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陕西简明历史 第二编 第二章

　　第二章  改造社会 恢复国民经济

　　一、没收官僚资本，壮大国营经济

　　陕西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 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而首要任务的是接管和恢复经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压榨和掠夺，以及连续多年的战争破坏，国民党政府给陕西人民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人民政府在接管工作中，对于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企业、官僚资本企业及一切公用事业，采取一般不打乱原来机构自上而下整套接管的方针进行接管或没收，同时恢复生产和业务。

　　还在解放战争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就发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号召。至1949年底，全国共没收官僚资本企业2858个，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1949年7月，陕西人民民主政权先后接管没收了国民党政府的咸阳纺织厂、西京机器厂，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的制革、汽车修理、机器制造等军需工业，以及国民党政府的电厂、铁路、电讯、邮政、水利等多种公用事业。此外，人民政权还颁布了《矿业开采管理条例》，规定一切矿藏均为国家所有，不得私自开采。通过没收、接管和整顿，将原官僚资本雍兴实业公司改组为西北人民纺织建设公司，陕西企业公司改组为关中企业公司，同官煤矿改组为国营煤矿，官僚资本在陕的15个金融机构及其46个分支机构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银行分支机构。

　　对这些企业的没收和改组，标志着官僚资本在陕西的彻底消灭，进一步壮大了陕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二、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

　　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还有3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把土地改革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一项重要举措。

　　由于陕西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陕北解放区21个县、149.6万人口的地区就先后完成了土地改革。至1950年2月，黄龙地区解放较早的5个县，也已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全省解放后，新解放区首先进行了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工作，建立起农村基层政权，为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1950年7月，在中共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省委书记马明方作了关于陕西省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9月，陕西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陕西的土改工作提上日程。10月，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正式开始。这次土改主要是在新解放的关中地区、榆林长城以内汉族居住区以及陕南地区分两批进行，至1951年7月基本完成。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其它条例规定，并结合陕西实际进行的。陕西地主占有土地很不平衡，陕北较多，陕南次之，关中较少。据调查，关中地区地主、富农占农村总户数的6%，占有土地约20%左右，在土改中应没收的地主土地和应征收的公地占土地总量的5-6%，关中地区地主户数和所占土地比重都相对低于陕北的70%和陕南的30-45%。这是陕西土改的一个特点，也是当时陕西进行阶级估量和制定土改具体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土地改革中，陕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始终贯彻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及时纠正了土改中发生的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并结合土改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1952年7月，陕西省宣布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全省780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1030万亩土地、562万件农具、8万头牲畜、7万亩庄基地、88万间房屋、1.1亿斤粮食和23万斤棉花，并免除了农民向地主缴纳的地租15亿斤粮食。陕西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宣告结束。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实现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拥有土地的梦想，激发起农民高昂的生产热情。许多地方的农民自发地组织互助组，较好地解决了劳力不足、缺乏牲畜现象，大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如长安县王莽村翻身农民，组织了14个互助组，解决了生产中劳力和畜力不足的情况，促进了农业生产，成为全省闻名的互助组。韩城县南涧村贫农史安福，土改前全家人仅有3分旱地，土改后分得1.9亩水地和8亩旱地，货款买驴，精耕细作，创造了小麦亩产810斤的纪录，被评为全国粮食丰产模范。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村生产力获得一次大解放，同时也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三、禁烟肃毒，扫除社会丑恶现象

　　旧中国吸毒、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摧残着人们的身体，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因此，人民政权一成立，就把铲除社会毒瘤，净化社会空气，树立健康、进步和文明的社会风尚，作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

　　解放初期，一些土匪逃往深山老林，迫使山民种植大烟，秘密出售，聚敛钱财，扰乱社会秩序。1950年4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铲除各地烟苗的指示》，要求在工作较有基础的地区立即说服群众，坚决铲除鸦片烟苗，改种田禾;在有股匪盘踞、社会秩序尚未安定的地区，向人民群众宣传人民政府禁烟政策，说服其铲除烟苗，改种田禾。4月28日，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查烟毒禁吸烟毒布告》，号召各界人民对种、运、售、吸烟毒等不法行为严加检举，以期彻底肃清。8月22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向西北5省及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指示，要求各地依据本地实际，制定禁种、禁吸、禁止买卖烟土的实施办法，并设禁烟委员会负责各地禁烟禁毒工作。为了扩大影响，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9月30日，西安市禁烟委员会在革命公园举行西安市禁毁没收烟毒大会。10月18日，《陕西省禁烟禁毒暂行办法》颁布，具体规定了禁烟、禁毒的奖惩办法。1951年4月3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正式颁布《陕西省禁烟禁毒惩治办法》。6月3日，在西安市新城广场举行第二次禁毁没收烟毒大会，当众禁毁烟土1458两、料底2198两、料面1550两及一大批烟壳、毒皮、烟枪、制毒机器，并依法判决一批制造、贩卖毒品的罪犯。

　　为了使禁毒在全省形成强大的攻势，1952年8月10日晚，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的《关于禁毒行动的指示》，宝鸡、南郑、渭南、潼关等禁毒重点城市统一行动，将大毒犯全部逮捕。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禁烟肃毒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净化了社会空气。

　　在禁烟肃毒的同时，人民政府还进行了改造妓女工作。各地查封妓院，将妓女集中起来教育学习，对老鸨、领家一律管训。为了改造妓女，使她们有一技之长，西安、汉中、宝鸡、安康、商洛、榆林等地，都相继办了劳动习艺所等机构，使其掌握生产技能，获得谋生手段，从而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扫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宣传贯彻《婚姻法》的活动，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批女英雄、女模范，使移风易俗的活动有了更为巩固和广泛的基础。

