇赶出中国，也决不复渡黄河。我们要打到敌人后方去，打到鸭绿江，直抵黄龙府，再与诸君痛饮!” 更是时时激励着三秦儿女奋勇杀敌。1938年7月至1940年10月，陕军孙蔚如部坚守晋南黄河北岸的中条山，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有力地保障了大西北的安全，被誉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在整个抗战时期，除陕北府谷沦陷数小时外，日军没有能够侵占陕西一寸土地。三秦儿女用血肉之躯保卫家乡，确保了全国抗日战略大后方的安全。

　　第三，积极支援前线，为全国抗战提供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抗日战争时期，陕西约有937万人口，耕地面积3692万余亩。陕西人民为抗战前线输送了大批兵员。陕甘宁边区1937年至1938年两年，共动员了8000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和边区保安队。1939年12月28日，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与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发出训令，动员壮丁1710名补充留守兵团和保安队，要求3个月内完成，而延安县这次完成130名，占补充总数的7.6%。1940年春，边区政府原计划动员3500名青年参军，结果有5000多名青年参军。全面抗战期间，边区先后动员了3万多名青年参军。延安县和延安市的青年表现得非常积极，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延安前后参军的青年人数占到当时县、市总人口的10%。另据国民党陕西军管区的统计，八年全面抗战期间，陕西历年征兵额为：1937年自10月征兵为5.0108万名，1938年11.2372万名，1939年18.2025万名，1940年18.3276万名，1941年15.4285万名，1942年15.6904万名，1943年9.2864万名，1944年13.8264万名;1945年初至9月3日为8.6119万名。连同志愿兵等兵员在内，共训练壮丁约160万以上。以当时陕西人口计，几乎不到9人就有1人应征。

　　  陕西还为抗战贡献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当时，陕西驻扎着胡宗南的四五十万军队和四五万军事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军粮均取自于陕西人民。陕西人民年需负担军粮256万石，加之阎锡山的部队每年也要向陕西采购军粮10余万石，陕西人民的负担极为沉重。另外，自抗战爆发，冀、鲁、晋、豫诸省相继沦陷，难民流亡，云集关中陇海铁路沿线各地。尤其是在黄河决口以后，黄泛区灾民更像潮水般涌入陕西。据当时官方统计，为数约10万左右。因此，在抗战开始后不久，陕西就把开垦荒地、扩大农村耕地面积视为重要问题之一。当时，陕西纳粮数及人均负担均超过全国其他省。1941年至1945年，陕西每年的纳粮数分别占全国总数的6.6%、7.3%、7.4%、8.7%、8.5%;全国纳粮各省平均每人负担不过0.574石，而陕西省每人竟达1.564石。以粮食产量与捐纳赋粮的比例计算，1944年度后方15省粮食产量中捐纳田赋者，还不到4%，而陕西竟达10%以上。

　　  第四，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创建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贫穷、闭塞、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举世称誉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政治上最先进的区域。国内外进步人士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誉为“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新中国的试管”。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和以它为样板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称为“民主中国的模型”。  陕甘宁边区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大力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成为进行民主政权建设的模范。民选的参议会是边区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边区政府和法院由它组建，受它的监督并对它负责;参议会的参议员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真正民主选举产生;边区的政权在组织上实行“三三制”，不论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均吸收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代表参加。这种政权结构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形成了最广泛的执政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管理边区，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在我们这个没有民主传统国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创造。”“全国人民渴望着的民主政治，毕竟在适宜于它生长的土壤上，结出灿烂的果实。”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模范。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穷，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困苦。抗战时期，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休养民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总的方针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依靠和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协调发展的政策;在产业结构上，实行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方针;在财政方面，实行照顾各方利益，适当征粮征税，合理负担，开源节流，厉行节约，生产自给的政策;在土地政策上，除已完成土改的地区外，一律实行减租减息。上述方针政策的实行，合理地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在农业、工业、商业、财政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对于战胜困难，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改变边区经济落后面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模范。边区各项文化事业原本就十分落后，文盲高达90%以上，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疫病流行。边区党组织和政府按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方向，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拓荒式的工作。特别是1942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的边区高干会议决定把生产与教育列为边区两大任务后，边区文化建设事业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一是大办干部学校，提高边区干部文化素养和理论政策水平;二是从扫盲入手，办好识字班、夜校、冬学和小学、中学，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三是逐级建立医药社、卫生社、卫生院和医院等医疗机构，改善医疗条件，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四是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文艺活动。各项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使边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楷模，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  第五，在中共中央倡导培养下，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培育、铸造了闪耀着时代光辉的延安精神。

　　  革命圣地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1942年，毛泽东考察延安县的工作，对延安县的干部不怕艰难困苦、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十分赞赏。他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高度评价：“延安县同志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精神。”此后，“延安县同志的精神”在各方面被广泛传播、发扬和充实，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连同“整风精神”、“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等被一起概括、升华为“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

　　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06年1月在延安慰问和考察时讲到:“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保留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精神动力，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