　　四、“三反”“五反”，纯洁干部队伍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发出了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号召，要求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一些干部就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他们贪污浪费，腐化堕落，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如西安市解放后一年内就发现并处理大小贪污案109起。陕西省级机关某部门，擅自挪用自己掌管的700多万斤小麦，从事所谓机关生产，由于领导人员存在严重官僚主义，少数干部欺骗领导，违法走私，贪污浪费，致使损失小麦33.65万斤。在全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也都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尤其是在高级干部中揭露出象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污腐败分子。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于1951年11月到1952年上半年，深入开展“三反”、“五反”斗争，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根据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陕西省和西安市从1951年12月上旬到1952年5月底，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12月7日，西北局召开西北区、陕西省、西安市三级党员干部大会，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作了《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斗争》的报告。“三反”运动开始后，各地区、各部门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揭露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不少贪污分子交待了罪行退出了赃款，对一些罪恶重大拒不坦白者进行了严惩。1952年1月4日，西安市在革命公园召开宣判贪污罪犯大会，除对1名贪污数量特大而又拒不悔改的犯罪分子处以极刑外，对其他罪犯分子根据罪行轻重、认罪态度好坏判处不同的有期徒刑，并从轻处理了7名有立功表现的罪犯。全省其它各地也都依法公开处理了一批贪污罪犯。这样，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有效地打击和遏制了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

　　“三反”运动后期，全省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受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从1952年2月到8月，西安、宝鸡、南郑三城市进行了“五反”运动。对私营工商业者中的不法分子进行了打击，使得一些不法工商业者通过向干部行贿的手段，非法获取高额利润，甚至偷工减料，制造假药伤害人民志愿军的现象得以制止。“三反”、“五反”运动以及1951年至1954年的整党建党，揭露和清除了国家机关中的贪污腐化分子，挽救了犯有各种错误但愿悔过自新的人，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净化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五、国民经济恢复成就斐然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陕西人民发扬延安精神，克服困难，艰苦创业，医治战争创伤，到1952年底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农业方面，关中新区和陕南新区的土改完成后，人民政府向农业投资600多万元，发放货款3300万元，扶持农民兴修农田水利，解决农民缺乏牲畜、农具、种籽、肥料等困难，鼓励农民改进耕作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在此期间，人民政府还投资1000万斤粮食，修成了过去16年未修成的洛惠渠，全面修整了泾惠渠，陕北、陕南也都新修了一些水利设施，使陕西可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353万亩扩大为525.2万亩。1952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15.33亿元，比1949年增长28%，平均每年递增8.6%。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达397.5万吨，增加20%;棉花7.34万吨，增加68%;油料138.6万担，增长23.2%。其它农作物的主要生产指标也都全部超过1949年的最高水平。

　　在工业方面，国家实行 “重点建设”方针，集中投资9041万元，先后对公私合营新秦企业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的机器厂、电厂、造纸厂，对榆林毛织厂、同官 (即铜川)煤矿、新建煤矿等工业企业进行了改建。1952年5月17日，西北最大的新型纺织厂国营西北第一棉纺织厂，仅用11个月全部建成，其设备和生产能力在西北均为最新最大。到1952年底，全省工业总产值达4.79亿元，比1949年增长73.2%，平均每年递增20.1%。公私合营工业与国营工业，每年分别以73.5%和66.7%的速度递增，个体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业每年分别以5.3%和7.5%的速度递增。生铁、原油、原煤、发电量、棉纱、棉布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均比1949年有大幅度增长。

　　在交通运输邮电方面，国家投资1076万元，维修、恢复和完善西安至潼关、西安至宝鸡、咸阳至铜川铁路415公里。在河南、陕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修复陇海铁路洛阳至潼关段，使这条中断达20年之久的铁路全线通车。铁路货物发运量从1949年的97万吨增加到1952年的189万吨。国家投资817万元，恢复改建或扩建了西兰、川陕、咸榆、汉白公路干线，修建了川陕公路的褒河大桥，修复汉 (中)白(河)公路重要桥涵工程。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1908公里增加到1952年的3863公里，货运周转量由1950年的1637万吨公里增加到1952年的2582万吨公里。在加强对现有邮电设备维护和使用的同时，架设国防电话线路322公里，架通了铜川到延安的电话线路，在安康、府谷、宜川、靖边4县安设了小型电台，架装了南郑到安康的载波机，并开辟增加了新的邮路。

　　在商业财政方面，1952年全省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为5.89亿元，比1950年增长86%。其中国营商业零售额由1950年的12.6%上升为1952年的31.5%，私营商业由77.3%下降为42.5%。1952年地方财政收入达1.8亿元，总支出为1.11亿元，实现了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

　　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根据这一精神，全省解放之初，就开始了对旧学校的接收和改造工作，实行了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了原有的教育制度。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专项投资1735万元，用于发展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到1952年底，陕西各级在校学生达156.7万人，比1949年增加1倍多，其中高等学校增长107.3%，中学增长61.2%，小学增长103.3%。卫生医疗机构达到715个，比1949年增长3.8倍。另外，在西安还建设了一个可容纳10万人的大体育场、一个剧院和人民大厦，南郊成为西安的文化区。

　　在人民生活方面，经过国民经济三年时间的恢复发展，全省人民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由于物价稳定，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可靠保证。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从而使农民生活得以改善，1952年农民消费水平为每人每年64.2元，比1949年提高36.9%。由于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就业人数不断扩大，职工人数由1949年的13.4万人增加为1952年的34.4万人，基本上解决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问题。职工工资有所增加，1952年陕西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达1.12亿元，比1949年增长3.06%。

　　总之，到1952年底，陕西已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